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jpg) 中国乡村里许多优秀的剪花娘子一生辛劳，晚年仍生活清苦，她们是缺少社会关注的文化传承群体 摄影：乔晓光 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性别身份的差异对文化传承有影响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乡村社会的文化传承是有分工的，不同的性别身份，承担着不同的文化角色和文化分工。男人多从事重体力、大体量以及复杂技术的劳动，如房屋建筑、建桥修庙，当铁匠、银匠、木匠、铜匠、篾匠等。还有一些村社公共仪式类的活动也规定只能男性从事，并对女人禁忌，如风水师、伞头、社火、吹手、古歌传唱者等。女性从事的艺术传统实践，主要和日常生活的实用相关，也有一部分是满足家庭内部的节日祭祀等仪式活动需要。在北方中原地区一些乡村，妇女的俗信活动十分活跃，其中即有大量剪纸的使用。即使在日常的烹饪与传统食物制作中，也往往夹带着艺术的表现手法。 乡村妇女，承担着乡村艺术中许多民间美术类型的实践。但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把乡村妇女作为真正的艺术实践群体去关注，很少关心民间美术背后乡村女性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既不关心她们的文化叙事与个体情感表达，也不深入研究乡村女性艺术谱系中的文化隐喻与象征。 北方许多节日中都习惯使用剪纸，像清明、端午、十月鬼节，还有婚丧俗中都会使用剪纸。日常生活的需求造就了北方乡村庞大的剪纸传承人群——妇女。在北方乡村，几乎每个妇女都会剪纸。陕北俗语曰：“会生娃的，就会剪花。”由于北方传统年节中家家户户都要贴窗花、神幔花、炕围花、顶棚花等，用剪纸来装扮房间，所以这些剪纸就是每家妇女手艺的呈现，也是每家女人的“门面”。陕北乡村里把剪花好的妇女称为“花匠”，而被称为“花匠”的妇女，往往是那些肚子里古花样多、铰纸手艺精湛的女人。剪纸也体现着一个女人的人格价值，剪花好的女人会受到其他妇女的尊重。北方村庄里的乡村妇女群体作为剪纸的传承人群，更是一个与生活融为一体的手工艺术实践群体。在中国民间美术的各个门类中，只有剪纸这个文化物种造就了如此众多的天才“剪花娘子”，皆因其普遍蕴含着深厚的本原文化。  天才剪花娘子库淑兰和她的彩色套贴剪纸窑洞，这是乡村日常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 摄影：乔晓光 与北方村庄不同的是，西南少数民族乡村的剪纸用途不像北方乡村那么广泛。这些村寨的妇女人人会刺绣，但绝大部分不会剪纸。三乡五里只有少数几个乡村妇女会剪纸，她们把剪的花样拿到集市上去售卖，刺绣用的花样都是从集市上传出去的。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刺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其纹饰谱系十分独特。传统苗寨里的妇女大多熟悉刺绣花样中的纹样故事，纹样的内涵正是他们口口相传的民族传说故事。也因此，作为刺绣图样的苗族剪纸艺术，风格独特，文化叙事古朴神秘。 除去刺绣用的花样，男性鬼师做巫俗仪式时也使用剪纸。这类剪纸比较简单，常用折剪的方式剪出挂牵形式的拉手人纹样；丧俗的纸扎制作中也会使用剪纸的方式。  贵州西部山区苗寨里的苗族老人，她们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和头饰仍保留着典型的民族特征，这些老人记忆着许多口传文化的古老信息 摄影：乔晓光 无论是南方或北方，剪纸的天才传承人大多是那些有丰富生活经历和干练的女人。陕北俗话说，女人成熟要过三关：结婚关、生育关，以及娘家父母亡故关。结婚是从女孩成为女人的开始；生育是女人生命内涵最本质的体现，也是初为人母的开始；娘家父母亡故，不仅是失去亲人的悲痛，更重要的是一种血亲家族生命情感依托的消失。乡村女人的精神世界，正是在这些接连不断的生与死的仪式和习俗生活中成熟起来的。 那些经历了女人三关的天才“剪花娘子”，晚年又回到本性的天然之中。生活的磨砺与人性的返璞归真、几十年剪花技艺炉火纯青的实践，使得那些高龄的天才传承人进入了一个艺术生命的自由天地，她们个性化的创造为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如库淑兰的彩色套贴剪纸“窑洞”，高凤莲推剪方法的大型剪纸创作，张林召、王继汝“晚年变法”的简约写意风格，彭粉女独特的剪纸“生肖树”，苏兰花古朴的剪纸戏曲人物，郭佩珍表现个体命运的生活长卷等，都是这个时代最真切感人的艺术。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与农村的生活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老一辈剪纸传承人正是在大的时代变化中，开始了她们脱离开民俗需求的剪纸艺术创作。新的文化需求与新的生活题材，这些都为传统剪纸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活力。  陕北佳县山城上正在剪纸的天才剪花娘子郭佩珍 摄影：乔晓光 1954.jpg) 已故国家级剪纸传承人高凤莲祖孙三代传承剪纸  天才剪纸传承者高凤莲在中央美院与文化部非遗培训班上的年轻传承人合影 摄影：裴诗贇 （作者系中国民协副主席，转载自《光明日报》2018年1月20日第1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