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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包含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不止一次地被提及。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时代变化中都有种种表现。归结起来，历史虚无主义有一些特点。学术探索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针对中国革命、中国国情的判断而言，特别是中国道路等结论上存在有意弱化革命及其价值的倾向；或将历史上本来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等关系方面正确的认知，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进行解构。 论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价值的判断。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且重要的国情，即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侵略而逐渐沉沦，呈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此属研判中国近代历史的基石。离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谈论历史，无论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近代化运动或曰现代化运动均无从谈起。 我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西方国家试图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势必引起中华民族掀起一个又一个的反击运动。当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中，某些人对上述基石问题提出质疑，认为西方给中国送来了所谓的“自由、民主、博爱”等，较为明显的例证之一是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存在评价过高的嫌疑。实质上，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大量活动，往往和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相配合。对他们来讲，远涉重洋到中国来不仅仅是送来所谓的“博爱”，更有试图在心灵上慰藉被殖民国家民众心灵的意图。此外，某些传教士本身就从事情报活动。如所谓第一个来华创办近代意义上报刊的传教士马礼逊和他的儿子小马礼逊，小马礼逊后成为香港总督的中文秘书。小马礼逊在华期间搜集大量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文献后来被送到大英博物馆）。得益于此类情报，英国在发动鸦片战争过程中往往占得先机。可见，对待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他们所谓的慈善心肠仍需重新评价。不仅要看到他们所谓言论上的博爱，更要联系他们从事情报工作的实际行为。因为新闻信息与情报有密切关系，还有一些到华的所谓的西方名记者也存在搜集中国情报的状况。用历史虚无主义框架来看，列强到中国旨在帮助推动工业化，是对农耕文明的改造。倘若使用这样一套框架，那么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似乎没有必要性了。应该说，如果动摇了反帝这一历史主线，将会对近代中国国情以及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后来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积极争取废除旧条约，建立新的平等的、合作的外交关系产生迷惑。 与上述“半殖民地及其密切相关的反帝”问题相类似的还有半封建社会问题。所谓“封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明显不同于严复译介西方意义上那种“封建”。翻译“feudalism”这个“封建”的概念并结合中国农耕社会的历史定位等学理的深度分析从这里开始。时过境迁，当下一些论著试图重新界定“封建”，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强烈反响。因为中国近代的国情涉及半封建的历史定位，触及学术探讨热点且涉及近代国情的一块基石。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视角来看，封建问题涉及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如果试图从西方意义上新文化史的角度以所谓新概念来重新解释封建问题，继而解构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那该问题就相当严重。因为这涉及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政治指向等。近代中国绝大部分人口分布在农村，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属主要矛盾，所以共产党的一个基本军事策略或者战斗策略是采取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了成功。如果按照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认为近代无所谓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或者否认阶级乃至阶层的切分，甚至对“白毛女”“黄世仁”等经典的文学意象都要进行重新评判，将这个从文艺的角度所反映的真实的历史背景的经典文本颠覆，把地主描绘成充满仁义的阶层，是大有问题的，本质上否定了近代中国国情的重要基石。倘若这个基石垮了，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由此而论，如果历史虚无主义在判断中国国情上无法把控，势必导致人们对近代中国国情以及未来政治道路的时代定位把握上失去方向感。 实际上，许多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谈不上扎实的史料考析乃至科学求真，所以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而大多历史虚无主义系理论套用或先有理论预设，再针对既定结论提出解构。比如认为近代“帝国主义”概念没有提的必要，称它是来自列宁的苏俄政治分析论，和中国国情有一定距离；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封建社会语境中的农民和地主之间矛盾，而比照孙中山早就讲过互助论对历史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套用互助理论认为他们的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诸如此类，这些研究者对“反帝反封建”这样一个近代中国国情判断有偏离。近代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正是建立在国情的基础上，共产党才有了政治革命主动性与积极性，才有党第一次会议乃至第二次会议等等对未来政治中国的科学把握，党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才有了相当的学理乃至政治实践的基础。 在讨论历史问题时，一定要严格的区分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能预先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和框架上太多的设定。在历史研判中为什么常存在虚无主义？这当中涉及理论套路，即是先入为主地认为现有结论不对。为什么结论不对？因为质疑者在历史现象分析或话语表述中涉及学理分析框架先行或意义预先给定。这些质疑者并没有用详尽的史料和科学的研究探讨历史事件，而是炮制或生产“结论”。如对胡适的研究。胡适往往被看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等观念的代表人物，胡适对蒋介石的反对和批评也被认为是胡适所代表的学人民主、平等精神的体现。但是当我们回归历史现场，仔细剖析各方史料就会发现，某些研究对胡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反对蒋介石的主张有评价过高的嫌疑。实际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对蒋介石的反对涉及国民党政治内部派系主张，远不是现今许多人认为的胡适在彰显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胡适的政治背景涉及汪精卫政治利益集团，汪精卫当时反对蒋介石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汪精卫提倡的是民主政治，所以胡适的背后实际涉及汪精卫（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情况有变属另外一回事）。胡适在经营《独立评论》期间倡导民主论政实际是有这样一个背景。而框架先行的结果就是把胡适树立成独立自主精神的代表人物。如果根据史料，特别是胡适和汪精卫之间的书信往来，我们就能看到他并不是彻底地追求独立、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胡适一生都在经营自己的人生，利用有利时局带给他的种种机遇。可见，我们一定要有坚实的史料分析及科学求证，做到知人论世。从胡适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和蒋介石的关系，和汪精卫利益集团的关系，以及和国民党内部政治派系，我们能看到国民党内部是存在重大分裂的政治趋向，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处理历史问题和一些重大变革性问题的时候往往存在所谓的民主派和独裁派意见分歧，这些分歧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如果一味拔高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式民主政治路线是很可笑的，因为胡适并不完全像其日记或发表的论文所宣扬的那样为人做事平实或其时众多学人所要效法的“高贵”。 总的来讲，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国国情尤其是近代国情根基的判断所采取的弱化现有教科书上呈现的结论等诸多态度，试图用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进行重新衡量或价值评估。从这些角度来讲，研究者一定要通过扎实的史料考析，追求社会科学意义内的史学求真，不为所谓的理论套用、框架先行所左右。所谓的给出意义后再分析历史事件等行为，都可能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 总之，回归历史现场，利用扎实的史料，全方位、认真地进行史料辨析和考证，把历史学当成科学研究，去衡量历史虚无主义，去评判历史虚无主义在结论上的弱化或取消已有的对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认知的基石，才有可能达到对国情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从史料、方法论上，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互动论上，跳出理论框架套用误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