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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时务学堂，创设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1月)，不久就因为戊戌政变爆发(1898年9月)而遭取缔。存世虽然不到一年，时务学堂的影响力却绵延至今，褒扬之文难以枚举；相比之下，学堂内外的一幕幕历史场景，始终未被完整地再现，似乎也难以激发后人足够的兴趣。然而，真相不明，颂赞难免打折。适逢戊戌变法120周年纪念之际，最大限度地还原时务学堂的一段秘史，或许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节期间，时务学堂学生将写有老师批语的课卷各自带回家乡，“民权”“平等”等大逆不道之词引起轩然大波，在得知巡抚陈宝箴将要调阅课卷的消息后，时务学堂的分教习到底有没有连夜涂改课卷上的评语？ 流传已久的一个说法，来自狄葆贤的《任公先生事略》。狄文称，梁启超赴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前，曾在上海与同志密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梁“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乃师康有为亦无异词，同行之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莅湘履任后，众人在批答学生课卷时“遂不无急进之语”。湖南守旧士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向湖广总督张之洞力请查办。“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转引自黄彰健著《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页) 巡抚午夜派人通风报信，确实具有传奇色彩，实则经不住推敲。现有史料虽然无法全部还原，但是至少可以证伪。 首先，时间对不上。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课本的具体日期，至今尚无法确定。1970年，黄彰健利用当时十分有限的材料，推断时间范围在“戊戌闰三月十五以后，四月十五以前”(黄著，第465页)；2014年，李开军使用各种新资料，进一步推断时间是四月初三或初四日(李开军撰《陈三立年谱长编》，第461页)。不管哪个推论更接近历史场景，都和梁启超的行踪对不上号。因为，梁启超不止一次地在自述中提到这年春天“大病几死”、“就医上海”、“二月入京”，闰三月十五日致夏曾佑函也称“京中卧病”。此后他在京活动频繁，五月十五日蒙光绪帝召见，八月政变发生后开始逃亡，直到1922年8月31日才重返长沙。(《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7、49、58、68、508页)也就是说，无论调阅札记是在戊戌闰三月或四月，梁此时根本不在长沙。 其次，梁启超本人从未认领此事。 缘于此，纵使狄氏声称“其原有课本收回计一箱，余带往日本，在横滨大同学校交麦孺博，后乃不知去向”，黄彰健依然勇敢而自信地推定：“狄所记陈嘱梁改课本事，恐系道听途说之词，不足采信。”(黄著，第474页) 二 尤有进者，在果断证伪之余，黄彰健还将当时能够发掘的史料搜罗殆尽，部分证实了唐才常、熊希龄连夜涂改课卷的传闻。 黄氏昔年(1970年)所用证据，最重要的是欧阳中鹄与谭嗣同、唐才常围绕课卷造假等事的数通书信。欧阳既是陈宝箴的重要幕僚，且深得巡抚公子陈三立的信任，同时又是谭、唐的老师，师徒三人在调阅课卷后的往还书信颇能揭示湖南维新的真实内幕，谭、唐之情辞间接证明了改窜课卷并非虚言。 陈宝箴身为巡抚，迫于多重压力，对时务学堂评语引发的巨大争议不得不有所留意，因此才会有调阅札记之举。调阅之后，陈并未追究。欧阳故而将此举定位为自我防范、以备不虞，他给谭嗣同写信，委婉表明陈氏父子的隐衷。不料，谭、唐或联名，或独署，在答复老师的信中均对涂改评语坚决否认。唐才常还对陈三立强加给自己的指责———“依附康学门墙，逐微名微利”——— 进行了辩驳，成见之深超乎想象。谭嗣同的信更是火药味十足，代为否认涂改课卷之余，又借题发挥慷慨陈词：“姑无论功课中所言如何，至谓‘分教皇遽无措，问计秉三，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云云等语，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秉三及分教虽不勇猛，当不至此，此嗣同可代为抗辩者也。”(黄著，第465-473页) 在写给谭、唐的另一封信中，欧阳希望年轻人平心、养气、敛才、藏智，从实际情形而言，他的劝谕几乎不起一点作用。谭、唐、熊等维新激进派急于在湘中大举推行康学，民权、平等一类惊世骇俗之说不但彻底激怒了守旧乡绅，也引发并强化了和陈氏父子及其主要幕僚的矛盾冲突。 激进派的大胆言行，在戊戌年五月底邹代钧写给汪康年的一封信里也有描述。受时空条件所限，黄彰健未能使用这份文献，不然的话，估计他会引为另一重要佐证：“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与计较。学堂事渠虽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罄。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竟及于义宁乔梓矣。”(《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57页)邹代钧兼有巡抚幕僚和时务学堂分教习的双重身份，此时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争斗的漩涡。 三 1970年，身居台湾的黄彰健无从查阅《湘报》，皮锡瑞的《师伏堂未刊日记》其时又仅有选刊本，不过，种种不利条件并没有挡住他逼近历史场景的脚步。 黄氏所用第二件重要证据，是皮锡瑞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廿二日日记：“夏少泉到此请题目，开论策题予之。彼云到有《湘报》，遂取来观之。五月廿六日秉三与黄、戴禀中丞，言书院积弊，山长非人，意在沛公。廿七日秉三刊其《上中丞书》，自明心迹及王、张、叶三君之行为。其余我皆不知，而言梁卓如来，诸人倾服，自是实事。以后不知如何决裂，或因迁怒秉三。而其事起于书店之刊课文，授诸生以口实。或卓如去后，分教之才不及卓如，批改有未妥处，熊、黄毁板，以为伪作，似未必是伪也。归当询明。代熊者为颂年。”(《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第134页) 黄彰健对皮氏该日日记的解读，抓住了三个关键点：其一，五月廿二日，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九人上书陈宝箴，强烈要求撤换时务学堂教习，这就是著名的“湘绅公呈”。在此之前，叶德辉等人在时务学堂批语中发现新党“悖谬实迹”，于是呈告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并由岳麓斋长宾凤阳等禀请王出面与巡抚交涉，信中所附重要“罪证”就是时务学堂批语。其二，五月廿六日，熊希龄为回击旧党，将他与黄膺、戴德诚等人恳请整顿通省书院的呈文刊发于《湘报》；第二天又在《湘报》登出《上陈中丞书》，对旧党颇多攻击，对陈宝箴改组时务学堂也略示不满。其三，“熊这封信根本未针对湘绅公呈所附时务学堂批语答辩。熊仅从个人恩怨立论，他的意见自不足以服旧党。”(黄著，第485页) 因为无法利用《湘报》，黄彰健对于“书店之刊课文”“熊、黄毁板”包含的重要信息未能有效摄取，殊为可惜。皮锡瑞其时在江西南昌，他所记书店刊刻时务学堂课文之事，应该源自《湘报》第一百零七号(该年五月廿一日出版)所登《学堂告示》。这份告示，是不久前被札委“总理时务学堂一切事务”的盐法道黄遵宪为禁止冒刻学堂课艺而刊发的，内中有云：“昨见府正街叔记新学书局刻有时务学堂课艺，本道与学堂各教习同加批览，深为骇异。其中所刊者多非本学堂学生之真笔。即如中学叶教习，本广东东莞县人，该课艺刻为南海县人；西学王教习，本福建龙溪县人，该课艺又刻为上海县人，其为冒名伪作可知。……前因三月间实学书局刻有此种课艺，曾经本学堂访知，将所雕板尽追缴在案。该新学书局何得仍蹈覆辙？殊属可恶已极！除由本道饬差提讯毁销伪板外，合行出示晓谕。”(此据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57-1158页)到了七月初一日出版的《湘报》第一百三十号，巡抚陈宝箴正式札饬严禁冒刻，盐法道黄遵宪也再行示禁。值得玩味的是，黄、陈两次示禁皆以分教习籍贯讹误为据，将作伪者锁定为“射利书贾”，对于课艺刻本中“荒谬可怪之语”则一笔掠过，似有意避重就轻。 皮锡瑞本以经学著名于世，丁酉戊戌之年因为积极参与维新等诸多原因难以见容于乡里，不得不远走他处。他虽然同为维新人士，却并非陈宝箴的核心幕僚，加上数十日后政局遽变，日记所称“归当询明”自然只能落空。饶是如此，皮氏所记依然坚定了黄彰健的推理逻辑：“熊希龄、黄遵宪推说这些时务学堂批语是假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既已自承他们在时务学堂曾鼓吹种族革命及政治革命，则这些批语自然不是假的。”(黄著，第483页)同理，“当时外间传说，唐竭一夕之力涂改，大概没有冤枉唐。”(黄著，第473页) 四 1922年，梁启超五十生日前夕，熊希龄赠以时务学堂札记残卷为之寿，梁欣然题序。正是在这篇《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里，梁启超将湖南维新与戊戌政变之关系简要地概括为：“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梁氏所谓“新旧之哄”，今人所称“新旧党争”，既是学术之争，又是利益之争，更是体制之争、路径之争，陈宝箴堪称争斗的聚焦点。陈的一言一行足以牵动各方人士的神经，而上下内外的风云变幻也直接影响他的应对举措。适时的妥协、适度的折中，在其生前身后，既留下了立场摇摆、态度暧昧的骂名，也赢得了“老成谋国，无可非议”(黄著，第489页)的称许，其间的千种隐曲、万般纠结，不啻另一段秘史。 陈宝箴与康有为虽非一党，却在调阅时务学堂批语后湮灭了康党“叛逆”证据，隐没不予追究。不久，四月廿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新党士气为之大振。五月廿二日，《湘绅公呈》递上，铁证如山，陈宝箴只得“含胡”批复，“但以众绅有门户意见，深自引咎”(据《陈宝箴集》中册，第1335页)，随后又迫于浮议，对时务学堂和《湘报》作了改组。然而，新旧两党均不领情，水火依然难以兼容。六月廿二日，监察御史杨深秀上折(康有为代拟)请求褒奖陈宝箴；次日，谕旨特予表彰：“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七月初六日，时务学堂学生张伯良受新党鼓动，具呈指控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等人见六月廿三日上谕后变羞成怒，“而又不敢彰明较著，于是造为谣谤，鼓惑人心”，“刊刷揭帖，四处张贴分送，冀以泄其私忿”。陈宝箴接到禀帖后，以宾凤阳等“谣散学堂、阻挠新政”，下令彻底根究；学政徐仁铸则指斥宾凤阳等“狂吠不休，毁辱桑梓”(《陈宝箴集》中册，第1351-1354页)。不料，王先谦愈挫愈勇，挺身独任，更以辞馆为要挟，毫不相让。布政使俞廉三向陈宝箴劝谏：“因此影响之语，致王某辞馆，有碍体面。”陈答云：“岂但辞馆，我要参他！”(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四年”)语伏杀机。僵持不下之际，八月政变突至，该月廿七日《湘报》所登陈宝箴关于匿名揭帖的第二份批词，已是另一番景象：“本部院详加访察，近来匿名揭帖往往遍传各处，而省会城厢内外未见张贴，该生等所称‘并未见有此帖，以故无应辨白。又向有亲族在学堂肄业，断无污蔑之理’等语，自系实在情形。既不知为何人所增，又本非原书所有，即与该生等无涉。”(《陈宝箴集》中册，第1357页)最终还了宾凤阳一个清白。 陈宝箴针对匿名揭帖的第二份批词刊载于《湘报》第一百七十四号，并未像第一份批词那样被王先谦附入其《虚受堂书札》，1970年的黄彰健自然无从寻觅，故而他用“不了了之”四字(黄著，第497页)概括这桩无头公案的结局。直到1986年，黄氏在台看到戊戌年《湘报》微卷，遂对早年论断稍作补苴：“政变后，陈终于采纳王的意见，说时务学堂学生所检呈的揭帖系痞徒所为，‘与宾无涉’。”(黄著，第909页) 百密一疏，1981年首次披露的皮锡瑞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廿三日日记，黄彰健似未曾留意，至少在他增补旧著的文字中没有发现痕迹。事实上，皮氏当日和王先谦的晤谈，至少有两条信息与还原戊戌年的秘史直接相关：其一，据王介绍，“去年七月四日，有密谕湘抚‘放胆为之，有官绅阻挠，可即正法’；……湘抚接谕，彼几不免”；其二，王告诉皮：“宾凤阳揭帖有秽亵语一段，乃熊窜入。”虽然皮此时对王依然心存戒备，对王所言“不知确否”，但仍发出这样的感慨：“可见党祸之动杀机矣！”(《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2辑，第166页) 五 政治人物出于种种目的，在当事之际采取非常手段，又在事后刻意遮掩真相，留下一段段“秘史”，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换言之，“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在历史上从没有断绝过。比如，康梁师徒为了推动废除八股的计划，不惜采取贿赂言官代上奏章的手段，梁启超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就曾用“豪杰举事，但求有济”作借口，为自己的实用主义行为进行辩解。又比如，翁同龢与张荫桓为了自保，都曾经删改过各自的日记。类似的场景，在戊戌变法这一特殊时期不止一次地上演过。 洞悉了“秘史”的生成机制，接下来的事情首先是调整好心态，唯有如此才能做好后续的还原、揭秘工作。在这方面，黄彰健堪称楷模，值得效仿、追随。尽管黄氏也会再三惋惜于康、梁等人的“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信口开河”“集体作伪”“不以作伪为耻”(黄著，第657、736、737、738页)，但更值得关注的还是这些话语：“我们不必责备梁启超笔墨不谨，因为这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应如实地了解并同情这些爱中国的志士的救亡图存的英勇行为及其遭遇”(黄著，第89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