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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锡伯族动物崇拜的民间叙事特征 何氏家族世代传承的长篇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口头文本，其中的动物崇拜现象反映出锡伯族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山林文化记忆，并且呈现出独特的叙事特征。 首先，人神（指动物神）互易是何钧佑长篇口承叙事中动物崇拜现象不容忽视的一个特征。在何钧佑的长篇民间叙事中，人神同体、人神互易的现象非常明显。这些动物神灵逐渐摆脱了动物属性，已经高度人格化和世俗化，人和动物神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并且动物神所具有的超常神力在英雄神面前很有限。 这类情节在何钧佑讲述的《勃合大神传奇》中尤为明显。采访何钧佑时，何钧佑说：“《勃合大神传奇》中四个国王就是动物，吉林扶余县的老村长说有个老太太记着一个节日，叫‘四王升天日’，我说应该是送‘四王进山日’。”（2012年2月7日访谈） “四王进山”即出自《勃合大神传奇》。《勃合大神传奇》是何钧佑故事中动物崇拜观念最为典型的一个长篇故事，讲述的是鲜卑的一个分支乌洛厚国大木石部落的英雄勃合的传奇故事。勃合是乌洛厚天神的第123个儿子，降生于人间。他四处漂泊，遍访人间的神仙，得到点拨，历尽千辛万苦打败四个贪婪残暴的国跋（国王），最终建成了天堂国。“四王”指的就是《勃合大神传奇》中由四种动物变成的国跋，分别是黄金国国跋勒富，铜枪国国跋达恩怀、铁枪国国跋每河、美女国国跋居哈。[1]这四个国王生性残暴、祸害百姓，最终被勃合打败，后来勃合大神把这四个国跋放回了山里。何钧佑是这样讲述的：
人神互易的情节具有多重象征和隐喻意味。比如国跋战败与熊、老虎、灰狼、蟒进山反映了锡伯族先民们对于自然、动物以及社会的复杂情感和态度，既包含对动物与自然的敬畏和恐惧，也隐含着远离压迫与暴政，获得自由的社会理想。在何钧佑的家传叙事中，还经常出现很多暴君和恶鬼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或是某种恶兽变成的，或者干脆就以大熊、恶狼为其名字，或者被直呼为狼心国王、狗熊将军，同样也隐含着丰富的象征意味。通过动物崇拜所折射出来的民众的民间记忆作为小传统的文化，某种程度上，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民众的情感和心绪。 其次，在何钧佑家传叙事中，“动物报恩”是动物崇拜中一个普遍的母题，并且这种报恩母题往往和英雄成长结合在一起。在通常情况下，民间叙事中的英雄往往都有着奇异的出生，根据不同的自然生境和文化类型，出生情节各有不同。而英雄出生后得到动物的庇佑，则在锡伯族民间叙事中非常普遍。在何钧佑家传叙事中，英雄人物的成长模式几乎相同，即“童年遇难——动物搭救（抚养）——获救后成为英雄”，其中有些情节模式也或插入“其父母救动物——动物报恩——其子年幼遇难——动物搭救（抚养）——获救后成为英雄”。 比如在《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中，喜利是锡伯族的保护神，传说在她小的时候，母亲救了一只老虎，老虎为了报恩，在部落兵来抓小喜利的时候，蹲在帐篷门口保护小喜利，使这些武艺高强的锡伯兵都不敢靠前，然后把小喜利叼走抚养，后来小喜利的母亲从虎窝里抱回了小喜利。这样的情节模式在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中其他几位主要英雄人物身上也极具普遍性。在锡伯族民众的观念中，虎、狼等动物虽然有凶残的一面，但是一般情况下它们并不伤人，而且知恩图报。 在锡伯族民间叙事中，动物在英雄成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充当保护神的角色，帮助英雄度过难关，成就大业。例如，喜利在西征过程中，在与狼群、虎群和熊群大战时，对怀有幼崽的动物手下留情，结果这些被释放了的动物在喜利与其他动物大战的危机关头，前去助阵，以报不杀之恩。 在锡伯族民间叙事中，“动物报恩”母题体现了锡伯族民众独特的民间思维，反映了人们希望通过对动物的敬畏和尊崇，获得动物神灵保佑的集体心理，这也是民众通过民间习俗和信仰获得生存安全感的一种方式。通过动物崇拜祈愿保佑以及获得安全感的心理也体现在锡伯族人养育后代的习俗上。人们相信，在人的婴幼儿时期，凶猛的动物能够起到辟邪的作用，如今锡伯人依然有为小孩穿虎头鞋的习俗，希望这些凶猛的动物能够阻挡邪恶的入侵，保佑孩子顺利长大，另一方面也希望孩子能够承接动物身上的勇猛力量和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