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至10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这短短不足九个月的时间被称为他的“广州时期”。广州时期虽短，却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留下很多话题，更蕴蓄了鲁迅思想的转变。
    广州时期的鲁迅是“低产”的，从写作的角度说，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的“沉默期”。这期间仅有的一些文字，除书信外，多为翻译或编纂整理旧稿的附记序跋，此外还有若干讲演的记录。这个“产量”，无论与其前其后的北京或上海时期相比，都不可相提并论。但显然，这样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是悠闲或懒散的，恰恰相反，广州时期的鲁迅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处于某种“高运转”状态。从书信、日记等材料可以看到，鲁迅的观察与思考不仅没有变得迟缓或停顿，甚至还变得更加敏锐激烈，他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同时由于生活方面的漂泊感，他的心态全无文学家的余裕，反而处于一种高度精警的状态。换句话说，即便是沉默，这也是一种紧绷的沉默，反不似某些高产时期的松弛舒展，而更像是蕴积着某种力量的调整或酝酿期。
    一、沉默中的深省
    鲁迅于1927年1月16日“午发厦门”，18日午后乘船“抵黄浦（埔）”。在厦门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离原先“少则一年，多则两年”[1]的计划差了很远。个中原因，他自己的解释是和校长及个别教授的冲突，也有研究者认为是为了早日与许广平会合，总之无论怎样，厦门的四个月是让鲁迅倍感孤独幻灭的一段时间，因而，及早离去、换个环境，且与思念的人相聚，当是他提前赴穗的原因。
    在从厦门到广州的船上，鲁迅给《语丝》同人李小峰写了一封长信。在信的末尾，他说：“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我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2]这段话里的无奈与沉重，是他离开厦门时的心情，也是离京南下前后整体心境的延续。可见，在厦门的一百多个日夜，不仅没有使鲁迅从一种“冲突”的状态中得到解脱，反而愈发令他沉重、愤怒乃至于幻灭了。
    这种沉重和幻灭的情形，到了广州依然未得好转。可以说，在鲁迅的经历中，闽粤之行连成了一个阶段，他在这里经历了人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转折：在亲身经历了“学院政治”，做了一回（两任）大学教授之后，鲁迅对“教育界”的全部希望真正幻灭了，从离开教育部到逃离大学，他彻底远离了以学院为核心的“教育界”。可以说，在日本的那次“弃医从文”之后，这一回，他“弃教从文”，最终走向了上海十年的独立思想家和自由撰稿人的阶段。
    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职，并非鲁迅的第一份教职。不算早年在杭州—绍兴的中学任教经历，至少还有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的各种高校兼职，尤其在女师大兼职期间，他深深介入到学生与校方的斗争之中，完全不同于只按钟点任课的兼职教师。但即便如此，真正全职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还是在厦门大学开始的。选择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区、一个华侨创办的大学，鲁迅的本意大概也是希望找一个不“热闹”的地方，远离京城“教授圈”，以便做些切实的事情。所以最初，他的设想是“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3]。许广平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蓄一点必需的钱。”[4]但事实并不如他的想象，这在他到达的第三天就明白了：“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5]厦大的校长和教授们并不能在思想上与鲁迅达成共鸣和交流：校长主张尊孔复古，学生被要求用文言写作，每周的周会依然“之乎者也”，并且还要在孔子诞辰举办“恭祝圣诞”的盛会。此外，所谓的校董制决定了谁有钱谁就有发言权，这些都让鲁迅倍感失望和无奈。同时，学院内部也是一样的保守僵化、且对“现代评论派”名流多有追随奉承，更令早与此派分道扬镳的鲁迅感到隔膜和难受。以至于鲁迅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感慨：“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6]
    离开厦大前往广州，中山大学的苦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四一五”之后，“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目睹青年的牺牲、革命内部的背叛，鲁迅不断表示出难以言说的沉痛，诸如“时大夜弥天”、“虽生之日，犹死之年”之类的表达处处皆是。这种愈加深重的痛苦一直伴随着他在广州的日夜，但也正是这种不同于北京时期的别样的孤独与苦闷，促使鲁迅继续着他对时代、革命、新文化，以及知识阵营的进一步观察与思考。
    从身心俱惫想换个环境做点儿实事的初衷，到“不能写，无从写”[7]的现实所迫，鲁迅的“沉默”也因为经历了太多事情而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换句话说，有意转移注意力的“沉默”和“无话可说”的“沉默”是不同的，这也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8]
    如果说，在厦门大学只是感到了学院政治的复杂无聊和与“学者”们之间的隔阂，那么到了广州，则还要加上对学院之外的政治环境和革命局势的失望。离闽赴粤，鲁迅显然对广州这个“革命策源地”还是抱有期待的。从北京到厦门，一路的失望，大概总希望在广州能有所改观，以至于他在离开厦门前夕受邀到中山中学演讲时，还直截了当地说：“我到中山大学去，不止为了教书，也是为了革命，为了要做‘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9]但事与愿违，没过多少天，就在中大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他已经说出这样的话：“到广州来不过一礼拜……我以为广东还是一个旧社会，跟其它的旧的社会，并没有两样。新的气象，不大见得。”[10]后来他在《在钟楼上——夜记之二》也回顾说：“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11]
    
    鲁迅广州时期写就的杂文集结为《而已集》
    因此，在广州的沉默期，虽然许寿裳看到鲁迅“潜心写作”、“手不停挥”，但其实他所做的主要是“修订和重钞《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华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12]。这一方面是心灵重创后的自我治疗，就像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所说的：“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13]同时，做这些工作仿佛也是在对以往的写作做出一个了断，这其中蕴蓄着某种转变，也酝酿着新的出发。
    一边从事旧文的清理，一边在沉默中思考和选择，鲁迅对朋友说：“我这十个月中，屡次升沉，看看人情世态，有趣极了。我现已编好两部旧稿，整理出一部译的小说。此刻正在译一点日本人的论文……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14]在挣扎中带伤起身，在犹疑中逐步坚定，这是鲁迅一贯的姿态，这个过程纵然痛苦却积蓄着力量。正如他在译作《小约翰》的引言中说的：“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15]
    闽粤之行，用许寿裳的话说：“他的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创痛的。”[16]但纵已节节败退，鲁迅却未尝沦亡，甚至，在对“败退”的反省和思考中，他已渐渐找定新的方向。因而，仅仅注意到鲁迅的沉默是不够的，必须追问这沉默的缘由，以及探索其思想“变迁的径路”，看看在这充实的沉默中，他的思想深处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离开广州，走出学院
    鲁迅离开广州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许寿裳说起过，“四一五”当天，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回来一语不发”，就“料想他快要辞职了”[17]。默契的老友当然明白鲁迅彼时的绝望和痛苦，他看到鲁迅在对“灰色的”“革命策源地”失望后，更被反革命的背叛所激怒，其心情与一年前离京南下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我看来，“四一五”并不是促使鲁迅离开广州的全部原因。“恐怖”说更像是一种修辞，如果真的畏惧，鲁迅不会走向更“前方”的上海。鲁迅的离开是出于失望，而这失望，也不仅是对于广州，更是对于大学。
    鲁迅在广州时期对“革命”的失望和反思一直倍受研究者的关注和讨论，他的离开与“大革命”前夕思想界、政治界的关联也已得到充分的讨论，本文的讨论更侧重于他对大学及学院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上。事实上，这同样是他决定离开广州的重要原因。
    鲁迅对教育界和知识分子阵营内部的失望和反思一直与他对“革命”的反思密切相联，这是他一贯的方式，即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思考问题，决不流于空洞，也从不作事不关己之态。因而，在厦大和中大的所见所闻与所感，于他，都转化为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问题。他最终的辞职而去，并打定主意到上海决不再涉足政、教两界[18]，也就是他对广州时期的一切问题做出的实际回答。可以说，他不仅是逃离广州，同时更是彻底脱离了教育界及大学，这本身就体现着他的思想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如果说在北京与“正人君子”们的分歧，让鲁迅做出了拒入“艺术之宫”，不去“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19]的决定，这还应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文学立场和写作趣味的选择；那么在离开广州、与学院决裂之际，问题就已经由“怎么写”上升为“怎么活”的大问题。
    在广州期间，鲁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20]
    这已不是关于“写什么”的讨论，而是关乎“怎么活”的严峻拷问。并且，这也不仅是对自己的反省，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写作如何与革命、时代相呼应的问题做出的重新思考。从此，鲁迅本人的写作方向的确发生了转变，而与此同时，这里也已表明了他与那些“空洞”、“无聊”、不敢或无力介入现实的“正人君子”之间的彻底决裂。
    无论是对知识分子使命的理性思考，还是不无感性地寻找真正的战友，鲁迅思想的焦点始终是明确具体的，这甚至也反映在他的翻译工作中。事实上，鲁迅常会在翻译中寻找和表达自己，当年在北京译厨川白村即是如此，在广州译鹤见佑辅也同样如此。1927年5、6月间，鲁迅连续翻译了鹤见佑辅的《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专门以外的工作》等七篇论文，其密度与强度之大令人惊讶。而细看这几篇译文的内容就能发现，鲁迅对篇章的选择正应和了其时他自己的思考，或者说，他正是借助翻译来清理自己的想法，并以译文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中有这样的段落：
    专制主义使人们变成冷嘲……专制之下的人民，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于是以为世界都是虚伪，但倘想矫正它，便被人指为过激等等，生命先就危险。强的人们，毅然反抗，得了悲惨的末路了。然而中人以下的人们，便以这世间为“浮世”，吸着烟卷，讲点小笑话，敷衍过去。但是，当深夜中，涌上心来的痛愤之情，是抑制不住的。独居时则愤慨，在人们之前则欢笑，于是他便成为及其冷嘲的人而老去了。
    书斋生活要有和实生活，实世间相接触的努力。我的这种意见，是不为书斋生活者所欢迎的。然而尊重着盎格鲁撒逊人的文化的我，却很钦仰他们的在书斋生活和街头生活之间，常保着圆满的调和。新近物故的穆来卿，一面是那么样的思想家，而同时又是实际政治家……读了穆来卿的文籍，我所感到是他总凭那实生活的教训，来矫正了独善底态度。[21]
    这里分明回响着鲁迅自己的声音。对于空谈和实践的取舍、对于书斋与街头的选择，这是鲁迅一直极为关注的问题。1925年借“青年必读书”之题加以发挥的就正是这个问题，而在1927年广州更为严峻的现实状况下，他对此必然更有话要说。让鲁迅忧虑和警惕的是，在日益高压的专制统治下，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遁入独善其身的书斋，他们的冷嘲也必然早晚沦为空洞的“废话”，这在他闽粤之行途中，大概已经看到了很多。因而，身处广州“大夜弥天”之际，鲁迅更意识到重提介入“实生活”、“实世间”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各种因恐惧或绝望而导致的消极逃避，必须重提实践斗争的重要性并重振投入革命的勇气，愈是在残酷的革命低潮期，这样的提醒和鼓舞才愈是重要的。
    因此，可以看到，鲁迅一面翻译鹤见佑辅的文章，一面以他自己的方式不断发言。这个看似陈旧的话题在新的形势下已经有了新的意义。7月，他在广州知用中学讲演时说，与死读书或空想家相比，“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因为“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他说：“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因而，与“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22]类似的告诫和提醒，鲁迅身边的青年听到很多，不少人在回忆中都有所提及，足见这是他在广州期间思想的一个重心。道理看似是老道理，但针对的却是新的现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鲁迅从广州经验中更真切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而他给出的也就不是笼统的鼓舞，而是在书斋与街头生活、在空想与实际斗争之间的真切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全然不是作为“导师”给予青年们居高临下的指点，而是他自己在身体力行地做出抉择，同时，他也以这种抉择回应了新文化阵营里其他不同声音。究竟是“闭户读书”还是“出了象牙之塔”？是作街头的实际活动家还是学院里的专门家？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问题，甚至不仅是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因而，鲁迅看似个人性的思考和选择实际上也就具有了代表性和启发性。对于鲁迅本人来说，是继续委屈于校园做一个埋头学问的教授？还是以自由写作的方式与“实世间”短兵相接？是以学院知识分子的姿态与青年们师生相称，受制于教育部或大学校长的种种成规？还是以自由平等的身份与青年们一同“寻路”，哪怕一同彷徨？这也是鲁迅在此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也许因为这些思索，鲁迅选译了鹤见佑辅的《专门以外的工作》。鹤见佑辅的提醒或许是有帮助的，他说：“在专制政治的国中，我们不但不能将所思索者发表，连思索这一件事，也须谨慎着暗地里做。尤其是对于思索和实行的关系上，是先定为思索是到底没有实行的希望的。于是思想便逐渐有了和实生活离开的倾向；就是思索这一件事，化为一种知能底游戏了。”[23]显然，鲁迅决不会安于将思想“化为一种知能底游戏”的。但是，身处大学校园之中，为教授、专门家的头衔所累，这种游戏化的危险确实存在。甚而不止于此，还有可能更加堕落为保守僵化的势力，“这是因为专门家易为那职业所拘的缘故。在自己并不知觉之间，成就了一种精神底型范，于是将张开心眼，从高处大处达观一切的自由的心境失掉了……学问的发达，亦复如此。从来，新的伟大的思想和发见，多出于大学以外。不但如此，妨害新思想和新发见者，不倒是常常是大学么？跼蹐于所谓大学这一个狭小社会里的专门学者，在过去时代，多么阻害了人类的文化的发展呵”[24]。鲁迅确乎是借鹤见佑辅之口说出了学院知识分子的致命问题，这大概也是他已暗中决定逃离学院、拒当专门学者的原因。我想，之所以能与鹤见佑辅产生如此深刻的共鸣，正是因为鲁迅已在自己以往的观察和经历中洞察了学院政治，并对教授圈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因而，鲁迅显然同意对其“妨害新思想和新发见”的批评，并同样批评这些“教育家”因为“职业所给与他的环境，大抵是思想未熟的青年，在指导熏陶着这些青年之间，他便不知不觉，养成了一切教育家所通有的性癖了。就是，凡有度着仅比自己知识少，思索力低，于是单是倾听者自己的所说，而不能十分反驳的人们为对手的生活者，即在不经意中，失却自己反省的机会，而严格地批评自己的所说的力，也就消磨了……故为人师者，是大抵容易养成独裁底，专制底，独断底思索力的”[25]。在此，已经几乎无法区分这是经由鲁迅译出的日本思想家的见解，还是鲁迅本人对现实中的教授学者们的直接批评了。虽然鹤见佑辅的批评也不无偏颇之处，但重要的是鲁迅由此表达了自己对于学院知识分子的态度。有了这个态度，就完全能够理解鲁迅自此拒入学院、不当教授的必然选择了。
    离穗抵沪二十余天后，鲁迅又做了一次讲演，题为《关于知识阶级》。在这次讲演中，他继续了广州时期的思考，更明确地提出了“知识阶级”要“为平民说话”、“注重实行”等原则，尤其强调真正的知识阶级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知识阶级将什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26]我以为，这句话里充分体现了鲁迅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认识，也就是说，如何处理与专制者之间的关系，是鲁迅判断是否是“真的知识阶级”的最重要的标准。事实上，自“女师大风潮”以来，鲁迅就一直是不仅批判专制统治者，同时更加严厉地批判那些与专制统治者同流合作的教授们，尤其是新文化阵营中的自以为公正的“正人君子”们。鲁迅警惕的是，“所谓‘正人君子’其实是新文化知识分子恶质化的表现。而正因为这些‘正人君子’占据了新文化的建设立场，使得新文化有同保守势力合流的危险，而且更不容易分辨”[27]。对于那些迎合者或合作者，鲁迅以其尖锐的讽刺直揭其趋利避害的卑怯和虚伪，他说：“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缘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现在，比较安全一点的，还有一条路，是不做时评而做艺术家，要为艺术而艺术，住在‘象牙之塔’里，目下自然要比别处平安。”[28]可以说，鲁迅是以其犀利的眼光看到了“进研究室”、“进艺术之宫”或“住在‘象牙之塔’”这些堂皇借口背后的怯懦与退避，更痛击了那些“自称知识阶级”或“正人君子”的专制统治者的帮凶。鲁迅以此表达了与他们深深的决裂，从此以后，鲁迅彻底脱离教育界，远离“书斋”与“象牙塔”，以实践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选择。
    三、新观察与老问题
    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鲁迅带着某种“走异路，逃异地”[29]的愿望，却也再次陷入了“鬼打墙”的怪圈。从军阀的治下跑到“革命的策源地”，却经历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30]之后的更大更恐怖的黑暗，广州对于鲁迅来说，确乎成为一个充满“思索和悲哀的地方”[31]。在这里，鲁迅通过新的经历，获得了新的视角、新的观察和新的思考。
    首先，广州给了鲁迅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察和反思“革命”的角度。就像他自己说的，不到广东就无从知道鲜荔支的味道，对于“革命策源地”的真实状况，即使近在厦门也难以准确把握。虽然前有郁达夫极尽失望地写下《广州事情》，后有许广平信中相对积极乐观的描述，但只有亲临其境，鲁迅才了解了“革命策源地”的真相。更何况，恰在他寓居广州期间发生了令他目瞪口呆的“四一五”事件，这些真切的经历不能不促使鲁迅的思想发生转变。
    还在广州的时候，鲁迅就说到：“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32]与这段话十分相似的，是他五年后在《〈三闲集〉序言》中所说的：“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33]这里所谓进化论“轰毁”的说法，虽然看似一种修辞，却是来自血的事实。说鲁迅在广州突然“由进化论转向阶级论”[J1] [2] 固然有些简单粗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与现实的不断遭遇中，鲁迅确实在进行自我反省和调整。如果说他从此不再迷信一种整体性存在的“青年”，那么我相信，他也完全摒弃了一种整体性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换句话说，与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一样，同是新文化阵营的知识界，也是会分裂成不同的阵营，不能“无条件的敬畏”的。就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说的：“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34]
    因而，在一切有关“革命”、“革命文学”之类的反思中，鲁迅都会最终落实到对人的认识，以及对“革命人”的强调。初到广州的鲁迅就已清醒地发现，“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35]。他身边的朋友回忆说：“当我问到先生对广州的看法时，鲁迅回答说：‘广州的学生和青年都把革命游戏化了，正受着过分的娇宠，使人感觉不到真挚和严肃。无宁说倒是从经常处在压迫和摧残之中的北方青年和学生那里，可以看到严肃认真的态度。’”[36]可以看到，鲁迅完全是从人的角度来认识广州的问题的，恰恰是因为看到包括学生和青年在内的“广州的人民”的问题，他才预料到这里成为“反革命策源地”的可能和危险。就在“四一二”前夜，他还极其敏锐地指出：“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37]发出这样的提醒，当然不是因为鲁迅未卜先知，而是他清醒深刻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果。因而，他后来诸如“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38]等很多清醒尖锐的提醒，都不同于那些简单的鼓舞或愤怒，而是成为大革命时代真正具有思想性和洞察力的声音。透过革命时代的种种表相，鲁迅看到革命的残酷性、反革命的危险性和隐蔽性，以及成功之后“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尤为重要的是，作为思想者和写作者的鲁迅，也是作为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在新的局势下，开始不断追问和反思文化革命的作用、可能性和有限性。或者说，他关心的是如何在更加残酷的现实条件下继续文化革命，如何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来保存和推进文化革命的成果。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已经失效，而新的现实已经提出要求，写作应该以新的方式对之做出呼应。鲁迅本人从此专注于杂文，应该被看作是他交出的一份直接的、实践性的答卷。同时，对其他同样在思考“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他也给出了一个鲁迅式的建议：“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39]在这里，鲁迅仍是将问题的重点置于人本身。在他看来，比“写什么”和“怎么写”更重要的是“怎么活”、怎么成为一个“革命人”的问题。只有人自身的革命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革命，这既可以看作是鲁迅随着历史现实而发展的思想轨迹，同时又应该视为他一以贯之、从不动摇的思想基础。
    如果说广州首先给了鲁迅一个观察“革命”的新角度，那么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地理上与香港切近，这里也提供给鲁迅一个观察和反思殖民地问题的新视角。出于顺路，鲁迅在1927年2月应邀赴港做了两次讲演，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许寿裳后来说到，曾“问他在香港讲演的题目是什么，反应是怎样？他答道：‘香港这殖民地是极不自由的，我的讲演受到种种阻碍……有人想把我的讲稿登载报上，可是被禁止了。’”[40]这篇初被禁载的讲稿就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其观点与措辞之犀利、尤其是直接涉及殖民问题，当然是其被禁的原因。比如：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41]
    半年多之后，就在离穗的前夕，他在《再谈香港》里再次描绘了这样一幅殖民地的“小照”：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他们的前辈。[42]
    包括他讲到自己在轮船上的遭遇和见闻：“同胞之外，是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主人翁的。”[43]这不仅是对殖民现状的揭露，更带有对其发展趋势的洞察。鲁迅不仅看到殖民的危险和被殖民的屈辱，他更关心的是同胞们是如何在殖民的秩序下各就其位，那些“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作伥的奴气同胞”究竟怎样获得各自的地位，以及这殖民的秩序究竟有怎样的罪恶。
    还是那句话，在殖民主义的问题上，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等方面固然无不重要且复杂，但鲁迅最关切的仍然是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他的所思所言始终围绕着这个方面，比如，他最担心的是殖民者“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因为“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44]鲁迅深忧这种文化殖民的危险，他说：“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的。”[45]但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殖民者的这套策略却是在某些“同胞”的帮助下得以实施的，无论这种“帮助”是出于有意或是无心，鲁迅都已敏感到其中的危险。他说：“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46]在这里，鲁迅深刻揭示了殖民背景下鼓吹旧文化和奴性制度的中外人士们的真面目，他们看似鼓吹文化保存，其实却是“软刀子割头”般的断送着国家和民族。无论借口看起来多么堂皇，其真相都是非常严峻和危险的。鲁迅如此锋利深刻的洞察既是对殖民者和作伥者的揭露，也有对盲目者的提醒。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厦门大学与那位英国籍而满口孔子的林文庆校长之间的冲突，并非个人恩怨，而多少带有了一种大是大非的意义。
    说到底，无论是在殖民的背景中还是在革命的前提下，鲁迅始终关切的要点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和选择。在他那里，革命的问题和殖民的问题都与新文化的使命结合在一起。包括曾促使他离京南下的“三一八”事件，其实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同时也纠和了某些新文化阵营中的势力的实例，鲁迅在“女师大”问题上严厉批评陈西滢、杨荫榆们，也就是因为看到了他们与统治者合谋的危险。正如瞿秋白所说的：“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47]也就是说，鲁迅批评的是现象性的问题，他是透过具体的人与事看到了其背后的典型意义。
    瞿秋白敏锐指出的，不仅是鲁迅一贯以来的思考与发言的方式，更是这个方式背后所体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立场。无论对什么问题，无论在厦门、广州还是在北京、上海，鲁迅的新观察都会联带着他自己的“老问题”。那就是，在鲁迅的思想里，知识阶级的使命、立场以及斗争方式永远是问题的根本与核心。在讨论宏大的历史、现实、政治问题的时候，鲁迅从不会超然事外作壁上观，他的思考最终都会落到知识分子的选择上，在这类思考中，他不仅不作空谈，而且还特别善于设身处地、反省自剖，继而以身作则、付诸实践。因此，告别广州、离开大学，重新思考与青年和当权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新的历史现实环境下选择新的斗争方式，这是他在广州时期经过深刻自省与思考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令他最终走向了独立思想、自由写作、深度介入现实的上海十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州对鲁迅来说，并非一个匆匆走过的驿站，而是他反省此前思想并自觉此后道路的一个根据地；而出走广州，也绝非事出偶然或一时冲动，而是鲁迅思想与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抉择。
    （注释请参考原刊物《文艺研究》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