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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谓新意迭现，成果丰硕。2017年11月底，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召开的第四届“民国史高峰论坛”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若要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就必须跳出既有的研究框架，重新审视中与西，内与外，上与下，新与旧，并且应以新的问题意识，带动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以期获得新的历史认识。这一共识，似乎可以用来总结2017年的研究概况。本文拟以专题形式对本年度近代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热点问题作一梳理。 政治与外交 政治史一向是晚清史研究的重镇。2017年这一领域也是佳作频出。李细珠在新书《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中不仅关注高层政治人物在面临千古变局时的政治抉择，同时也注意中下层人士管庭芬、魏源、容闳、谭嗣同的心路历程，呈现出多变时代中各色人物的多歧面相。贾小叶的《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以“康党”为切入点，研究康门师徒与戊戌学术政治纷争之关系，跨越戊戌“新旧之争”的框架，探寻背后的思想差异，学派纷争，更着重考察权力角逐、利益纷争、派系隔阂等矛盾。崔志海的《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对1949年以来近60年来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十个专题，作了高度凝练的总结和概括。该书大体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史写作方法，并从纵横两个维度进行学术梳理，明鉴不足的同时，提示了下一步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 民国政治史领域，唐启华通过比对中、日、英三国档案，指出袁世凯并未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同意帝制，反倒因为拒绝日本要求，而开罪日方，给自己称帝制造了障碍。（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深町英夫以身体视角重新审视新生活运动，考察了蒋介石的思想、党派斗争以及不同国家、社会群体对于新生活运动的反应。（[日]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近来，以人物为切入点，观察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制度建设与实际运作，已成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之一。其中又以蒋介石研究的成果最为丰硕。会议方面，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第四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体现蒋介石研究的最新成果。论文方面，中青年学者从各自领域出发，探讨蒋介石与近代中国重要制度、重大事件的复杂关联，成果有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杨奎松：《对蒋介石“放水长征路”一说若干史实的考析》、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贺江枫：《“五·二〇”学潮与蒋介石的因应决策》、王才友：《急进与缓图之间：蒋介石对国民党新编五师的整编（1927-1931）》、贾钦涵：《蒋介石与战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等等。 另一个研究的热点人物是孙中山，相关成果主要有：深町英夫：《同种同文：孙中山的亚洲主义话语》、张金超：《孙中山、南方政府与华盛顿会议——以代表问题为中心》、张华腾：《孙中山理想追求之一幕——从民元辞职到宋案前孙中山研究新论》、王杰：《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特质”探问》、赵立彬：《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名誉事件的反应》。资料方面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主持撰写的《孙中山史事编年》和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周兴梁等学者编纂的《孙中山全集续编》。 思想与文化 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范围愈发扩大，方法也愈发多样。王汎森尝试扩大思想史的研究范畴，走出狭义思想史的局限，围绕“思想的生活性”及“生活的思想性”的主题展开讨论。（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黄兴涛的《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拓展了其概念史的研究领域，考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者指出，“想象共同体”这一建构理论虽有其合理之处，但“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本走向”具有“某种不可选择性”。“中华民族”的观念在精英和大众、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过程中，得以确立。程梦婧梳理了《人权宣言》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揭示出这与晚清士人的“天赋人权”思想的内在关系。（程梦婧：《〈人权〉宣言》在晚清中国的旅行》）瞿骏的《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从学生生活、教科书、“排满”革命等层面另辟蹊径，勾勒出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群体形象，探寻思想世界。 近10年来，有意或无意运用新文化史的方法和视角，已成近代史学界的普遍现象。话语、记忆与历史诠释，成为2017年近代史研究的一大亮点。蔡炯昊探讨辛亥鼎革历史记忆的形成机制，指出这与各方争夺宣付清史馆立传的主导权有关。（蔡炯昊：《新国体下的旧史学：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立传（1914-1927）》）周海建也有类似的观察，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审查《清史稿》这一公案，指出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政治考量，社会心理均有关涉。（周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审查及其社会因应》）。此外，还有刘晓艺的《“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王卫星的《八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马建标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另外，符号与形象的想象与塑造，也成为一个热点，如葛静波的《林则徐形象在近代的变迁》、夏清的《“民族”之辩：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伪、共的三方叙事》、刘文楠的《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武洹宇的《辛亥祭奠的死亡表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骷髅符号释读》等等。 话语无疑是2017年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热词。王奇生老师梳理了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过程，指出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的同时，也存在阶级概念被极度泛化的问题。近20年来，“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逐渐淡出视野，呈现出“去阶级化”的趋势。潘晓静、郭台辉则分析了“农民阶级”的话语变迁，总结成职业话语、民众话语、阶级话语三个阶段。相关的成果还有许多，如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话语中的“民权”与“国权”》、洪煜、韩瑞韬：《话语与秩序：1928年湖社处理寿圣庵地产纠纷案》、赵峥：《国家动员、民族话语与边疆治理：战时西康宁属彝区的政治社会变迁（1937—1945）》、朱英：《民国时期工商界人士的“民国”印象》、周新顺：《“民气”“民智”“民德”：重返晚清国民性问题讨论的话语现场——以〈东方杂志〉为考察中心》等等。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总能激发学者的研究兴趣。相关文章主要有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罗志田：《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瞿骏：《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周月峰：《“列宁时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传入与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等等。 社会与经济 区域史、城市史、乡村史等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在2017年均有重要成果问世。赵世瑜在《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一书中，通过不同地区的个案，表达对时间与空间两者关系的理解，进而上升到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高度。王先明的《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大致以时间为线索，从政权、教育、医疗、经济等不同侧面梳理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并从区域史的角度思考不同地区之间差异与共性。日本学者佐藤仁史的《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挖掘出大量地方性史料，借由自下而上的视角，提出许多新的历史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学者已开始崭露头角。韩策聚焦于科举改章和开进士馆两条脉络，既在制度层面探讨科举取士的沿袭与鼎革，同时也关注到人的因素，即参与科举的学人群体在社会变动、政权更迭之际的进退出处。（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谭皓考订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史实，反思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少人关注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谭皓：《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李俊领的《天变与日常：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华北泰山信仰》聚焦于泰山信仰的演进及其境遇，从侧面揭示近代华北社会变迁的路径与机制。黄素娟：《从省城到城市：近代广州土地产权与城市空间变迁》、刘志刚：《百年迷局：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围垦区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变迁》。 近几年来，区域史的资料编纂可谓突飞猛进。2017年出版的《苏州商会档案续编第一辑（1949年—1956年）》《太行山文书精萃》《金陵全书》均编选了许多新的史料。此外，《民国时期地方概况资料续编》《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方议会史料续编》等资料也陆续出版。 经济史领域也有多部重要作品问世。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以全球史的关怀书写中国近代史，将军事技术与商品贸易视为早期全球化的动力，反思近代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得与失。[荷]方德万(Hans van de Ven) 的著作《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只能暂且被归入经济史。它很难被归类，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海关，涉及领域众多，相关主体繁杂。方德万指出，海关不仅仅是一个税收机关，更是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与历届中国政府关系密切。 经济史的论文多有创见，参见柯伟明：《1936—1937年广东币制改革的券币比率之争》，吕长全：《清代粮价奏报流程及其数据性质再探讨》，张俊峰：《清至民国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水权交易——兼与晋陕地区比较》、燕红忠：《晚清时期的豆品期货市场——以东北辽河流域为中心》、潘晓霞：《温和通胀的期待：1935年法币政策的出台》、林矗：《通商口岸、新式教育与近代经济发展：一个历史计量学的考察》、宋靖野：《水利、市场与社会变迁——对川南五通堰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877-1941）》等。 今年，经济史与社会史领域出版的资料有《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续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三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民国赈灾史料三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三编》《民国时期地方志所见基层图书馆史料汇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第二辑》《〈申报〉招商局史料选辑·晚清卷》等。 中共与革命 2017年，关于中共与中国革命的研究热度有增无减。“中共制度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毛泽东著作版本及其经典化问题”“中国共产党百年研究的海外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相继召开。这些会议有两大特点，一是在研究领域上不断创新，寻求在不同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二是扩大学者参与，邀请美国、日本等海外学者加入，鼓励青年学者参与对话，增添学术活力，拓展研究视阈。 黄道炫提出抗战时期中共与日军、国民党军的斗争呈“弱平衡”状态。他提示各方势力在剑拔弩张的对立之外，还有更为复杂微妙的拉锯互动。（黄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黄道炫的另一篇文章，以个人、政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总结中共运用统一战线时原则与策略的灵活统一，是其在敌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要诀。（黄道炫密县故事：民国时代的地方、人情与政治》）此外，相关研究还有张永：《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欧阳湘：《毛泽东参与国民党一大期间中共党团领导考》、王新生：《试论长征前夕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陈济棠的谈判》、董佳：《从美国档案看中共、西南势力与蒋介石的战时博弈》、李军全：《节庆与政治传播：中共华北根据地的春节宣传（1937—1949）》、汪朝光：《民族抗战与革命建政：中共的抗战崛起之路》。简奕：《试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对民团的争取与改造——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的历史考察》、[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1929—1955）》等等。 抗战研究 2017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抗日战争编辑部》、浙江大学蒋介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等学校及单位相继组织召开学术会议，推进抗战史的研究。全球视野，多维度考察，青年学者参与成为这些会议共通的亮点。 海外抗战史研究再上新的高度。张瑞德通过对蒋介石侍从室的组织流变、制度建设与实践活动等方面的考察，指出侍从室在国民政府战时指挥体系中地位突出，作用显著。（张瑞德：《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齐锡生梳理了中美两国政府档案、政要回忆录等资料，勾勒出从全面抗战爆发至珍珠港事件之间，中美关系逐步走向密切的历史过程。（[美]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除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抗战研究的传统领域外，社会文化史的相关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巫仁恕把目光转向沦陷区的苏州，考察了茶馆、菜馆、旅馆与烟馆四种休闲行业，指出苏州的城市生活并不似想象中之凋敝萧条，反呈“畸形繁荣”之象。（巫仁恕：《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王升远也选择了少人关注的领域，即抗战期间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尝试寻找日人的文化书写与侵略行径之间的内在关联。（王升远：《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 除此之外，臧运祜：《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之演变——以“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为中心》、王龙飞：《中共敌后抗战与日军治安困境——以沁源围困战为中心》、张杨：《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陈默：《发展历程、武器装备、作战体系：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中的美械部队》、贾迪：《1937—1945年北京西郊新市区的殖民建设》等等。 相关资料有《中国抗日战争北美历史档案文献提要》《中流砥柱：卡尔逊抗战史料》《淞沪抗战史料续编（Ⅰ）》《淞沪抗战史料续编（Ⅱ）》《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二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珍稀抗战文献汇刊》等等。 文献平台 2017年10月，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的试运行，引起了近现代史学界的广泛反响。该平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综合性文献共享平台，内容涵盖海内外有关抗战和近代中日关系的各类文献。该平台的显著特点是开放检索和下载，且使用简便，检索高效。平台集图书、期刊、报纸、档案、图片、舆图以及音频、视频等多种文献资料形式于一体，实现了跨类深度内容检索。图书、期刊已实现章节、篇名目录、版权页的检索，档案将实现案卷甚至文件目录级的检索。这一平台将会极大地促进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提示更多创新研究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