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被国民党一再的宣传、夸大，以至于这场胜利至今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除此之外，围绕这场战役还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薛岳的功劳，根据最新的史料，被称为“抗日战神”的薛岳水分恐怕很大。 台湾国史馆编纂的《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中，收录有一份陈诚拟写给何应钦的书信。该信对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描述，很有助于后人进窥历史的真相。陈诚书信曰： “第一期作战，因种种关系，作战略上之总退撤，在政略战略上，均可为最大之成功。惟第二期作战，应须注意者……对于战术思想，上下须绝对一致，尤其对于命令，更须统一，以免各级无所适从。如此次湘北作战，军令部与行营均用委座名义下令，然均与委座意旨相反，且均绝对不同。尤其均以电话严厉责行，任何人均无办法。此次胜利，只好归之总理在天之灵，然不可以为例也。” 所谓“湘北作战”，即俗谓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此信写于会战结束数天之内。陈诚当日，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司令长官；此战之后，薛岳始正式执掌第九战区。可以说，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指挥者，虽是薛岳，但陈诚亦为重要当事人。且陈、薛之间，有座师门生之谊，陈在书信中为薛抱不平，即体现了这样一层政治关系。 陈诚所提到的军令部(徐永昌执掌)与桂林行营（白崇禧执掌）针对第九战区军事，在指令上与蒋介石不合，且彼此歧异之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在国民政府高层，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战役结束后，薛岳曾呛过白崇禧：“这次作战，兵力不够用，我能力也不成，所以仗打不好，这个责任，我负不了，请主任来亲自指挥吧！”即是此种冲突的激化。 高层指令乱成如此模样，一场战役，蒋介石、军令部、桂林行营、薛岳之九战区，竟有四重指挥机构，且意见不能统一，其失败本属必然。但此役竟以“胜利”告终，陈诚解释为“总理在天之灵”庇佑，可见侥幸之情状。 若能同时参考中、日双方关于此役的记载，则不难理解此种侥幸从何而来。日方此次向第九战区进攻，目的是“为了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 以奇袭战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故日军本无意在长沙与国军展开攻坚，“渡过汨罗江后，无所获，又到了捞刀河北岸，看了看长沙就撤退了。”总体而言，此役“我军没有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也没有击破我军任何一个部队。” 艰苦卓绝的抗战史自有其不朽的荣光，但这种荣光，应建立在真实的战绩和切实的反思之上。陈诚拟致何应钦书信中，所披露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指挥体系之混乱，与“胜利”之侥幸，诚可慨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