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嘉德春拍，鲁迅《古小说钩沉》一页手稿，上有周作人批语两行，经过激烈竞价，最终以690万元成交。为什么？唯一的理由是三十多年后，失和的兄弟重新聚首。曾经兄弟怡怡，日后动若参商，世上这样让人感叹唏嘘的事不少。问题在于，这兄弟俩均非同寻常，乃现代中国文坛无可取代的重要人物。
    凡在中国上过小学的，都会记得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此文出自《朝花夕拾》。周作人同一时期出版的《雨天的书》，其中的《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也很有名，但没能进入语文课本。都是回忆性散文，涉及故乡与他乡、儿时与当下、日常经验与阅读体会，还有博雅传统以及“风土的影响”等。儿时的记忆，为何此时被发掘与重现，这里牵涉社会思潮、个人心境以及审美趣味。有趣的是，这回的追忆，竟然促成了现代中国散文的转化与新生。
    01 文坛双雄，迥异的人生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北大师生为主干，兄弟俩中，周作人更为活跃，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帜。由于北大教授、老同学钱玄同的邀请，鲁迅也参与到《新青年》的事业中，1918年5月起，先后刊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弟弟提供了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哥哥则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二者各有所长，合作得天衣无缝。不过，那段时间，周树人是教育部官员，不像弟弟那么放言无忌。单就新文化运动而言，鲁迅不是主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敲边鼓、“听将令”的。1
    二位都是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可日后命运迥异，历史评价更是天差地别。这里介绍几个重要的关节点。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论鲁迅》的专题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2在撰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称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3。
    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成为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对鲁迅是否依旧这么推崇呢？鲁迅之子周海婴在2001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4很多人不相信毛泽东会有如此坦率且严酷的回答，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发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证实此事——她当时在现场。其实，政治家的立场、策略与思维方式，本就与文学家或思想家不同。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鲁迅可以欣赏，但不能模仿。为什么？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朝与在野，位置不同，判断自然有别。
    由此引发的讨论，不仅针对毛泽东的立场与策略，还有如何看待政治家与文人学者的关系。1936年12月1日，鲁迅逝世不久，李霁野在《文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忆鲁迅先生》：“最后相见时，我们谈起深为我们怀念的F君（引者按：指冯雪峰），先生自己并不提起这件事，却只说到他的诚实。讽刺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说：那弗会，那弗会！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 5这段回忆大致可信，因可与鲁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相呼应：“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6我曾由此引申，谈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难得一见的“真的知识分子”，乃永远的反对派。 7
    回到弟弟周作人的故事。如果没有抗战中的落水，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将与鲁迅双峰并峙。抗战前的周作人，大家都不敢轻视，因其在全国文坛“举足轻重”。可如此名作家，因抗战中落水而被全国人民唾骂，实在可惜。
    七七事变后，很多北大、清华教授经过一番挣扎，赴长沙临时大学及此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这个时候，大家都关心周作人的处境，校方以及已出使美国的胡适，纷纷去信促其南下。周作人推说移动不便，愿意“苦住”北平，一心著述。甚至在与友人信中称：“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王世杰）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 8面对日本人的拼命拉拢，周作人内心很矛盾，但没有马上附逆。终于，1939年元旦，刺杀事件发生，周作人彻底落水。
    关于此次刺杀事件，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第六章有详细的描述。作者根据当时能见到的资料，辨析了杀手来自抗日派或日本宪兵队的各种说法，认为“哪种说法也未免靠不住”；“到头来，可以确定的只是，事件当时的周作人正处在不管出自反日还是亲日的理由都有可能遭到袭击的位置上”。周正是基于此判断，横下决心，落水投敌。 9黄开发的《遇刺事件始末》提供了更真切的史料，证实此举乃天津的抗日锄奸团所为，具体实施者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刺杀的理由是：既然周作人已经动摇了，为成全其名节，也为了惩戒后人。10
    周作人为什么不随北大南下，历来众说纷纭。比如，留恋北平生活的安逸，不愿四处漂泊；妻子是日本人，自己又对日本文化深有好感等，我承认这些都是重要因素。至于说忍辱负重、别有幽怀，受共产党委托云云，完全不可信。在我看来，最关键的，还是以他对中日两国实力的了解，不相信中国能打赢。因此，苟全性命于乱世，只想埋头书斋。可惜他是大名人，在此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没有回避、沉默或隐居的可能性。
    对这一给自己后半生带来巨大耻辱的错误选择，周作人从不辩解，更不忏悔——他喜欢借用古人的话：“一说便俗。”抗战胜利后进监狱，被判14年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暂住上海，1949年8月14日回北平定居。直到1966年2月10日，周作人给时居香港的徐訏写信，讲到落水事，仍说：“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境遇。以前以教书为职业，没有余暇做翻译的工作，现今是工作与职业合一了，我好久想翻译的书于今才得实现。”11
    晚年周作人，以翻译及写作为生。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信，忏悔少而辩解多，唐弢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这就是周从1952年8月起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付二百元（后改为四百元）的依据。12
    1980年代以后，周作人逐渐“解冻”。最近三十年，关于周作人的研究著作不少，最重要的是以下三种：钱理群的《周作人传》（1990）、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1993年，其中第一篇曾以《周作人概观》为题，1986年出版过单行本）、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文版初刊1978年，中译本刊行于2008年）。周文至今无法进入中小学教材，但学术讨论或大学讲课已不是禁忌。
    02 从兄弟怡怡到断然分手
    曾经，兄弟携手闯文坛，那是多么美好的故事。哥哥出生于1881年，弟弟出生于1885年。比二弟大四岁的周树人，很长时间扮演了保护者与引路人的角色。二人都是先在私塾（三味书屋）开蒙，再到南京上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鲁迅随后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以后又到日本留学（鲁迅1902年，周作人1906年），再从医学（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或工程（以学土木工程的名义官费派遣出国）转为文学创作与研究。一开始，周作人对于哥哥可谓亦步亦趋。1903年，周树人翻译了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1904年周作人选择《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故事，改写为《侠女奴》。1907年前后，兄弟俩决定放弃各自所学专业，从事“立人”的工作，即所谓“尊个性而扬精神”是也。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新生》，以费绌未印，后改为《河南》等杂志撰文。1909年，兄弟俩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二册刊行。
    周树人1909年6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周作人则于1911年秋结束留学生活，回绍兴任教。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并随政府迁至北京，但仍与二弟保持密切联系。1915年1月，周树人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用二弟作人名印行，目的是为其积攒学术资本。机会果然来了，1917年2月，鲁迅终于向北大校长蔡元培举荐成功，聘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后面的故事广为人知——新文化运动中，兄弟俩“双剑合璧”，天下无敌。
    新文化运动时期，兄弟俩的思想立场与文化趣味略有差异，但不妨碍其合作无间。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破这玫瑰色的幻梦。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递出断交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13当天鲁迅的日记是这么写的：“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此前五天的日记是：“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4 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图书及杂物，再次爆发激烈冲突，而后彻底绝交。一般认为，兄弟之所以失和，主要错在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也有女性主义者反驳15，但在我看来理由不充分。
    此事的来龙去脉，至今仍雾里看花。兄弟俩闭口不谈，且删改了日记；至于外界各种猜测，全都无法落实——此事大概永远不会有定论。钱理群《周作人传》引录当事人的含糊其辞以及研究者的八面来风，结论是“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16。这方面的论考，最出色的是日本学者中岛长文的《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17
    有逸事的作家，既幸运，又不幸。因为很容易勾起读者探究的兴趣，但又往往偏离主题，误入歧途。历史论述的精妙之处，在于分寸感的掌握。无关宏旨或实在说不清的，可暂时搁置。关于此事的追究到此为止，接下来，只谈影响，不究原因。
    承认兄弟失和的影响十分深远，但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关注的是，分道扬镳之后，兄弟俩仍有呼应——如共同参加1924年11月17日创刊的《语丝》编写；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签字，心照不宣但配合默契地与陈西滢展开笔战。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鲁迅定居上海后，周作人多次在文章中不指名地攻击鲁迅与许广平结合，开始说“私奔”，后来是“纳妾”，最后说成老人的“冬行春令” 18。鲁迅从不公开反驳，只是私下聊天时，谈及二弟的“昏”，只知读书而不懂世情，但也理解其《五十自寿诗》背后的不平与幽愤。1936年5月，美国记者斯诺以书面形式向鲁迅提问：你认为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最好的杂文（散文）家是谁”？鲁迅开列的第一位是周作人，以下依次是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19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据当年北大学生柳存仁日后回忆，第二天周作人照常上课，讲的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兄弟》：“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亲也！”20这学期周作人教《颜氏家训》，那是真的；至于说刚好讲“兄弟”篇，则不太可靠。因为，这么戏剧性的表演，不符合周作人极端自尊且含蓄蕴藉的性格。
    鲁迅逝世当年，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撰写了不少有关鲁迅的书，如《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以及《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这里也许有不得已的成分，因别的文章人家不要。很长时间里，周作人发文章只能用笔名。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对兄弟失和一事表示过懊悔。
    03 失和之后，如何在文章中相互呼应
    回到20年代中期，刚失和时兄弟二人的文章及文章背后的心情。舒芜通过钩稽双方的日记书信，证明兄弟失和后，“通过第三者向对方有所询问”、“ 第三者将一方的书信给另一方看”、“第三者将一方的情况告诉另一方”、“鲁迅周作人两边宾客相通流” 21。我着眼的是文本内部，对比这一时期兄弟俩的散文，看失和之后，兄弟在文章中如何相遇。这里涉及的主要是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北京晨报社，1923年初版；重编本，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雨天的书》（上海北新书局，1925年）、《泽泻集》（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以及鲁迅的《朝花夕拾》（1926年以“旧事重提”连载于《莽原》，单行本1928年由未名社刊行）。在这些散文随笔中，兄弟俩有意无意地走到了一起，那到底是偶合，还是别有幽怀？
    先看兄弟俩是如何追忆先后就读的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22。
    周作人《怀旧》（1922年8月24日《晨报副镌》）称：
    海军鱼雷枪炮学校大约是以前的《封神传》式的“雷电学校”的改称，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还叫作“江南水师学堂”，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学校的西北角是鱼雷堂旧址，旁边朝南有三间屋曰关帝庙，据说原来是游泳池，因为溺死过两个小的学生，总办命令把它填平，改建关帝庙，用以镇压不祥。
    鲁迅《琐记》（《莽原》第1卷22期，1926年11月）则是：
    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个进去的学校，目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象《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
    此外，苍蝇、目连戏以及《陶庵梦忆》，也都曾在这一时期兄弟俩的文章中粉墨登场。周作人《苍蝇》（1924年7月13日《晨报副镌》）称：
    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 —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金苍蝇即青蝇，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它捉来，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标题云“苍蝇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23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莽原》第1卷19期，1926年10月）则是：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
    周作人《谈“目连戏”》（《语丝》第15期，1925年2月）称：
    吾乡有一种民众戏剧，名“目连戏”，或称曰《目连救母》。每到夏天，城坊乡村醵资演戏，以敬鬼神，禳灾厉，并以自娱乐。所演之戏有徽班，乱弹高调等本地班；有“大戏”，有目连戏，末后一种为纯民众的，所演只有一出戏，即《目连救母》，所用言语系道地土话，所着服装皆极简陋陈旧，故俗称衣冠整为“目连行头”，演戏的人皆非职业的优伶，大抵系水村的农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轿夫之流混杂其中，临时组织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做自己的事去了。
    鲁迅《无常》（《莽原》第1卷13期，1926年7月）则是：
    在庙里泥塑的，在书上墨印的模样上，是看不出他那可爱来的。最好是去看戏。但看普通的戏也不行，必须看“大戏”或者“目连戏”。目连戏的热闹，张岱在《陶庵梦忆》上也曾夸张过，说是要连演两三天。在我幼小时候可已经不然了，也如大戏一样，始于黄昏，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结。这都是敬神禳灾的演剧，全本里一定有一个恶人，次日的将近天明便是这恶人的收场的时候，“恶贯满盈”，阎王出票来勾摄了，于是乎这活的活无常便在戏台上出现。
    并非都是周作人提起话头，也有鲁迅写作在前的，如鲁迅《五猖会》（《莽原》第1卷11期，1926年6月）称：
    现在看看《陶庵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虽然明人的文章，怕难免有些夸大。 因为祷雨而迎龙王，现在也还有的，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以及村童们扮些海鬼。那时却还要扮故事，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他记扮《水浒传》中人物云：“……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娖而行……”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
    周作人的《〈陶庵梦忆〉序》（《语丝》第110 期，1926 年12 月）则是：
    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灭，那种走遍天下找寻《水浒传》脚色的气魄已没有人能够了解，更不必说去实行了。他们的确已不是明朝的败家子，却变成了乡下的土财主，这不知到底是祸是福！“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看了《梦忆》之后不禁想起仙人丁令威的这句诗来。
    既然兄弟失和，为何在文章中屡屡互相呼应？我猜想，这不是故意的，只因二人早年生活太接近，一旦开启回忆，必定重叠。只是文章写法不同，一有情，一博雅，各具自家面目。当初刊登这些文章的报刊双方都有，应该知晓对方写了些什么。至于说其中是否隐含了对于兄弟失和的惋惜与感叹，目前没有直接材料，不宜深求，否则便成了“过度阐释”。
    04 思乡的蛊惑
    关于追忆、怀旧与思乡，可参看鲁迅关于“侨寓文学”的论述：“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24从时间上看，乡土文学的兴盛期在1923年“问题小说”衰退与1926年“革命文学”兴起之间。北京城里的周氏兄弟，因“思乡的蛊惑”而从事乡邦文献整理以及怀旧散文写作，是否也属此潮流？这一时期周氏兄弟“思乡的蛊惑”，因涉及西方镜像、现代性与都市生活，与古代中国文人丰富多彩且意蕴宏深的“追忆”自然有所不同。25
    撰写连载散文《旧事重提》（结集时方才改名《朝花夕拾》）的1926年，鲁迅虽辗转南北，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这段时间他正在谈恋爱，故此书笔调之温暖，在其所有著述中是特例。《朝花夕拾·小引》（1927）称：“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26这里所说的“思乡的蛊惑”，某种意义上应包括此前《呐喊》中的《故乡》与《社戏》，以及《彷徨》中的《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那些小说也都有故乡绍兴的影子。
    另外，还应添上早年的乡邦文献整理，即1915年在绍兴以会稽周氏的名义木刻刊印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此事得往上追溯，1897年，鲁迅买到一部武威张澍编的《二酉堂丛书》，鲁迅对于这种“笃恭乡里”的盛举很是欣赏，因此也立意辑录一部会稽的乡土文献，“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 27。周氏兄弟并非从事乡邦文献整理的专家，但作为一种学术传统与文化关怀，此举在他们生命的各个阶段或明或暗地发挥作用。28
    《朝花夕拾》中，回忆故乡，回忆童年，回忆逝去的朋友（范爱农）或多年不见的老师（藤野），除了南京（《琐记》）与仙台（《藤野先生》），其余均为越地风情与人物。鲁迅谈故乡，引入儿童的眼光（如《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兼及绘图的书籍（如《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后记》），还有游神赛会的有趣场面（如《无常》）以及家乡的若干人物等。与周作人之喜欢抄书且保持距离不同，鲁迅之谈论故乡，经常带入自家经历与观察，因而显得“有情”。
    周作人谈“乌篷船”与“野菜”，与鲁迅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功能相似，均属于“色香味俱全”。《自己的园地》中有《菱角》一文，虽多抄书，仍属有趣，作者甚至感慨：“甚矣我的关于故乡的知识之不很可靠也！” 29终其一生，周作人喜欢收藏、阅读、谈论关于越地的书籍。这既是生活趣味，也是文章风雅，甚至与其反对大一统的政治立场相关。
    1923年3月22日，周作人为杭州《之江日报》十周年纪念撰文，强调风土人情与文学创作的紧密关系：“须得跳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 30周作人并非说说而已，而是做了许多实际工作——除帮助兄长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还有就是1914年1月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刊出“启事”，征求绍兴儿童歌谣：“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料。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言语、名物、风俗，再加上审美，这就是周作人对于绍兴地方文化的关注。
    05 生活之艺术
    《雨天的书》中有一则《生活之艺术》，撰于1924年：“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所谓“礼”或“生活之艺术”，说到底“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而中国人的毛病在于走极端，“ 非禁欲即是纵欲”。周作人认准英国学者蔼理斯“很有精到的意见”：“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 31
    蔼理斯（Ellis，Havelock，1859—1939）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家、思想家、文艺评论家。七卷本《性心理学研究录》是该领域的奠基之作，1933年初刊的《性心理学》则属于教科书性质，提纲挈领，流传更为广泛。32读周作人的《我的杂学》，很容易理解他对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生物学、医学史以及性心理学等西方知识的倚重。33在周作人看来，“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34
    这里牵涉三个问题，即文化古都与京派文人、从十字街头到“自己的园地”、现代中国的陶渊明是否可行？已经宣称“闭户读书”的周作人，关注点从国家大事转为日常生活以及人情物理。同是1924年，谈及“生活之艺术”，周作人还有二文可为羽翼。一是《喝茶》：“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文章引述冈仓天心用英文撰写的《茶之书》，谈如何体会“自然之妙味”；“听说闽粤间有所谓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 35日本的茶道，得益于中国人的启迪。南宋绍熙二年（1191）日本僧人荣西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树。到丰臣秀吉时代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高僧后，高高举起了“茶道”这面旗帜，并总结出“和敬清寂”的茶道四规。而这些理论、礼仪与趣味，多少都受中国饮茶文化的影响。
    再就是《北京的茶食》：“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到哪里去找精致的点心，这样的问题，也值得写成文章？可周作人不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因为，他厌恶“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感叹代表“风流享乐”传统的众多食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粗糙恶俗的模仿品。这令他痛心疾首。36这种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有明显的针对性。第一，晚清以来，我们追求“进步”，崇尚“西洋文明”，对于自家原先某些精致、悠闲的生活方式，弃之如敝屣，这种态度，在周看来，并不可取；第二，对于新进作家将政治与文学捆绑在一起的功利性，周作人很不欣赏；第三，在整个论述的过程中，周作人始终把“文化精神”和“生活趣味”扭结在一起，从点心的粗糙看出文化的粗糙与灵魂的粗糙。必须承认，这跟日本文化中对“精致”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可周作人并非美食家，其谈论食物（包括“请到寒斋吃苦茶”），不可全信，那是文人在做文章。当年许多进步青年看不起周作人，觉得他追求安逸，精神萎靡，格局太小了。过了几十年，我们逐渐了解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之间的缝隙，洞察政治与审美的距离，也明白崇高与幽雅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在赞赏激进而粗粝的革命想象的同时，对于周作人之强调“生活之艺术”，也有了几分同情之理解。37
    鲁迅呢？想象鲁迅整日金刚怒目，那起码是不准确的。不谈看电影的爱好，就说传统文人的雅趣，中岛长文《关于鲁迅的“文人”性》有很好的描述。38再以书籍为例，鲁迅固然有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言论39， 但其“毛边党”的自诩40，以及对于书籍装帧的强烈趣味，显示其根深蒂固的“文人性”。走进鲁迅博物馆的展厅，你明显感觉到鲁迅的艺术气质；若有机会到地库观赏鲁迅的钞书、补书与藏书，那就更能明白鲁迅的文人趣味。更何况，还有众所周知的辑校古籍、编选版画等。41
    周作人在鲁迅晚年写过一篇《十竹斋的小摆设》，此文从头至尾都在攻击鲁迅。42这未免太小气了，哥哥喜欢《十竹斋笺谱》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这不也是“生活之艺术”？整天想着与哥哥对着干，实在欠通达。没错，鲁迅说过“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但也提及愉快与休息43，从没说过自己不食人间烟火。事有轻重，理有大小，文有高低，就看眼光与立场了。
    06 现代中国散文的两大路径
    这就说到周氏兄弟对于现代散文的贡献。我感兴趣的是，在高举“文”（Essay）旗帜，引进西洋随笔或日本俳文的同时，周氏兄弟如何借助传统文学资源，如弘扬魏晋风度与六朝文章、表彰晚明小品、引入笔记小说等，完成中国文章的自我革新。周氏兄弟1920至1930年代的“美文”以及“述学文”的实践，大大拓展了“白话”的表现能力，这对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
    周作人的《美文》初刊于1921年6月8日《晨报副刊》，其中有：“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它们。”44周作人的文学趣味受日本的俳文与随笔影响甚深，可《美文》介绍的却是英美的小品作家。鲁迅谈及五四以后散文小品的成功，“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45。欣赏Essay并有所借鉴，这点周氏兄弟没有多大差别。
    但有一点，周氏兄弟对依“西洋的‘文学概论’”来划定文类等级大不以为然，或称杂文“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且乐观其日见斑斓；或谓小品“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乃“个人的文学之尖端”。其他作家则没有那么自信，就连以散文名家的朱自清，也都以为在各文类中散文矮人一截：“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46
    我在《中国散文小说史》中提及：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0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臼。47这一论断，明显受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的启发：五四运动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48。类似的说法，胡适、曾朴、朱自清、周作人等也都曾经表述过。49若不刻意贬低现代诗歌与小说的成就，称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其“蜕变”与“转型”，并获得无限生机，则并非过誉。
    关于周氏兄弟文章，同时代人是如何评价的？1935年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其《导言》称：“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50这么选文，让年少气盛的小说家沈从文看不下去，于是以“炯之”笔名撰写《读〈新文学大系〉》，刊1935年11月29日天津《大公报·文艺》：“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三十一页，分量不大相称。”51沈从文只从“选本”的角度着眼，不涉及各卷的“导言”，忽略了这套大书潜在的“文学史意义”。正因为看重的是选文的公正性，而不是编者的学识与见解，书评作者称：“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需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实损失了这书的真正价值。”孤立地看，这段话很有道理，落实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则显得有点“因小失大” 52。五年后，沈从文在昆明发表题为《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的专题演讲53，算是修正自己的意见，认同郁达夫的看法。
    为何谈现代中国散文时，往往周氏兄弟双双对举？因为二人文章都好，但又很不一样，让你难以取舍。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称：“鲁迅的文体简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54郁达夫的表述很精彩，属于知人论文。只是谈鲁迅文章时，更多关注杂文而非散文。选鲁迅文24篇，出自《朝花夕拾》的只有《狗·猫·鼠》与《藤野先生》。其实，要讲温情与幽默，《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无常》等，都是好文章，更不要说很早就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范爱农》了。郁选周作人的57篇，除了博识与雅趣，抒情性的《故乡的野菜》《生活之艺术》《乌篷船》等全都入选。后世读者的趣味，多少都受郁达夫此说的影响。55
    不管你倾向于哪一位，都承认周氏兄弟的散文品味极高。鲁迅、周作人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散文最主要的两种体式——“杂感”与“小品”的代表，除了政治理想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外，还与其寻找的“内应”不同有关。周氏兄弟的或追踪魏晋，或心仪六朝，与林语堂为引进英国随笔而立志“寻出中国祖宗来”大不一样；就因为这是“中国文章”自己提出来的问题，虽经五四话语的转化，仍能与明清之文及其论争接上轨。56
    不过，同样以文章名家，周氏兄弟的“文体感”以及写作策略明显有别：周作人是以不变应万变，同一时期内的所有撰述，不管是翻译还是创作，是散文还是专著，笔调基本一致。鲁迅则不一样，不要说翻译和创作不同，小说与散文不同，即便同是议论，杂文与论文的笔调，也都可能迥异。换句话说，读周作人的文章，可以采用统一的视点，而且不难做到“融会贯通”；读鲁迅的作品，则必须不断变换视点，否则，用读杂文的眼光和趣味来读论文，或者反之，都可能不得要领。57
    在本文的论述框架中，“美文”的提倡只是起点，日后“杂文”与“小品”的分途发展，方才是关键。除了大的政治及文化背景，周氏兄弟的分手，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对立与竞争。放长视线，各自羽翼或后学很多，因而构成了现代中国散文的基本面貌。
    兄弟分手十多年（1923—1936），为何无法弥合，且矛盾越来越尖锐？有政治立场，也有家庭琐事。先锋与隐士、苏俄与日本、魏晋与六朝、杂文与小品、尖刻与温润——再加上兄弟分手客观上拉大了双方在空间及心理上的距离。
    当初兄弟怡怡时，学问及文章相互影响；分道扬镳后，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其中有政治上的左右纷争、地域上的京沪对立，还有“绅士鬼”与“流氓鬼”的拉扯，但也蕴含着兄弟俩在文坛上的“潜在竞争”58。政见、立场、性情、趣味本就不太一样，若长期在一起，可能相互牵制；分手后，各自的写作进一步风格化，最终发展出周氏“小品”与鲁迅“杂文”这现代中国散文的两大流派，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注释请参考原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