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民俗学的‘华北学派’”所创造的“华北模式”是与历史人类学家主导的“华南模式”相对的。二者的对立，不仅在于二者所研究地域的文化存在极大的差别，还在于二者的理论旨趣、依托学科存在较大的差异。“华北模式”独特的发展历程、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决定了其在民间信仰研究上的局限、成就、优势及前景。 关键词:华南模式;“民俗学的‘华北学派’”;华北模式;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18）01－0048－08 作者简介:李华伟（1981－），男，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宗教学理论创新”（项目编号:17BZJ011） 在对中国地方宗教或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华南模式”的理论框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已取得的成就已为大家所承认，而民间宗教研究的“华北模式”正在逐步获得大家的认可，“江南模式”正在起步。 关于民间宗教研究的“华北模式”之理论框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与王岗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世地方社会中的宗教与国家》一书列举了对中国西北和北方宗教进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杜博思（Thomas Dubois）、周越（Adam Yuet Chau）、姜士斌（David Johnson），这些均为外国学者，而且这些外国学者相互之间没有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因而很难讲他们形成了宗教研究的“华北模式”。 就国内而言，在对华北民间信仰和宗教的研究中，持之以恒地对华北某一地域的民间信仰展开追踪研究，从中提炼出学科概念和学科研究范式，并为其他学科所引用、采纳的，要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出身的研究群体，而这其中刘铁梁教授的学术引领作用尤为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陈进国将这一群体称之为“民俗学的‘华北学派’”［1］。 显而易见，“华北学派”是与“华南学派”相对应的一个称谓。无论是李天纲所用的“华北模式”，还是陈进国所用的“华北学派”都极富远见地指出了对华北地方宗教研究的丰富成果及其背后较为一致的研究模式和学派特征。陈进国所用的“民俗学的‘华北学派’”恰当地指出了这一群体的特征及学科基础。因此，让我们回顾一下“民俗学的‘华北学派’”研究华北民间信仰（地方宗教）的历程。 一、民俗学界宗教研究的历程与“华北模式”的形成——从顾颉刚、钟敬文到刘铁梁 对汉族宗教现象的实地研究之现代开创者为顾颉刚先生。由于顾颉刚先生为民俗学家，因此，汉族宗教现象的研究与民俗学有着天然的联系。顾颉刚先生之所以能开创对妙峰山的研究，与中国民俗学开端时“眼光向下的革命”有关，与民俗学“熟悉民众生活、民俗传承与创造的优势”［2］有关。在民俗学的“华北学派”之形成中，顾颉刚先生、钟敬文先生、刘铁梁先生有着独特的贡献，顾颉刚、钟敬文为先驱，刘铁梁则是学派的标杆性人物和核心。“民俗学的‘华北学派’”的正式形成，正是以刘铁梁教授所提出的方法论、理论框架为指导，以刘铁梁教授及其同事、弟子的相关论著为代表作。可以说，刘铁梁教授是“民俗学的华北学派”或宗教研究的“华北模式”的奠基人，是中心和标志性人物。 （一）顾颉刚与妙峰山香会组织、东岳庙研究 1925年，顾颉刚对妙峰山香会的调查研究，被认为“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3］。除对妙峰山的研究之外，顾颉刚还撰写有《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东岳庙游记》《北京东岳庙和苏州东岳庙的司官的比较》等文。自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之后，妙峰山成为民俗学“华北学派”的田野调查地和理论竞技场。 （二）宗教是钟敬文民俗文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钟敬文先生虽然并未直接涉及民间信仰研究，但曾多次论及宗教和民间信仰。在钟敬文先生民俗文化学的整体框架中，各民族的宗教是民俗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敬文先生指出，宗教是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属于意识形态的一种）［4］。在专著《话说民间文化》［5］及《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4］等论著中，钟敬文先生不止一次提到宗教问题，并认为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是民俗学和民俗文化学的应有之义。在《“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一文中，钟敬文先生回顾了顾颉刚等人对妙峰山的调查，并认为从《歌谣》周刊到妙峰山香会的调查活动，是“我国现代民俗学活动富有气势的开端，也是当时整个民俗文化学兴起的一个有力部分”［4］132。 钟敬文先生不仅高度评价妙峰山调查在民俗学中的价值和意义，还不顾高龄于1995年带头到妙峰山开会、调研。此后，对妙峰山的研究诞生了三篇博士学位论文、一本《中国节日志·妙峰山庙会》、数篇调查报告和上百篇文章。妙峰山也成为华北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地点。其中，钟敬文先生指导的博士吴效群的学位论文［6］成为新时期妙峰山研究的开拓之作。 （三）“华北模式”的确立：刘铁梁华北民间信仰研究的新发现 1．相关研究成果 自1990年代以来，对华北宗教、仪式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刘铁梁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7］一文，为“民俗学‘华北学派’”的研究指明了研究的空间范畴和操作单位。《村落集体仪式性文艺表演活动与村民的社会组织观念》［8］涉及对庙戏和祠堂戏的比较研究，《联村组织与社区仪式活动》［9］对“青横庄杠会组织及其仪式”的研究，涉及宗教与村落、社区的关系。两文虽未以仪式或宗教活动为中心，但都涉及宗教研究的一些相关议题。 刘铁梁直接研究宗教的论文有以下几篇:《村落庙会与公共秩序》《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庙会的比较》［10］《为公共生活的乡村庙会》［11］《庙会类型与民俗宗教的实践模式——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例》［12］。 2．研究发现及其学术价值:以刘铁梁关于宗教与公共生活的研究为中心 刘铁梁涉及宗教研究的文章之理论框架、问题意识和方法论都是相关研究的典范，他所创造的学术概念、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和思路，不仅影响着民俗学关于宗教的研究，还影响着相邻学科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本文不拟一一展开讨论刘铁梁的论述及其贡献，仅以其关于宗教与公共生活（公共秩序、公共空间）的研究为例略作阐发。 刘铁梁关于宗教与公共生活的研究，不仅切入学界主流理论范式和问题域，而且做出了新的发现、得出了新的结论。通过关于宗教与公共生活的论述，刘铁梁率先回应了当时及现在仍受学界关切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相关论述内在地关联于宗教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关系这一研究议题，这些理论发现甚至稍早于海外汉学人类学的研究。比如，在《联村组织与社区仪式活动》一文中，刘铁梁指出，“不能把民间联村组织和官方的政府行为对立起来。联村组织同样需要获得官方力量的认可和支持。”［9］228－229这是对西方关于公民社会挑战国家行政力量之理论的校正，也是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的调整。《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一文在对权威结构的分析中，发现村落庙会的领导组织由“会头和帮会”构成，“它（龙牌会）的每一次重新崛起就必然要利用各种条件争取到和上层权力体系有联系的会外精英的支持”［10］283。这些理论发现和赵文词通过对台湾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基本相似，但时间上却早了数年。 刘铁梁的这一理论发现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并值得我们继续追问下去。顺着刘铁梁的这一发现，我们可以引申或追问中国民间联村组织甚或整个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社团）是否在与政府的关系上都具有上述特征，上述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在历史上有无变迁、变迁的原因与动力何在，背后是否有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政治格局所造成的深远影响等问题。 3．方法论及学科视域融合 在当今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几乎不可能产生以某人名字命名的定律，产生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学科范式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但刘铁梁所提出的概念之影响却远远超越民俗学、辐射并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相邻学科。刘铁梁所提出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14］“民俗宗教”“庙会类型”“庙会与公共生活”等概念几乎可以与其名字划等号。这些概念也沉淀下来，逐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公认的、用以解释中国社会的概念工具或思考路径，并可以继续生发、生长，给后来者提供了“接着讲”的可能性。 刘铁梁在学术史上留下的概念和理论思考对民俗学和相近的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铁梁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成就，以笔者理解，与其精益求精、“述而不作”的态度有关，更得益于其跨学科的视域、对民众生活的深入理解和类型学比较的方法。试述如下: 第一，跨学科的视域造就了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和开放的学科界限。刘铁梁的研究领域并未局限于民俗学，而是跨越了民俗学和人类学等相近学科领域，并不断拓展学科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这体现在刘铁梁与人类学者、历史学者的对话和交流中，更体现在他提出的引领民俗学学科发展的方法论和重要概念工具中。 刘铁梁明确地将民俗学研究的时空坐标界定为村落，有了这一方法论上的自觉，才有相应的一系列成果问世，如《村落集体仪式性文艺表演活动与村民的社会组织观念》《联村组织与社区仪式活动》《村落庙会与公共秩序》《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庙会的比较》《为公共生活的乡村庙会》《庙会类型与民俗宗教的实践模式——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例》等。 “民俗志”概念系借鉴“民族志”，但并非简单的借用。将民俗志视作一种研究方式［15］，而不仅是民俗学田野调查结果的书写方式，更是刘铁梁的独创。此后，在对北京区县民俗展开调查［15］的过程中，刘铁梁提出了“标志性文化”与“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13］等方法论，这些术语迅即成为民俗志研究方法的典范概念，引发了民俗学界、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 第二，类型学比较的方法。所谓类型学的方法始自韦伯的理念型或理想类型。刘铁梁关于庙会类型、“标志性文化”的论述，其理论资源虽然不直接来源于韦伯，但其思想旨趣和方法论与韦伯的类型学是极其相似的。 比较的方法，不仅是西方民俗学起源时的方法基础，也是中国民俗学的重要方法。可惜，“比较民俗学”的方法在当代大部分民俗学学者身上未能得到有效的继承。而刘铁梁却继承了这一方法，这与刘铁梁参与中日学者对中国和日本民俗的联合调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比较的意识一直贯穿在刘铁梁的研究中，在关于宗教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0］255－257，因此他所得出的结论更具理论意义和普遍性，更易成为被其他学科认可、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工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