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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华文化所以能够一脉相承，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家庭、家族长期稳定发展。由著名历史学家周锡瑞撰写华人妻子叶娃一家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由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等人译成中文后，于2014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拥有了更多的读者。 该书引起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周锡瑞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美国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很早就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1982年，他撰写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在中华书局翻译出版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987年《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出版后，更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先后获得美国费正清奖和李文森奖等有关中国学研究的最高奖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奖。 1994年，周锡瑞带加州大学数十名学生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学习和交流，我请他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演讲，当时正在南开大学进修的吉泽诚一郎就是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翻译成日文的学者。介绍他们认识，成就一段国际学坛佳话。我还介绍他认识了南开大学校史室主任梁吉生教授，得到有关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研究著作，并撰写书评，在英文世界发表。 在南开大学期间，周锡瑞不仅向我介绍了叶娃一家的历史，特别询问了清末天津巡警道叶崇质以及他岳父、岳母等人在天津的生活情况，而且还亲自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去查阅南开学校的各类出版物。当他发现岳母在南开学校上学时发表的作品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在到北京大学勺园拜访周锡瑞、叶娃夫妇，看望他们的千金——周文姬时，还巧遇叶笃庄及其家人。1996年，我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在与周锡瑞教授合作研究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文化的戏剧化之余，经常谈起有关叶家的研究进展。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关注周锡瑞教授倾注大量心血撰写的叶家进展情况。 通读该书之后，人们不难发现，该书主要讲述了生活在波澜起伏的近代中国的一个家庭之变迁，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周锡瑞的笔下，叶家的崛起，可以远溯到元朝末年的钱塘教谕叶盛二。第四世叶华高中进士，是安庆叶家成为显赫家族的起点。因为有关叶家早期的历史，相关文字记载非常少，所以周锡瑞主要是借助于后世的追忆与传说，重点描述谱牒的纂辑与祠堂的修建，阐释传统中国宗法社会的基础。在清代中期，叶家的历史渐趋完整。具体来说，始于1802 年县衙以西叶家老宅坤厚的诞生。在道光、咸丰年间的战乱中，叶坤厚和他的儿子伯英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组织地方团练，为维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建功立业。虽然有苦劳、功劳，但是却没有成为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只是从道台升为省级的藩臬。由于叶坤厚和叶伯英父子在大清河的水利工程中都很有建树，不仅为安庆叶家带来福荫，而且还为日后北上天津的叶崇质等后世子孙树立了榜样。随着叶崇榘被袁世凯处决，叶家的发展走向又发生了变化。 因此，周锡瑞教授特别指出：“在大约七十年的时间里，叶家人都在为清政府效命。他们年轻时全力应付科举，这是他们得到社会认可，获得为官资格的必然之径。之后，叶坤厚的政绩和军功使他的兄弟们和后代不用再通过科举就可以出仕为官，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叶家人踊跃试身宦海……到了民国时期，政治规则发生了变化，局势动荡，令人难安。叶崇质行事谨慎，不太适合官场升沉，于是他转而从商，培养下一代叶家人从事了迥然不同的人生职业。” 据周锡瑞教授的细致研究：当时天津的商业群体分为以周学熙为中心的安徽系和以袁世凯家族为中心的河南系（特别是袁世凯1916年去世之后），而“叶崇质与每个派系都有着适宜的联系：他是安徽人，但是在河南祖母家出生和长大。”因此，他在天津的事业十分发达和顺利。 周锡瑞教授的研究受到多位著名学者的褒扬，美国教授史景迁高度评价该书：“《叶》主要讲述了百年历史中一个家庭的变迁，把整个国家史诗般的记述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叶家人的生活显示了决定现代的重大事件的人性化的一面：19世纪大规模的破坏性叛乱，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周锡瑞参考了非常丰富的资料，让我们了解了叶家是如何一步步走过百年历程的。这是一本内容丰富、颇有独创性的作品。” 罗威廉教授说：“这部著作中，周锡瑞所描写的都是熟悉的历史事件，但他用全新的手法去阐述，用个人深度丰富了那段历史。《叶》确实是一本好书。”裴宜理教授进一步指出：“本书像一面棱镜，发人深思，且人性化，犹如一部引人入胜的现代历史剧，精彩绝伦，信息量极大”。柯文教授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视角，肯定该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史学著作的惯常做法是在沿不同的时间点追踪历史事态的发展，关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时也会以个人在历史事件之下的际遇为例，为他们的历史叙述增添些生动的小插曲。周锡瑞的这部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史学写作方法。他向读者提供了解读重大历史事件必要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不过与众不同的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由一个精英大家庭的成员们坎坷的生活经历组成的。” 教授笔下的南开教育 在这部书中，周锡瑞教授详细描述了叶家几代人的生命历史，运用了包括日常生活等独特研究视角，揭示了叶家的家庭生活及其社会生活与时代变迁的诸多方面，极为精彩。笔者在此想就叶家几个孩子都到南开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并走出不同的人生道路来重点探析周锡瑞教授笔下的南开教育。 因为叶家多人曾在南开学校求学，所以周锡瑞教授花费了很多心血，深入研究对南开学校及其创始人张伯苓的历史，值得关注。他强调指出：“叶崇质为儿子们规划学业时，对中学的教育有明确的选择：南开中学。”他期望“儿子们能够从事科学、工程领域的职业或是经商，而要从事这些职业必须接受新式教育，在中国北方，最好的学校莫过于天津的南开中学了。对儿子们英语和数学的特别辅导，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通过南开中学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 实事求是地说，叶家年长兄弟与年幼兄弟在南开学校的学习经历不同。年长的三位——笃仁、笃义和笃信——父亲在世时都是作为走读生白天去学校上课，而年幼的弟弟则是住宿生，全方位体验了南开学校的学生生活。年长兄弟里只有叶笃义从南开毕业，父亲去世的那年被南开中学保送进了美国传教士主办的精英学府——燕京大学（同时他也考上了清华大学）。长子叶笃仁，通过了南开的考试，却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尽管叶崇质试图贿赂学校的医检官，叶笃仁还是未被录取。一位在爱丁堡受训过的天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了若干年。之后，他乘坐一辆独特的马车去一所学校上课，预备考取南开大学，这是张伯苓1919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创立的新学府。但就在他即将入学时，父亲过世了。他退学后在中国实业银行任职，基本上继承了父亲在银行业和商业上的事业。 不仅如此，周锡瑞教授对张伯苓放弃军事救国理想转而从事教育活动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客观的阐释。他比较中肯地指出：“南开中学的创立者张伯苓，是近代中国最具进步思想和创新精神的教育家之一。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目睹了令中国蒙羞的中日战争后，他放弃了海军生涯。自此，为了国家自强，他便投身于教育下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远大目标中。他与天津上流精英中的杰出成员合作，并远赴日本和西方考察外国的教育模式。” 更难得的是，周锡瑞教授敏锐地发现张伯苓赋予这所新式学校以现代精神和气质。他指出：“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几年中创建了南开中学。他精力旺盛，身材高大挺拔，又具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天赋，每周都在学校集会上为学生做演讲，灌输独特的南开精神。张的目标是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现代中国精英群体，培养具有科学基础、强健体魄和公益精神的一代领袖。为此。南开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提供了严格的教育，并且以英文的大学教材来授课。扎实的英文功底是入学的必备条件，而懂一门第二外语则是毕业要求。这样很具挑战，那些低学分考入南开的学生只有四分之一能顺利毕业。”（第207页）这样的结论，因为是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周锡瑞教授准确地把握了南开学校的特色。众所周知，体育是南开办学的一大特色。为开设体育课程，开展课余体育活动和组建运动队，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对此，周锡瑞教授也予以充分的肯定：“这是西方团队运动引入中国的重要渠道之一。”具体来说，“南开五虎”是20世纪20年代南开篮球队中五位主力队员的绰号，他们赢得了全国赛冠军，成为国家英雄，继而又在一次友谊赛中击败了来访的菲律宾队，这支菲律宾队是当时亚洲篮球界的一支劲旅。“南开五虎”象征着中国人不但致力于开发学生的敏锐头脑，也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强健体魄，将体育作为向年轻人灌输纪律观念和团队合作精神的方式。 此外，南开学校的社团组织活跃。“学校拥有戏剧音乐俱乐部、演讲比赛、学生社团和学生自办的报纸。这些不但丰富了学校生活，也培养了学生的公民意识。作为一所入学要求严格的私立学校（英语是最大的障碍），它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于上层社会家庭，因为这些家庭可以在家或私立学院（一般由传教士开办）为孩子做特别辅导。为了提高这些年轻精英的社会意识，20年代南开规定必须要修两门社会调查课，学生们去参观当地的工厂、监狱、政府办公室和民事机构，把参观成果写成调研报告。”这是土货化运动开展以后取得的成果，带来的变化。 最后，南开学校的学习经历完全不同于叶家男孩们之前所接受的私塾教育，与叶家先前几代人所受的旧式教育更是截然不同。对南开学校，周锡瑞教授如数家珍地说：学校有初中部、高中部六个年级，大约一千名学生。现代化的校园拥有西式的教室和宿舍，位于老城区南侧、日本租界的西侧。虽然大多数学生来自天津，但是学校盛名在外，吸引了来自全国甚至东南亚和美国的华裔学生。许多老师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特别是美国），后来都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学校的毕业生更是成就斐然……（参见第208页） 周锡瑞教授对天津南开女学的发展也予以高度评价，毫不讳言地指出：教育新时代，女性也是张伯苓远大教育计划的一部分。他在隔壁建立了女生部，所以叶家兄弟们也有了男女同堂上课的经历。（参见第210页） 值得肯定的是，周锡瑞教授在分析把握时代与学校的关系时，始终不忘考察叶家子弟在南开学习、成长的实际情况。如推崇科学教育的张伯苓认为信奉鬼神的迷信思想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虽然说破除迷信是国民党所推行的一个显著政策，但是这样的理念，还是很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可是，在南开求学的叶笃义却并不接受。（参见第222页）早年在南开学校的学习，为叶笃义兄弟在英语、数学和生物方面打下了扎实基础。学校的教育严格而全面，在作物学、昆虫学、土壤肥料学等学科都有著名教授授课，（第232页） 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南开师生的爱国情怀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势力在天津制造各种事端，包括策划便衣队暴动。对此，周锡瑞教授就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比较符合现实：天津便衣队暴动“距离南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这次行动是为了掩护日本人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运送出天津，以扶持他做东北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中国警察与日军及中国汉奸交火时，南开被迫关闭校门一周，把学生送至安全地带。后来的几年里，因为日本特务的持续骚扰，学校经常强制夜间熄灯，并且在第一声枪响时立即断电。”（第211页） 在周锡瑞教授的笔端，南开师生具有顽强不屈的精神。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挑衅，“南开师生都热情投身于全国的抗日爱国大潮中。最初，他们大力支持东北军的指挥官马占山将军，他率领队伍在伪满洲国的最北方对日军进行了短暂却英勇的抵抗。天津报社发起了为马家军抗日募捐的活动，叶家兄弟们也参加了募捐——叶笃庄捐出了他用来买冬大衣的钱，还买了一幅马将军骑在马背上的照片挂在宿舍里。（第212页）不仅如此，张伯苓和学校领导还积极支持这样的爱国行为，张伯苓还被选为天津抗日救国联盟主席。（第213页）在周锡瑞教授看来，“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研究东北已有很长时间，经常去那里探讨教育改革。在南开，他建立了东北研究会，帮忙规划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经济。‘九一八’事变后，这个研究会编纂了一本关于东北地理的教材，成为南开课程中的必修部分。提高爱国意识一直是南开教育任务的核心，学校要确保它的每位学生都明白，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社会调查课以及南开课程中的其他实践内容，张伯苓也希望在课堂学习中融入中国紧迫的社会问题。所以，无论课上课下，东北危机对南开年轻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有着巨大影响。” 在上海事变发生后，南开学校为了应对危机的突然降临，每周增开了一下午的军事训练课。由一位中国海军军官负责指挥操练，把行军拉练和基本的军事技巧训练，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结合在了一起。具体来说，“每当日军行进到附近时，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就会把训练课堂安排在直面日军的地方，以此激发新生们的爱国热情”。（第221页）正是由于南开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所以“战争刚刚爆发，日军就派兵轰炸了南开——这一挑衅行为显然是报复南开总是发动各种爱国活动——学校被迫关闭迁往内地”。（第256页） 总之，周锡瑞教授在剖析叶家历史的同时，对与叶家子弟关系极为密切的南开学校、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和实践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相关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