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社会和高速的物质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较以往有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在日本和德国，民俗学家们面对变化的现代社会，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一些民俗学大家呼吁，民俗学应该关注科技革命带来的广泛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变迁。不仅如此，在社会急剧变迁和转型的时期，社会学、美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意识到学科转向，民俗学也面临学科转型的问题。民俗学曾经执着于到乡村去寻找传统的民俗，抱着抢救和保护的意识去搜集和记录口头文学资料。近二十年来，一部分民俗学者立足于城市，进行与乡村类似的民俗学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或名“城市”，本文统一为“都市”)民俗学也越来越被重视，然而都市民俗学是否可以成为传统民俗学突围的方向？如何建构都市民俗学，并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向前发展？周星提出“生活革命”的概念，论述当下我国国民生活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希望以此可以引领民俗学实现学科转型。正是基于国民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引领作用，本文尝试引入新的概念和视角来讨论民俗学研究对象和问题转型的可能性。 一、都市民俗学的现状和瓶颈 对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已不是新鲜事。但发展至今，似乎都有停滞不前的迹象。如何突破这种困局，在日益城市化的当代现实中显得尤为必要。 在1960年代，都市民俗学在美国等率先城市化的国家兴起，民俗学开始把研究视角从乡村转向城市，但受当时民俗概念的制约，其关注的对象由农民转变为都市中的底层群体，如车夫、流浪汉等，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扩展到所有城市里的人都可能成为民俗之“民”。早期的美国民俗学家提出要关注都市民俗，其实是指乡下人进了城或出生在城市的新一代，他们的行为、服饰、饮食、语言和世界观也承载着父辈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都市民俗的研究又有新的拓展，不管是研究的问题还是研究对象都跟现实社会有较为紧密的联系。1973年，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现代世界中的民俗”国际会议，对现代城市社会中出现的“民俗与城市”、“民俗与工业主义”、“民俗与大众媒体”、“信息化世界的民俗”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会议主题虽然没有直接冠以“城市民俗学”之名，但大多是当代城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因为作为现代性容器的城市，是讨论现代世界无法避开的空间背景和现代性符号本身。这也透露出，当代美国民俗学已经开始对民俗时空进行现代转向。 1970-80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都市民俗学在日本盛行一时。日本都市民俗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仓石忠彦，他在1973年发表的《住宅区的民俗》引起广泛关注，次年他又发表了《城市民俗学的方法》，就此开启了日本城市民俗学蓬勃发展之势，当时的日本民俗学权威宫田登等人也相继发表了相关论文。此后，都市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受到广泛的讨论和关注，逐渐形成热点课题；但此时的研究主要关注民俗变迁，如宫田登的《通向都市民俗学之路》主要考察民俗的改变与都市化的关系，以江户时代转变为东京时代的历史案例，细致考察民俗在哪些方面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着重关注随着农业生计方式的变化，支撑民俗传承的“传承母体”的结构性变化。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俗学家还深受历史学的影响，所举的例子不仅是前现代的，而且把都市作为一个与乡村相对照的区域类型来看待，都市民俗学仅被看成是传统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延伸，而不是另外一个方向，正如仓石忠彦早期指出的：“所谓城市民俗学的研究，是以城市社会或城市生活为对象，通过考察那里残存的或是生成的民俗，探究日本的民族文化、基础文化的民俗学研究。其研究方法与以往的民俗学采取的方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大多数的研究都比较重视某些民俗事象而忽视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变动，在都市寻找土著和遗俗，仍然是文化遗留物的观念占主导。尽管学者们希望通过城市与村落在组织结构、生活节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以及特点的研究，进而建构不同于村落的民俗文化体系。但这一努力并没有成功，研究对象虽然改变了，但新的研究方法尚未发现和建立。因此，1990年代后，日本民俗学界虽然没有停止对都市民俗生活的考察和记录，但总体上，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大旗已不再被频频举起。不过，仓石忠彦等城市民俗学者仍然执着于继续探讨，因为当代日本民俗学界对现代民俗的研究并不能明晰城市的民俗文化体系；同时，日本民俗学依旧在努力探索新时期的学科转型之路。 在北欧国家，都市民俗学的最初情形与日本类似，即“都市民俗学的呼声背后，常常是把乡村—都市的对立看作理想类型的对立”；也曾有过从城市里寻找遗留物，未曾开拓新的理论而徘徊不前的经历。后来，瑞士民俗学家亨格纳提出有创见性的理论，即认为城市民俗学是对“城市特性”和城市生活风格的研究。而在德国、芬兰等国，也早已经开始了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开展对现代城市和科技影响下的民俗学研究，甚至已经对民俗学实行更名，改为“经验文化学”或“欧洲民族学”等，其研究对象也转变为“以中间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事件为对象领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和研究已经领先学术前沿，既有对城市特性的关注，也有对科技世界的民间文化的探索，大体实现了现代民俗学的转型。 从中国的现有研究来看，都市民俗学还未完全开展起来。虽然早在1980年代，乌丙安、陈勤建就提倡要开展都市民俗研究新领域，并初步探讨了都市民俗的原型和都市化过程。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受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户籍制度制约，在改革开放初我国都市化程度还不高，学界对都市民俗的关注度也不高，陆续有一些研究也多是对都市民俗的倡导呼吁和资料搜集整理。对理论的探讨比较缺乏，更谈不上系统性，处于提出问题和构想阶段，大多是从历史视角出发对城市风俗和风俗史进行搜集和研究。虽然也有人关注到都市新民俗，比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书中介绍了当代上海的一些新习俗，徐华龙提出的“泛民俗”一词主要关涉都市社会的新时尚，但还未旗帜鲜明地提出都市民俗学。明确提出要建构都市民俗学体系的是2004年，陶思炎等人出版的专著《中国都市民俗学》，并把都市民俗的对象扩大到已经进城的农民，但尚未涉及到都市环境和新的时代诞生的“民”。 综观国内外，都市民俗学虽曾经备受期待，但目前在一些国家却似遭遇瓶颈。原因是相关研究仅仅是把目光从农村移到了城市，但是空间变化之后，却惯性地去寻找符合“民俗”框架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只是把旧人换了新衣。这看似坚持了民俗学的传统，却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因此，导致其难以进一步发展。换言之，都市民俗学研究，需要转换思维，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现代都市里去寻找“民俗”，尤其是遗存的民俗，尽管继续关注都市里传统民俗的变迁也是重要的，但需要突破学科原有的边界，突破民俗学惯常的思维，回到学科最初的范畴中较为普遍化的概念或研究对象。民俗学者也需要介入当下社会，勇于担当，“去注意都市中生活的人群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传统资源来应对挑战并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等问题。”鉴于“民俗”之词的局限性和与生俱来的刻板化印象，即使是研究都市的新民俗，也仍然会被其名称所困扰。而近来日益引起重视的“日常生活”一词，似乎可以让民俗学从学科研究对象的名称固化中获得解放。以“日常生活”为新时期民俗学的核心概念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此概念对于多数民俗学学人还显得陌生，还需要一个从国外移植到本土生根发芽的过程。但对此的讨论，也已揭开新时期民俗学学科转型的帷幕，呼唤我们进一步跟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