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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7日，蒋介石翻阅往日日记，感叹十余年来基本组织与核心干部依旧空虚如故，他在日记中自记： 二十二年三、四月之间日记，犹注重于整理基本组织，选定基本干部为急务，及基本部队、基本地区、基本组织与核心干部为革命之基石，而今时逾十二年犹依然故我，空虚如故，安得其不败亡耶。 此时的蒋介石，正如同陈克文所说的，“党政军最高权力军在他一人手里”，和他1933年二度下野时的情况相比已大有不同，但是为何仍有此感叹？蒋介石在此段时间内又做了那些努力？均值得细加探究。 蒋介石的三大核心组织 蒋介石此时所拥有的，是一部体积庞大但内容空虚的党国机器。抗战前夕，国府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当时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的处境十分的艰难。依照孙文的训政理论，被赋与重任的国民党，自北伐成功后即逐渐组织松懈、革命精神涣散，无法担任“发动机”的角色。蒋介石的解决之道，除了继续在体制内进行改革外，也曾经尝试成立一些核心组织，并培养基层干部，用以推动各项改革。 1931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时，总结其失败的原因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才会“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当时蒋除了加强情报组织，还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强调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希望藉此刺激“国民党原来的组织，使其积极整顿，相互竞争”。然而这批黄埔学生幼稚蛮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介石于是想到以三青团取代力行社，扮演核心团体的角色，刺激并推动老旧的国民党。三青团成立后，由于其成员与国民党相迭，工作重复，久之渐成竞争之局，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再者，至1945年时团员已逾百万，官僚化的现象颇为严重，实已无法担任刺激并推动党机器的核心组织角色，加上因应宪政需要，蒋乃决定将党团合并。 在力行社和三青团之外，蒋介石其实尚曾有一个核心组织，用以推动党国机器，那就是侍从室。侍从室的组织，始于1933年南昌行营的侍从高级参谋室，原编制为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纪录，第四组总务，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1935年南昌行营结束，蒋介石乃将侍从室改组，分设第一、第二两处，第一处设第一（总务）、第二（参谋）、第三（警卫）三组，第二处设第四（秘书）、第五（研究）两组。1940年侍从室增加第三处，主管人事业务。 侍从室的情报职能 侍从室最初是一个负责蒋个人书告拟撰及公文承转的幕僚组织，由于侍从室人员均为蒋的亲信，深获其信赖，加以进出函电、文件数量的日益增多，非经幕僚签拟提供建议，实无从审择决定，侍从室所扮演的角色遂日渐广泛，其重要性也绝非力行社或三青团所能相比。根据笔者的研究，侍从室的功能，除了为蒋介石草拟书告及党政军各部门文件的呈转与审拟外，共有以下几项： 第一，以极为精简的人力，处理各方送呈的大量情报数据，使其成为有价值的情报，有利于蒋介石及相关机构参考运用。 如战前及抗战初期蒋介石对于川局的成功因应，固然有赖于中央的斡旋与妥协，而侍从室所提供的情报，及其幕僚根据各方情报所做的分析与建议，亦有助于蒋介石全盘掌握川局，制定出妥善的对策，迨无疑问。不过在情报处理的过程中，所牵涉的环节甚多，不论是情报的取得、分析与运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稍有失误，即可能前功尽弃，如西安事变及珍珠港事件前的情报系统失灵，未能事先产生预警作用，均为具体例证。 在对各情报机关的管理与考核方面，侍六组在成立初期，由于唐纵个人的职位低微，面对强势的各大情报机构，实无法作实质有效的管理与考核。不过在戴笠坐大引起蒋介石的疑忌，并对其做出有效的控制后，唐纵也得以开始建立各种档案及收集统计数字，以“科学化”的方式，对各情报机关进行考核与管理。不过侍从室考核的盲点，在于不重视各情报机关的反情报能力，以致泄密的情况严重，且始终未能改善。 侍一处的参事室，主要任务为派视察人员至各战区视察中统、军统人员和国军部队主要将领的活动，掌握中共驻渝办事处的活动情况，随时汇整为情报，交由侍一处主任直接呈送蒋介石。如遇重大贪污舞弊案件，或特工人员行动逾矩遭地方投诉事件，蒋介石多批交参事室签办，因此该室在当时被视为“特工之特工”或“监察之监察”。侍二处第四组（主管财经事务）也曾设立经济情报组，通过经济情报对侍从室视为不甚可靠的军政领袖进行监控。 侍从室的决策辅助职能 第二，协助蒋介石作出决策，并执行一些具有机密性质的任务。 由于国民政府的决策机构众多，包括行政院、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等，各自均参与部分决策制定，而侍从室在其中往往扮演最后“把关者”的角色。例如在战前“五五宪草”审查的过程中，侍从室贯彻了蒋介石的意旨，将内阁制的宪法草案转换为大权集中于总统的宪法草案；又如在年度政府预算案的审查过程中，协助蒋执行最后把关的工作。 至于政策研究方面，侍从室最重要的成果，即为国民党六全大会政纲的研拟。侍从室汇整党内各派立场各异的政策意见，整合为大多数人均能接受的政纲，将国民党的经济政策，由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转型为计划自由经济，并且尝试建立社会安全体系，对于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外交方面，侍从室第五组和国防设计委员会在战前为蒋介石最重要的咨询机构。1938年蒋介石在陈布雷的建议下设立参事室，1941年蒋又命陈布雷和王宠惠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内设置国际问题讨论会，专门研究战后国际问题。此二机构出现后，侍从室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大为缩简，无法与其在党政决策上的重要性相比，不过仍积极介入中日秘密外交、韩国独立运动等活动，并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协助蒋介石进行“元首外交”。 在军事上，侍从室除了经常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另在国军重要人事案的核定过程中，负责审核并签注意见，供蒋参考。张治中在侍一处主任任内发现，团长以上（特种兵营长以上）的任命均需蒋介石的核准方可正式任命，耗费蒋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乃与何应钦商量，凡由军委会铨叙厅所呈报的人事案，仅将少将以上的任免呈蒋亲批，其余均由张签名，批上“奉谕照准”即可，此举减轻了蒋的负担。在编制和装备的分配上，侍从室也有一定的影响力，1940年桂南会战结束后，侍从室积极建议撤销桂林、天水二行营即为一例。抗战后期，一些地方部队甚至贿赂侍从室人员，以期获得武器弹药，该室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侍从室由于深获蒋介石的信任，因此曾负责策划一些秘密的军事活动，例如1938年的策划空军出征日本（所谓的“人道飞行”行动）、建议于花园口决堤阻绝日军，以及1943年的策划突击延安行动。这些秘密军事行动的成效不一，功过一时也难有定论，不过侍从室在其中扮有重要角色，则殆无疑问。1944年起，侍从室负责中美联合参谋业务，改善了史迪威在华期间中美两国参谋人员的工作关系，有助于中美双方的军事交流。 侍从室的沟通联系职能 第三，强化对党政军机构及外界的联系，有助于党国机器的顺利运转。 战时中国政治上的最大矛盾，在于仅做到党政军大权高度集中的“领袖集权”，而中央的政治机构仍是重复凌乱，未能做到“行政集权”。战前中央的行政权，系为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及中央党部所分割，军事行政属于军委会，其余则属于行政院及中央党部，由于此三大机关俱为蒋介石一人所主持，故机关虽分立，但统帅大权仍然得以集中。未能做到“行政集权”的最大问题在于，一旦蒋无法视事（如西安事变），政局立即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至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军事的需要，于军委会之下又增设若干部会，其职掌不仅与行政院各部会重复，而且与中央党部各部门相混合。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后，中常会、行政院及军委会仍然分别为党政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由于此三大机关的联系混乱，政出多内的弊病始终未能革除，三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主要依赖于侍从室。1944年底，蒋介石指示侍从室定期需和党政军各界人士以电报方式联络：侍一处对于各战区司令长官，应每周用电报联络一次，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等，每月用电报联络一次，询问对于兵员、经费、训练及其有否困难等情事，分别按期整理报核。侍二处对各省府、省党部首长，也应每半月用电报联络一次。此外蒋介石自治军时起，即以兼职方式贯通权力，并沿用到治理政务、党务。侍从室成立后，更以各主管兼任党、政、特职务，希望经由人事关系，弥补政制上的缺陷。 侍从室人员由于业务常涉机密，故被要求尽量断绝社会关系，不过在工作上与学界及新闻界的联系则为例外。 侍从室和学界的联系，主要包括邀请学者为蒋介石草拟书告，参与法案、政策的研拟，或执行政策性的研究。侍从室并曾成立艺文研究会，赞助数十种报纸及刊物，并出版《艺文丛书》；协助著名学者马浮创办复性书院，又协助哲学界恢复中国哲学会，不仅扩大知识分子的参与，也强化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合法性。 侍从室和新闻界的联系，除了指导官方媒体之外，主要为扶植《大公报》。扶植在野大报的政策，一直延续至战后台湾，甚至为在野的民进党执政后所仿效。 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横向上机关重复，以致权责不专；纵向上则是层次过繁，以致效率迟钝。根据一项估计，在战前，中央将一份统计表分发至各县，中间需经过五十余道手续，费一年半载才可以收回少许，行政院院会遇到涉及两个部会以上的事件，则需三个月方能解决。 侍从室成立后，蒋的命令得以经由手谕的方式，穿越一般行政体系公文层转的流程，迅速下达。例如1937年7月7日夜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翌日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对此事尚毫无所知，宣传部部长邵力子虽接到通知，但不知如何发布此项消息，但是蒋介石却早已接到事变的详细报告，并下令给前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冀察绥靖主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固守宛平城，又电转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向华北增援，以防事态扩大，充分展现了侍从室危机处理的能力。但是也正如同何廉所说，“这再一次证明，真正的实权只落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委员长以及他的侍从室，而不是行政院的办公室，理论上说，这不是政府的主要执行机构啊。” 侍从室的负作用 侍从室虽然作出了上述各项贡献，但是在运作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功能。 第一，破坏正常体制运作。在党方面，中常会、中政会名义上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不过早在战前其功能即已丧失殆尽，蒋介石对于一些党国元老更是深恶痛绝，一度甚至有意成立“枢密院”专门收纳他们，认为“不使元老与资深者，负行政直接之责，实为安固国本之要道”。王子壮1935年即注意到中常会已无任何重要性：“如蒋之主席事实上不能分身来主持党务，至常务委员会多为老先生，除开会外，亦均不到党部，事实上并不能负若何之责任也。”至于中政会，由于蒋介石及许多封疆大吏的委员均不出席，一些学者也认为“遂成为追认备案之机关”，甚至是一个“清议与谩骂的机关”。至1938年临时全代会确立总裁制后，党内民主的气氛益见消沉，一切惟总裁蒋介石是赖，各重要事务均先经总裁批准而后提交中常会，而蒋一般仍不出席会议，各委员仅能照案通过，而无表达意见的机会，以致中常会丧失以党治国的领导权威，几乎等于事务性的会报。 蒋介石不仅偏好经由非正式体制的决策模式，在政策实施时也常透过颁布手令的方式越级指挥，引发争议。如王子壮曾于日记中抱怨蒋“事无巨细，躬自为之，故手谕纷纷，年数千条”，此种作为“非政之善者，未能提纲挈领，由制度上督促全国共同向上也……此种方法极不经济，而无普遍之成就”。熊式辉更曾当面提醒蒋介石：“总裁用兵及用人行政，每喜用直接指挥办法，如言组织之运用，在纵的方面破坏法则，莫此为甚。”1945年2月，行政院长宋子文也曾面谕各部会首长，不得以公事率呈蒋。不过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在听说此事后的反应，却是认为蒋不可能改变其习惯：“此系当然之理，然与委座向来理事之习惯不同。” 第二，蒋介石不重视正式制度而仅让少数人参与的决策模式，造成的另一负面影响为使下属普遍存在疏离感。党政干部的消极被动，对机构尚不致产生立即的伤害，而高级将领的疏离感，则经常造成作战被动。徐永昌即认为蒋介石好直接指挥的结果，使得国军将领完全倚赖蒋的命令，令打则打，令退则退，无令则一味观望，友军虽败不救，丧失了不知多少有利机会。 虽然侍从室在推动党国机器时，产生了上述的一些负面效应，但是蒋介石对之仍是寄望甚深，多次希望侍从室能够扩大职能，不过均遭陈布雷婉拒。蒋介石不得已，在1945年曾一度考虑另外成立幕僚长会议作为“核心组织”，取代侍从室的既有功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研拟日后办公办法，其中包括第一、二两处主任与党政军幕僚长及各部会主管联系办法，计划侍从室两主任每两周分别约集党政军幕僚长及有关部会主官或重要人员聚餐一次，沟通意见并了解各机关奉行手令事项的进度。显示幕僚长会议的功能仍由侍从室承担，侍从室所扮演的“核心组织”角色，仍未被取代。 台湾时期的“侍从室” 1949年大陆易帜，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于5月下旬飞抵台湾高雄，随即于7月1日于台北草山设立总裁办公室，其内部组织分为两部分：一为协助蒋决策者，初名顾问委员会，后易名为设计委员会；二为处理业务者，初分七组，分掌党政、军事、新闻、警卫、研究、人事及总务，后增加经济、秘书二组，人事组则改为资料（情报）组。8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以上设计委员会及各业务组负责人得以加入设计委员下所设的党务、政治、财经、军事、外交及文化宣传组，共同讨论各类问题。其中尤以党务改造案讨论最多，从思想路线、政治改革纲要、革命理论提纲，到党实质改造等议题，均曾广泛触及，是为总裁办公室的最大贡献。 总裁办公室的组织、制度甚至文化，多沿袭军委会的侍从室，例如用人精简（每组平均不到10人），均聚居一处，联系密切，运用灵活；蒋手订办公人员服务手则，要求成员严守秘密、实行新生活规条、每日需写日记等。人员方面，也甚多出身于侍从室。无怪有的侍从室人员称新成立的总裁办公室“实际上是新的侍从室”。 不过总裁办公室和侍从室明显不同之处有二：一为蒋介石曾指示“办公室工作同志应与台湾各界人士接触，每人至少应认识十人”，二为总裁办公室仅为临时性的组织。蒋介石于翌（1950）年复职后，以所有军政幕僚工作均有专管机关承办，总裁办公室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乃于3月底结束，所有业务与人员，均分别归并调遣至相关机构。以上两点差异，显示蒋介石对于幕僚机构的运用，已和过去有所不同，而总裁办公室所酝酿出的党务改造案，也使台湾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本文改写自《中国现代史上的侍从室》一文，原载于《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作者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近著《无声的要角：侍从室与战时中国》一书即将由北京汉唐阳光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