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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倾向于把社会中的底层群体转换成一个有认同、在另一种秩序模式中处于上层的群体，把现实的无奈表述为个体或群体应对变迁的策略。但现在，这些支撑都需要作出说明：你为什么要研究那些民众?（换言之，你为什么要把民众对象化、问题化?）民众过着自己的生活，需要民俗学作出诠释么?（更何况民俗学始终无法摆脱学科知识与民众知识之间双重诠释的影响）不言自明，发无声者的声音，其权威性究竟来自哪里?民俗学以民众知识为研究对象的合法性究竟在哪里? 这些来自学科外部的批判（相邻学科的诘难）和学科内部的批评，是民俗学学科反思的一部分，它事关民俗学学科的合法性、独特性及其对于知识整体的贡献与价值，它也触及以民俗学为职业的从业共同体。学科反思动摇了民俗学者对民俗学事业信念与信仰的坚持，原有的知识生产框架成了被拷问的对象，在质疑和反问中被东摇西晃一番，处于风雨飘摇中。 但是，反思从来不是目的，其目的有截然相反的两种：一种是毁灭性的，给民俗学的现状落井下石，让它越发的脆弱；另一种是建构性的，将其铸造成学科发展的推手，让民俗学越来越强大。 在这些问题中，对民俗学而言最为致命的是，与重大问题的关联不够，学科所取得的成就不能给相邻学科和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简言之，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你把民众知识呈现出来有什么用?问题的背后潜藏的是人们对学科的一种想象方式——“技术想象”（赫勒）——是对科学的一种信仰。在这种逻辑中，行动因结果而有意义，它只关心有什么用? 民俗学的核心词汇是（民众知识的）传承，而民俗学的学科，即民俗学职业者从事的学术分工，却是五四运动以后借鉴西方学科分类的结果。换言之，民俗学的学科存在依据是西方的学科制度。我们借用了西方的工具理性来说明乃至证实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学科的价值。只要民俗学仍置于学科分类格局中，那就一直没有摆脱西方的工具理性。换作其他学科，也许不存在问题，但对民俗学而言却是相悖的。也就是说，民俗学遵循的是追求科学化的“技术想象”；而它所从事的研究以及背后的人文主义关怀遵循的却是“历史想象”(赫勒)。它是“一个意义呈现的行动”，“用意义呈现代替知识、用解释替代‘解决问题’”，它关心的不是有什么用，而是有什么意义。 技术逻辑关心的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民俗学；历史想象关心的却是生活在民间的民。民俗学的现状恰恰纠缠于两种想象之间：一方面要为学科生存拓展更大的空间，在学科的场域中（相对位次）寻求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学科秩序中谋求最佳位置；而在研究中却坚持另外一套学科想象——撇开行动有何作用的问题，需要关注的焦点是行动对民众而言究竟有何意义。让我们回到起点，重新审视民俗学知识有何用的问题，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想象逻辑中有不同的答案。遵循技术想象，它无用。而在历史想象中，它却有大用。民俗学就是这样一门无用之大用的学科。在一个技术想象处于支配地位，横扫一切的时代里，历史想象越发显得弥足珍贵。 虽然马克思早在一百六十六年前就断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总有些东西是坚固不变的，这些坚固不变的东西是让一门学科能够坚实站立的支撑。在一个强调变化就是好的时代里，仍然有对不变的需要。这个文化的、认同的东西就是民俗学能够给你的那个坚固的东西，它“来自用真切的情感，研究这个世界”（斯特里普），来自于“对那种被重复运动的自我理解，即翻查过去以破译它，开展同过去的对话，珍惜过去，使过去不断成为现在”（赫勒），来自“那些共同拥有生活经验的人”所解释的过去。 民俗学学科是较晚被发明出来的小范围群体的思想，对学科对象的解释决定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里的相对位置。纵然知识的边界日趋模糊，知识生产的途径日益多元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民族志、哲学、集体记忆、口述史），但最终你要回答的问题仍是民俗学的核心问题——传承以及为何传承?民俗学共同体的实质性努力才是对知识生产的最好诠释和说明，对学科归属的分类与学术脉络的追寻（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也许只是一种宣称和澄清，想要在其中寻找非此即彼的最终答案，一定会大失所望。它集中反映了民俗学者的集体焦虑（对学科前景的担忧、职业前途的忧虑以及学科认同的削弱）。 最能说清民俗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是知识共同体生产知识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也就是说，民俗学从传统中获得了“合法性”，它与传统一样，也需要不断地“自我发明”。 （文章原载于《民俗学：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吴效群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13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