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白鹿原》后，陈忠实自称有了下葬的枕头，不想再回到原上去，之后的作品主要是大量散文与杂文。平心而论，与小说《白鹿原》相比，这些散文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并不突出，白鹿原上雪深土厚而白鹿轻盈矫健，显得真实人间的一切世故与苦难都成了必将消散的历史“烟云”，但其散文则抹去了那一层似真似幻的雪与雾，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出身农家立志文学而最终名满天下的他心灵上的沟壑起伏，对以“造梦”为业的小说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袪魅”。如果说《白鹿原》刻画的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散文叙述的则是陈忠实自我心灵的秘史，是真实自我的自由抒发，是生命体验尚未完全升华为艺术意象之前的“举重若重”，是自我剥离与自我替换的痛苦过程中的浮出水面“换一口气”。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陈忠实乃至任何一个当代作家的散文，也许能看出一些新内容：挣脱了散文书写中几成套路的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生硬枷锁，却保留了共和国文学对“人民”与“真诚”的追求，又恰恰因为散文在如陈忠实一样深受先锋派文学影响的作家心中并不具有虚构小说一般至高无上的艺术地位，因而仿若“贴地飞行”，成为游走于“物”、“我”之间记录生命体验、表现个人性气的得力工具；散文自身对语言的要求也逼迫作家不断锤炼个人语言，展示出文字同“物”与“心”的细密摩擦乃至对抗，因而可以视为“寻找自己的句子”的一种反复练习、一种雏形，具有一定的文学“成长史”意义。就陈忠实个人而言，《白鹿原》的写作完成以后，那种曾被路遥直接激发起的、一直萦绕心头的自我拷问与自我焦灼逐渐消失，古典诗词开始可以被平心静气地咀嚼，暌违多年的散文写作也被重新拾起，这一次， “我手写我心”真正得以实现，一向深埋的“我”开始大量出现，向读者展现出陈忠实心灵的秘密，这些散文中有故乡的山原水树，也有异地的人文与风光，但如果真要追问秘密深处的秘密，那私以为，文学是怀乡，而“乡党”正是几乎从未“离乡”的陈忠实心中的一个秘密。
    “乡党”这个在《论语》中就作为篇名出现的词汇本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常用口语，意指“老乡”，本就是陈忠实口头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白鹿原》中的“乡党”是白鹿原上白鹿两家三代变迁的见证者，是“舆论”，也是“乡约”与“保甲”制度的规训对象，是注定被历史磨损更深的“大众”。这一形象在《康家院子》《梆子老太》等中短篇小说中变得更为具体而鲜活，体现出乡土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形象传统，在陈忠实的散文中亦不例外。常言说作家的处女作往往取材脱胎于创作者的个人经历，但在陈忠实那里，青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人与事却反而在后期的散文中得到更清楚的展现，曾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乡党”形象也愈发清晰。发表于1993年的《汽笛·布鞋·红腰带》《晶莹的泪珠》，1994年两篇“生命历程的第一次”直到2007年《我的第一次投稿》等散文皆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人与人的碰撞其实是心与心的对话，因而比写景写物的散文更能触动人。散文异于小说之处便在于它雕琢更少，谈及的人、物、事都是萃取过但又尚未完全升华至“虚构”与“意象”的形象，因而可以更明显地看到个人生命体验得以熔铸的痕迹，文字本身与作者、读者之间的距离都更为贴近。
    比如《晶莹的泪珠》（1993）讲述了一位因学生休学而心痛落泪的女先生，女先生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后故作镇定但终于强捺不住“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滑落下来”（《原下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这深刻触动着少年陈忠实的心灵，使得他“后来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少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十四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原下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但两滴晶莹的泪珠还有后续，休学一年的陈忠实复学后在高考当年赶上了全国经济困难，高校招生大幅减少并直接导致他名落孙山，这曾被视为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并自怨自艾，甚至导致父亲临终仍在挂念并要道歉。但“还算熬出点名堂了”的陈忠实已经可以相对平静而没有怨尤地面对自己20年的苦熬，女先生晶莹的泪珠再度涌上心头，使他意识到那种发自内心的朴素的善良与同情是“滋养生命灵魂”和“滋养民族精神”的源泉。发表于《白鹿原》成稿次年的这篇散文是否与《白鹿原》创作同时呢，还是更早地酝酿于父亲去世之后呢？女先生的形象是否曾偶尔闪耀在朱先生或百灵身上呢？这些问题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两滴晶莹的泪珠其实贯穿和囊括了陈忠实30年（1962-1993）的生命体验，其中有困窘、有无奈、有对自我曾经怨天尤人的羞愧以及一丝修成正果的快慰，正是这一复杂的感情体验向读者展示了自己曾经的“意难平”，引发了读者的共鸣。陈忠实诸多散文皆是如此，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出发娓娓道来，围绕个人大半个生命的跨度展开书写，并于其中展示出历史变迁。比如在《三九的雨》（2002）中，三九天下起的一场缠绵细雨使他看到被浸润的沙石路，想到这条路是自己25年前（1977）指挥修建的，并进而联想到“我的一生其实都粘连在这条已经宽敞起来的沙石路上”，年少时走在这条路上进城上学并产生文学兴趣，名落孙山后作家之梦逐渐壮大，直到功成名就，当选了作协副主席，乡村的路以及路这头的祖屋如同乡党父老们一样依然是一种熏陶与警示。近30年的岁月由一场雨、一条路贯通起来，这又是一种贯穿一生的情愫，乡党与乡村就是这样与陈忠实的生命体验紧密缠绕在一起，成为他散文中的一个重要词汇。
    但“乡党”在陈忠实那里不仅是一种形象，更是一种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上。地域文化一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都承载了对理想人性与纯真自然的呼唤与歌颂，但陈忠实的地域文化描摹则重在对地域精神风貌的挖掘与高扬，且常通过对比的方式展开。如果说这种对地域性的强调在《白鹿原》等小说中还仅仅表现为关中将士与河南“白狼”的对立，或关中大儒朱先生与南方才子的对立，那在陈忠实的散文尤其是杂文作品中则表现的更为直接，对比的视野也更为开阔，典型表现就是6篇“关中辩证”。在第一篇《为城墙洗唾》中，陈先生反对常见的以西安城墙来象征关中乃至整个陕西的封闭思维的说法，并举出“西安是响应辛亥革命且完成‘反正’最早的几个城市之一。陕西的共产党人在陕西传播共产主义几乎与全国同步。陕西农民运动开展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只次于湖南”等几个实例予以反驳。在其余几篇文章中，他反驳主食之别决定地域思维方式与经济发展程度，不认同陕西一直活在失去中国中心地位的失落感之中，反对过分强调乡土情结的文人式矫情，也反对用个别人物的性格形象代表地域文化性格等等，这几篇杂文反驳了俗套的形象思维，其主要目的便是发掘与弘扬真正的陕西精神。在《也说中国人的情感》中，陈忠实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有感而发，论述抗日战争铸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民族尊严与民族脊梁，尤其着重提到“曾经为我的灞桥籍前辈乡党孙蔚如所统领的包括赵寿山李兴中孔丛洲等陕西籍将士”，指出这些陕西籍英雄每一个人的事迹可以写成一本半扎厚的书。当陈忠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之后，乡党与故乡反而浮现得更为清晰，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贞洁带使他联想起故乡类似的笑话以及他翻阅过的蓝田县志中的《贞妇烈女》卷，想到中国封建礼教对女人灵与性的戕害，也许，这正是文学是怀乡的内涵，年岁越长，离家越远，故乡与故人在心中才越发沉重。
    但必须指出的是，陈忠实的“乡党”不能作仅指关中或陕西的狭隘理解，实际上，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陈忠实所认同的“地域”文化之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形成一个不断向外打开的同心圆：白鹿原上，本地人为“内”而河南人、南国才子是“外”；在中国版图上，“文学陕军”是内而其他是外；在世界版图上，中国是内而他国为外。比如在意大利游记《中国餐与地摊族》中，他看到偷渡或在当地靠摆摊艰难谋生的中国年轻人，不由自主地呼唤祖国快快富强起来，这明显是国别为区分内外的标准了。地域的扩大同时带来“乡党”意识的变化，也是在《中国餐与地摊族》中，陈忠实提到了一对开中餐馆的夫妇以类似于“互济会”的方式帮助了家族中30多人在佛罗伦萨“混得可以”，言语间颇有赞扬之意，这其实不也正是大多数人对“乡党”一词的朴素理解吗？陈忠实对“乡党”的理解是异于之前众多乡土文学作品的，鲁迅先生的乡土世界分为“鲁镇”与“鲁镇”之外，沈从文先生的田园牧歌分为“湘西”与“湘西”之外，但陈忠实的“内”与“外”却是不断变动尤其是扩大的，并且进一步成为一种以血亲、地缘为标准的概念或精神，讲究对内的互相帮助与保护，在某些情况下，也讲究对外的同仇敌忾，这其实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乡党”意识的“复活”。“乡党”意识并非注定愚昧落后，反而在陈忠实那里表现为对“内”与“外”的不断发现与确认，表现为对“内”的深情厚谊，恰如他在《别路遥》中对路遥的定位：“他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大省里的一员主将，又是我们这个号称陕西作家群的群体中的小兄弟”，这种强烈的“乡党”意识某种程度上说开启了后来乡土文学的一种新的分类方式，诸如“文学陕军”、“文学豫军”等流派或概念逐渐崛起，成为当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现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