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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中国歌谣学而言，长期被学界忽视的李素英在燕京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近世歌谣研究》是系统总结歌谣运动的第一篇文章。在周作人、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影响下，她将近世的时长拉伸到明季，对歌谣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文学性进行了言必有据的诠释，还对北平歌谣、吴歌、客音和藏地歌谣进行了人文区位学研究，创新性地提出歌谣是“介于旧诗词与新体诗之间的一种执中的诗体”。同时，基于对歌谣、文学与社会的理解，她无意识地指出了歌谣之入世、激进、革命的另一面相，以及“歌谣运动”向“歌谣革命”嬗变的可能，即新文艺的主潮应该是以民众为本位、对象和主体的旧瓶新酒的大众化，直至民众自己创作。以此观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横空出世，实乃大势所趋，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李素英 歌谣 运动 革命 近世 一、李素英其人 1918年，刘半农与沈尹默在雪地中的闲谈，引发了至今仍然意义深远的歌谣运动（刘复，1927：3-4）。这场雪地谈话被后人不断引用、诠释，从而富有了浓厚的象征意味和学科史、学术史价值（Hung， 1985： 39；赵世瑜，1999：69；陈泳超，2005：23，144；刘锡诚，2006：78，97；徐新建，2006：18）。在停刊十年后的1935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定复刊《歌谣》，并恢复歌谣研究会。1936年2月26日下午，在北大召开了商议复刊工作及歌谣研究会计划的首次会议。李素英参加了仅有胡适、顾颉刚、常维钧等共计八人出席的此次会议（顾颉刚，2007a：446），并被聘请为《歌谣》的编辑（顾颉刚，2011a：580）。李素英何许人也？为何会有如此殊荣？ 李素英（1910-1986），亦名李素，广东梅县人。虽然是燕京大学杰出的校友，但是在2001年、2002年先后出版的两辑《燕京大学人物志》中，并没有她的名字。就李素英的生平，可查的文献不多，根据其散文集《燕京旧梦》和《窗外之窗》中的《忆童年》（李素，1977，1984：50-94）中零星的记述，我们可以略窥其生平。 李素英的父亲，李同（字季子）生前是梅县的一位小学校长，诗书画皆精，也是受同盟会影响而成立于1907年的梅县在地化革命组织——冷圃诗社的核心人物。李同英年早逝，虚龄仅二十八岁（郭真义，2010）。更为不幸的是，李素英的母亲也很快随之撒手人寰。 在父亲冷圃诗社的故交曾辩（字伯谔）等人的扶持下，李素英先后辗转粤沪两地求学。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期间，她参加过商务印书馆主办的短篇小说征文比赛，并获第二名的佳绩。（李素，1977：219）中学毕业后为积攒学费，她做了一年家庭教师，于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李素，1977：21-23） 大学二年级始，她的文学，尤其是诗词创作才能，得到顾随、钱穆、吴宓、冰心等人的称赏，在《燕大月刊》《燕大旬刊》《北斗》《文艺月刊》等刊物发表新、旧文学作品多篇。顾随赞她“诗写得不坏，词则更佳，宜于写长调”（李素，1977：111）。吴宓则直接将其作品收入《空轩诗话》，点评云：“其诗与词均卓然独到，能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所作苍凉悲壮，劲健幽深，而词较诗尤胜……价值光辉自在，实可称今之作者……隐括现今时代之事象精神，显示作者之人生观，深曲盘健，具见才力”。（吴宓，2005：227-228）她在本科二年级完成的《燕京赋》则得到钱穆的称许。及至晚年，钱穆仍盛赞李素英“文特佳”，将之视为自己“任教国文一最后成绩也”（钱穆，2011：151）。 1933年，在顾随的指导下，李素英完成了约四万字的本科毕业论文——《词的发展》。1935年，该文在《民族》第三卷第九、第十期连载。她领受郑振铎交付的“唐宋大曲考”，同样如期完成（李素，1977：178-179），并以《唐宋大曲考拾遗》为题正式发表（李素英，1934）。 因本科阶段的优秀表现，1933年李素英成功申请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兼做燕京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师从顾颉刚，开始了对近世歌谣的研究（李素，1977：184-187）。1934年，她与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学专业的曾特（曾辩之子）结为连理。1936年7月，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月余，李素英与曾特离开北平到了南京。此后，她在南京、梅县两地教过数年大学、中学。1941年，她在重庆先后协助冰心、李曼瑰编辑《妇女新运》，1945年随同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做一等秘书的夫君曾特旅居布拉格，1950年因时局变迁，举家回居香港。此后，李素英在培道中学教授国文，并重启了散文、诗歌的创作。1956年，李素英入职钱穆主持的新亚书院，在图书馆工作。（李素，1977：155-156）1980年，她移居美国，1986年在美国过世。 除《燕京旧梦》《窗外之窗》之外，李素英还留下了散文集《被剖》《心籁集》《读诗狂想录》，诗歌《远了，伊甸》《生之颂赞》《街头》和译著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马拉•费文拉的《红色列车》等多部作品。这些累累硕果，使得李素英成为研究香港文学的对象之一（如潘亚暾，1989；王润华，2010）。对于一生少为人知的作家李素英，司马长风曾有如下的素描：“李素女士，人如其名，太素了，素得一尘不染，甚至无影无踪……一样的话，由李素女士讲出来，声音就特别小，近在身旁的人，都听不到。声音小，甘于淡泊素静，因此成名很早，著作累累，少为人知。”（司马长风，1984：iv） 1933年—1936年，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时，国文功底雄厚的李素英，对于歌谣这“包藏了一个民族所应有的一切”且“最原始的文学渊源”，萌发了“穷其究竟的热烈愿望”，欲在“这一片无际的荒原——新土”开辟、驰骋，“替近十余年来国人对歌谣的提倡、搜集、讨论与研究，结算第一篇账目”。（李素英，1936a：1）当然，李素英研究歌谣，多少还是有些“古诗词”之私心，因为“喜爱诗词，就想去穷究诗的祖宗——歌谣，想从中发掘它的精华，把它从读书人及一般人的轻蔑眼光中超拔出来，提升到文学的领域里”，从而拓展文学研究的范畴。（李素，1977：188）《中国近世歌谣研究》这篇硕士毕业论文，在1936年6月5日进行答辩，口试委员包括顾颉刚、陆志苇、郭绍虞、陆侃如和朱自清五人（顾颉刚，2007a：482）。虽然在后来的学术史研究中无人问津，也只有洪长泰（Hung，1985：68，222）、季剑青（2011：108-110）等极个别的学者引证过其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但这篇硕士毕业论文即使不能说在歌谣研究史中承前启后，也绝对意义非凡。 首先，它对此前中国近世歌谣搜集与研究的成果首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归纳与总结。其次，它明显地试图将歌谣拉回文艺的“正统”之路，强调歌谣的文学、文艺根性，因而结合大量实例，全面分析了歌谣的分类、内容、特征、形成、修辞、价值，进行了有效的形态学研究。尤为重要的是，在顾颉刚掌舵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等一系列实践的影响之下，李素英还情不自禁地辨析出了歌谣之激进，抑或说革命性的一面，并下意识地指出了对于民众和灾难深重的中国而言，从“歌谣运动”向“歌谣革命”递进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李素英潜意识的视域中，歌谣早已超越出了她主观上想固守的文学本位，而成为社会的、运动的与革命的。换言之，在剧痛中涅槃的现代中国，作为萦绕个体感官世界的符码体系，歌谣的符征与符旨之间不仅有着巨大的张力，还明显错位，从而成为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兼具，并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资本以及兼具威权的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