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蛮区”的延续：《上林县志》中的族群分类 明清易代后，上林仍属柳州府管辖，后于雍正二年（1724）划归宾州直隶州。后宾州被降为散州，上林又于雍正十二年划归思恩府，直至民国依旧如此。清代八寨地方虽已无大的民盗事件发生，但官府对八寨地区的认知与防范依旧存在。同时，古零土司的存在，使得上林依旧处于象征“蛮”的土司与象征汉的州县之间。上林的人群类分正受到这种区分的影响。根据官府的划分，上林在康熙时期大概有四类人群，即猺、獞、狼人、山子，其中獞人被认为是最为刁蛮的群体。这一群体也是后来上林县居民的主体，多被划归为壮族。 如前所述，上林县在八寨之乱后，其作为“蛮”汉过渡地带的角色更为明朗。清代延续了明代上林的军事部署，在三里设立守备，继续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这是明代上林的区位角色得以持续的制度基础之一。清初地方官对上林的治理与叙述，成为我们观察清代上林人群特征及相互区分的一个出发点。 清康熙年间上林知县张邵振在任之时，整理出了一部《上林县志》，其中收录了不少张氏呈报上级的禀文。由其中部分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至康熙朝晚期，上林县较难管治的地区依旧是东部和东北部一带。此区域是八寨附近地方，在官府看来，对这一带的防御情势依旧严峻： 按查上林一邑，东至宾州，西至古零，南至武缘，北至忻城，东北至迁江，相距百有余里，或六七十里，其间猺侬狼蛮与土人错杂居处约十之五六。而最难控驭者，莫如东北一隅，地名八寨，在顺业里，即卑县绿茅诸峒，北达忻城、庆远、东欧、八仙诸峒，周环五百余里，万山盘错，延袤相属，深木丛莽，鸟道险岖，仅容厕足，不能正步。猺侬上下山阪，若走弹丸。寨内各有数人扼拒险要，犷悍难制，如虎踞穴，莫之敢撄。与迁江八所最为密迩。其逋逃渊薮，尤恃有贵县之五山，盖天造地设，若奸宄者矣。八寨之中，又分为东、西抚民，深居山谷，不近通衢。而东抚民之张村、寨受、延按、张空、古客、坂寺等村，俱附近官道，为忻城、庆远旅之径途。猺侬盘踞其中，每为民害。此卑县之北路所当防御者一也。其自北而东也，则为思览，思览界于迁江、上林、三箭塘之间，中有白挞。 如张邵振所述，八寨及其附近地方仍是官府比较头疼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区分也正好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地方所体现的控制力度。基本上，官府对于八寨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仍然停留在“以夷治夷”的水平，非但赋役制度难以推行，其他地方的治安也因为这些区域的存在而显得不稳定。有材料显示，上林县人在乾嘉之前，仍有冠礼，其后才逐渐消失。冠礼的存在至少喻示着乾嘉之前清廷对上林地方控制的有限性。 在此背景下，上林县中的族群有了更为明显的界限。张邵振参照当时官府对广西各个地方人群的划分，将上林县境内的各主要人群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上林县的人群可以分为獞、猺、侬、汉四种人，尤以前二者最多。这种人群划分，让我们看到清初上林县人群分布的多样性： 林邑诸蛮，曰猺、獞、狼人、山子四种。猺与山子绝相类，男女皆裸跣，夫妇野合类兽，无版籍定居，惟□山种畲□□为种成艺蓝采□与土人货易。暇则猎山兽以□食，食尽又移一方，其上下岭谷，履险若飞。负载者，悉着背上，绳系于□□间，偻而趋，与人异，多聚处大明山中。狼人，楚□也。洪武间，粤西不靖，诏蛮狼兵以击之，遂分屯其地。今十三堡皆系狼兵。男妇文身跣足，衣斑斓，布褐。有户口版籍，较之猺獞稍为淳良。但有蛊，能毒人，然亦不轻试也。 如上文所述，猺人、山子和狼人是上林人数较少的族群，他们与其他族群间的互动较少，生活较为封闭。獞人作为本地土著，人数最多，因此作者对他们的描述也更为具体： 獞人椎髻徒跣，生理一切简陋。或为佣以自给。妇人衣短衣、长裙，色皆青黑，无文竹笠。衣角间悉缓□毛为饰，敞其襟织□□□□□□两乳。居室茅缉□□即□房也。子壮娶□□□□□□□□□□□母家，或与邻女作处□年回时，间与夫野合，觉有娠乃密告其夫，作□壁，于后乃居夫家。 除了婚姻关系上比较自由，獞人的习性是当时官府最为头痛的，平日总有劫掠他人钱物、烧杀村庄、掠夺人财之事。对此，张邵振坦言：“大抵猺、狼、山子各安族类，不思侵侮平民。为患者，莫甚于蛮獞云。”于是他总结上林地方土著的形象如下： 大顽猺侬，心类豺狼，行同狗彘，其凶横暴戾，习与性成，视杀人如草菅，以焚劫为儿戏。彼既有深山旷谷为之巢穴矣，又有丛林密箐以为障蔽，又有蹊径间道以便往来，而且邻封贼党之助其声援也。而且土著愚民之恣其窝藏也，作蹻而引线者有其人，坐地而分赃者有其人。 在此情况下，土著人出门都要携带枪械，而且时常发生攻杀之事，难以控制。有鉴于此，张邵振首先说明自己身为县令的无奈，随后否定了推行团练来维护地方稳定的举措，建议还是用“以蛮制蛮”之法来管束土人： 区区县令，既乏剿捕之人，复无剿捕之柄……惟练习乡勇之法可以举行。令各团各里选择其乡之勇敢有力者，练习数十人，以资捍卫。若一村有事，则各村鸣锣召集救护，官长复能严明赏罚，以示鼓励。诚为最善之法。但林邑殆顽成风，人心荒忽靡常，难就约束。一但练习心□，惊顾错愕，或骇或疑，即有赴汤蹈火，不畏强御者，□或阻于贼众，报仇之说，而□巡观望，欲前还，却者有之。此又势之无可如何者也。计莫于猺獞众多之处，如□宪札所云，就中谕令自相推服幾人，报名□请立为獞长，给以腰牌，朔望赴县投见，地方宁谧□加奖赏。倘有獞户不法，即勒令追擒，此诚得“以蛮制蛮，以贼制贼”之要术也。 张邵振此举主要针对的是八寨故地及邹圩、思览等靠近八寨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建议针对上述地区的各个军堡进行重新部署，以保证“以蛮制蛮”的策略得以实现。从张氏的叙述，我们可知上林在清初之时仍是比较散乱的状态。迟至康熙朝之时，被官府视为蛮人的“獞”人仍是本县人数最多的居民。张氏所谓“以蛮制蛮”之策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不过他对当地人群的类分，既为我们展现了上林地方族群的多样性，又让我们得以大略看到“蛮”区所指涉的范围。 综上所述，上林早在唐代就有家族势力在活动，但朝廷真正控制该地区要在明代以后。随着明中后期因八寨地区乡民起事而进行的一系列军政措施的展开，上林才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关照视野。万历朝以后对八寨及上林地方的军事部署，成为我们理解上林作为土流之间军事屏障所具有的意义。与此同时，朝廷对不同地区人群的认知，成为日后官员认识地方人群的一种参照。进入清代以后，八寨地方逐渐归入上林县所管。八寨等地“蛮”的形象并未因为明清易代而消失，同时，今西燕、镇圩等靠近古零土司之地，亦多被朝廷认为是獞人盘踞之地。因此可以说，自唐宋至近现代，传统中国不断塑造着上林县中各种“蛮”的身份形象。其中，靠近八寨及古零土司地方的镇圩瑶族乡、西燕镇部分地区、塘红镇、乔贤镇、三里镇及澄泰镇的部分地区被视为“蛮”区，而大丰、明亮、巷贤、白圩四镇则是较有“文化”的“壮”区。 二、作为日常话语的“蛮”及其意义 上林县人群存在“蛮”与“壮”的区分，不仅在历史中呈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无处不在。笔者自小生活于上文所述“蛮”区的古零镇之边缘——上林县西燕镇，加上母亲是从原古零土司属地的马山县古零镇嫁过来的，因此，我从小就生活在有关“蛮人”与“壮人”的讨论话语中，时常感受不同地方人带来的“文化冲击”。按照上文的叙述，这类地区属于“蛮”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蛮”的理解包含四个维度： 其一，语言使用。如果以县份来区分，离南宁更近的宾阳县视上林县人为“蛮”人，其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讲壮语的人不如他们讲宾阳话（平话，广西中部的一种方言）的人。而上林县的大丰镇、明亮镇、巷贤镇、白圩镇、澄泰镇、西燕镇大部分地区，在上林县境内是被视为讲“壮”的人，他们和位于北边的三里镇、乔贤镇、塘红镇、镇圩瑶族乡等地讲“蛮”的是不一样的。而位于东北和西北的忻城县及马山县人亦被视为“蛮”区。如果说宾阳县的方言与壮语尚有较大差别，但上林县内部的“壮”和“蛮”基本上都是可以沟通的，只是口音稍有不同而已。但在当地人看来，只要对方开口，马山就可以分辨出其为“蛮”还是“壮”，语言的区分无处不在。 其二，经济状况。由于上林县的交通与区位不甚理想，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经济条件差，这是宾阳人不太看得起他们的重要原因。此外，上述上林讲“壮”的六个乡镇居民对于另外几个乡镇及马山、忻城等地的经济状况都有一种优越感。大部分人认为，那些讲“蛮”的地方自然条件恶劣，山区多，因此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自己。尽管随着1990年代以来外出务工浪潮的兴起，县内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不存在太大差异，但人们还是愿意相信这些“蛮”人的处境绝对比自己差。 第三，风俗习惯。相对于讲“壮”的几个乡镇而言，讲“蛮”的乡镇在交通上是比较闭塞的。在来马高速开通之前，这些地区的交通状况始终比较糟糕。人们相信，由于地处偏僻地区，讲“蛮”的地方在风俗习惯上与讲“壮”的地方之人群有较大差别。总体而言，这些讲“蛮”的地方，人们还继续保持做斋等地方宗教仪式，而讲“壮”的地方则没有这样的仪式（后文详述）。此外，两地在婚嫁、节日等方面亦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四，身体与思维。在我们看来，讲“蛮”的人一直都是力气比较大的，他们来到这边干活，体力比我们这边的人都要好。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勤于劳动，而且玉米吃得多，有助于养成健硕的体格。与健硕的身体相反，讲“壮”的人一般都耻笑讲“蛮”的人过于憨厚，很多事情不懂变通，认死理，而且性情暴躁。 综合语言、经济条件、风俗习惯及身体和思维四方面的因素，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上林县内族群分类的基本逻辑及其社会实践意义。讲“壮”的人提及一个人的粗鄙时，往往用“蛮”来指涉。于是，上林版的“一截骂一截”现象同样存在：巷贤、明亮、大丰三镇的人认为上林县内除白圩镇外，绝大部分都是“蛮”人；而西燕、澄泰和三里部分地区的人则认为他们自己与县城大丰镇、明亮、巷贤等地的人只是说话口音有别，其他并无二致；与此同时，被视为“蛮”的镇圩、塘红、三里和乔贤四地的人虽部分承认他们在文化、语言上与讲“壮”的人有很大区别，却又认为与他们临近的忻城、马山等地的人才是“真正”的“蛮”人。因此，尽管我们知道“蛮”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意义，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蛮”。针对不同的交流对象，他们都会区分出他与“蛮”之间的距离。无处是“蛮”的现象背后暗示着各地人群对自身身份的认知逻辑，只是这种自我疏离并不影响当地人的基本族群区分。这不仅与地方及国家的发展历史有关，更与当地的仪式传统有直接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