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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锡伯族动物崇拜与萨满教的关系 研究锡伯族的动物崇拜现象，不能回避其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锡伯族有信仰萨满教的习俗。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信仰，在中国北方很多以渔猎为生的民族，如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和朝鲜族等民族中比较流行。萨满教是“以万物有灵为思想基础，在内容上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一种通过巫术控制超自然力量或通过与精灵世界的直接接触，对它加以控制来达到目的的宗教实践。”[1]在锡伯族的萨满教体系中，动物崇拜是包含于萨满教的自然崇拜之中的，天地、日月星辰以及动植物都是萨满教供奉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锡伯族著名的萨满教神本之一《祈告祝赞祷告神歌》中，前后记载了十余种动物神灵，如虎神（塔斯胡里，分公虎和母虎两种）、狼神（尼胡里）、金钱豹神（雅尔哈）、野猪神（爱杜罕）、骆驼神（沙尔旦驼）、蟒神（扎宾）、龙神（穆舒鲁）、雕神（岱木林）、鹰神（安初兰）、银鹡鸰神、木臣鱼神、黄鱼神、野马神等。[2]它们都是锡伯族萨满供奉的副神，萨满在遇到危险或与病魔搏斗时就呼唤它们，以求帮助自己战胜危险或病魔。 萨满教中保留的大量动物神灵多是来自先民自然崇拜时期的动物神灵，这说明在萨满教形成之初，这些原始的动物崇拜现象早已根深蒂固，对萨满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按照原始宗教信仰发展的历程来看，最初的动物崇拜中的动物神更多地保留了其自然属性，其后，这些动物逐渐被神圣化，具有了人格特征，甚至成为新的神祇，逐渐摆脱了动物属性。锡伯先民相信虎神、狼神、犬神、蟒神的存在，这些动物神祇已经逐渐人格化。锡伯族先民坚信这些动物神能够保佑他们的平安，能够帮助他们逢凶化吉，体现了原始自然崇拜中趋吉避凶的民众心理，也表现了原始的动物崇拜与宗教的逐渐融合。 在何钧佑家传叙事中，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情节：喜利在西征的过程中，每当危难之际，总能请来动物神帮忙。比如西征路上，喜利部队遇到了狼群，她摸摸脑袋，就把狼神请来了，狼神就告诉喜利怎么去做。但是，狼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狼，它已经从动物的“狼”逐渐转变为“人格化”的神灵。动物神慢慢褪去了它的动物属性，成为人间供奉的神祇，这也是原始的动物崇拜与宗教融合之后发生的变化。因此喜利妈妈在击退了狼群之后，盘问狼神：
在讲述这一情节时，何钧佑插入了一句评论：实际上狼神和狼不是一回事。[4]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锡伯民众的观念中，已经将动物和动物神区别对待了，他们意识到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差别了。 但是锡伯族的动物神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具有超强的神力。在锡伯族萨满教中，“很多早先独立的动物神就逐渐演变成附属于人物神的精灵，成了人物神的侍奉者或帮手，动物神的地位和神力所及的范围已远非远古时代那样与人们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多么凶猛的动物神，在神界都有制约它的人物神，在人间都有能使其降临附体的高明萨满。”[5]萨满教中动物神只是副神。在锡伯族的萨满教中，萨满的主神只有一个，动物神和其他诸多副神主要担负着辅助主神的职责，因而神力有限。在何钧佑的长篇叙事中，动物神的神力确如上述分析一样，具有有限性。比如《勃合大神传奇》中的“四王”，最终还是被乌洛厚天神的儿子勃合大神打败，并被放归山林。《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中帮助喜利大军获胜的狼神，也并非神力无边，承认有些事情“管不着”。这些动物神在故事中都是佑护和帮助英雄的保护神，并且对英雄总是表现得很顺从。比如喜利西征时遇到狼群，摸摸脑袋就能把狼神、虎神、熊神请来。这些动物神对喜利妈妈很顺从，并且要忍受喜利的责难：“是不是你先叫它们来的？”[6]民间口头叙事中动物神的地位印证了在萨满教中动物神的副神职能。 尽管从民间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锡伯族的动物神已经具有了神格和人格化特征，逐渐褪去了动物属性，但是如果将锡伯族的动物崇拜与萨满教的神祇崇拜等同，似有不妥。有学者曾对锡伯族的动物崇拜与萨满教自然崇拜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比较，认为锡伯族的动物崇拜虽然与萨满教关系密切，是萨满教的文化基础，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从人与神的联系途径以及动物神在神界的位置方面来考察，萨满信仰与古老的自然崇拜还是存在着差别，至少锡伯族从古至今对动物的信仰观念演变过程显示出了这方面的差异。”[7]萨满教中人与神的联系需要萨满做中介，并且在萨满教的神祇系统中，动物神往往是具有固定的神位，充当副神，并且往往有相关的神话。而从锡伯族民间叙事来看，动物与人的沟通不需要萨满做中介，并且缺乏有关动物神祇渊源的神话，这也是锡伯族萨满教中的自然崇拜与其他通古斯民族萨满教不同的地方。 在何钧佑的家传叙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差异，虎神、熊神、狼神和蟒神等动物神可以不借助于萨满的中介，自由往来于锡伯先民的生活中，给予人们庇佑和帮助。此外，何钧佑长篇口承叙事中的虎神、熊神、狼神和蟒神的神格特征并不是固定的，仅仅是一个虚指，这些动物神非萨满教中有固定神位的动物神，它们总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另外，在锡伯族的动物崇拜中萨满教的宗教特性不够鲜明，动物神保留了较多的动物属性，体现出明显的世俗性。这与萨满教等级严密的神祇体系和神圣性特征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在何钧佑家传叙事中，虎、熊、狼等动物都具有灵性（并非仅仅是萨满教动物神祇），能够懂得知恩图报，于危难之中拯救儿童或者英雄。比如喜利妈妈幼年时被老虎所救，喜利西征中不杀带崽的动物，动物感恩相助等情节。 由此可以推断，锡伯族的原始动物崇拜观念是被纳入到萨满教体系中的，并且由于原始动物崇拜在民众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原始动物崇拜的特征被较大程度地保留在锡伯族的萨满教之中。因此，锡伯族的动物崇拜兼具原始性与宗教性，有别于其他民族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并较多地保留了锡伯族先民原始山林文化的诸多信息。 锡伯族是一个在文化发展上比较晚熟的民族，文字出现较晚，关于锡伯族族群的起源及其先民生活的情况很难从史书资料中获得，而由何氏家族世代传承的长篇锡伯族民间叙事为我们生动地保存下了锡伯族山林生活的文化景观。锡伯族民众经过世代迁徙以及与周边民族的不断融合，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多个文化形态，山林文化、畜牧文化、农耕文化都在其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深浅不一的文化烙印。山林文化作为锡伯族文化的原生形态，构成了锡伯族的文化基因，奠定了锡伯族整体文化的基础。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为了解锡伯族山林文化和族群发展，探究锡伯族民众心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进而为研究东北族群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0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