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2月11日是美国汉学家、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逝世两周年的日子。孔飞力所著《叫魂》（Soulstealers）《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的译者、上海纽约大学暨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陈兼特此撰文，追忆孔飞力先生。 全文分三部分刊出。 三 孔飞力本人，对别人说他年青时出版不勤，其实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在给我的一个电邮中说：如果我只是追求速度的话，不仅无法深入探究思想及知识领域那些“更令人迷惑也因而更有意思的问题（questions that are more puzzling and, therefore, more interesting），也难免会在史事叙述中留下诸多错误和遗憾”。我回邮说：“世界上的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做历史的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不应该不断去加上只是充数而并不增长知识宽度和厚度的‘出版物’。”他答道：“同意。” 但不管怎么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孔氏出书的“空窗期”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1990年，他的《叫魂》出版了。大家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又一本开学术研究风气之先的“大书”。关于他“无所作为”的种种说法，几乎在顷刻之间便烟消云散了。 那时，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到纽约州立大学Geneseo分校任教。《叫魂》出版后，我买了一本，几乎一口气便读完了。我所授课程中，有一门是“1600年后的中国史”,《叫魂》平装本出版后，我就开始将这本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作必读参考书交替使用。两本书相比较，学生们似乎更喜欢《叫魂》。当时就觉得，应该把这《叫魂》介绍给国内读者。 我同孔飞力的直接接触，开始于1992年初，那一年，我接任了《中国历史学家》（Chinese Historians）杂志主编，又恰逢孔飞力在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作用”的主旨发言。我当即找到他，请他把讲话稿交给《中国历史学家》发表。孔飞力马上同意了。之后，我同他就此事几次书信来往。他对文稿的修改极为仔细认真。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他用工工整整的英文正楷以红笔修改的稿件。他是大学者，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扎扎实实的“工匠精神”。大凡“老派”学者中有建树者，几乎都如此。 1996年夏天，我回国做研究时，碰到了在上海三联书店任副总编的华东师大老同学陈达凯。他问我，有没有值得译成中文的英文学术专著。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叫魂》，并简单介绍了书的内容。陈达凯来了劲，马上要我帮助联系版权。我答应试试，但根本没有想到要自己来翻译《叫魂》。不料，陈达凯却得寸进尺。他同当时任上海三联总编辑的另一位华东师大老同学陈保平一道，专门带我到绍兴路出版社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两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搭一档地“忽悠”我，搞得我只好答应自己来翻译此书。 那个时候，翻译出书远不是今天这么“大热”（其实是败象已露）的一桩生意经，也没有那些形形色色满天飞，以营利为目的的版权转授机构。这件事我做得很简单，也很容易。先是给孔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明要翻译出版《叫魂》的想法，他马上就同意了，并主动表示愿意放弃中译本的所有版税收入。然后，他又为我和哈佛大学出版社负责版权的人员接上关系，并同他们打了招呼。几番电传及通信来往后，哈佛方面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两百美元，就把《叫魂》中文简体本的版权给了上海三联书店。之后，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居然是上海三联一时没有支付两百美元的“外汇额度”，结果，还是我用私人支票先向哈佛付了这笔钱，上海三联后来再以人民币还给我的。近来在翻看留存下来的孔飞力文档时，发现当年的这些来往书信都还在，尤其是哈佛最后同意只收两百美元就转授版权的合同文本也还在。又想到陈达凯、陈保平走后上海三联个别人一系列极其“不上路”的行为，心中又是一番感慨！ 但当年这么一来，我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那时，正是我在写自己的第二本英文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的时候，其他事情也多不胜数，实在没有多少可以用来做翻译的时间。陈达凯又盯在我背后，只要通信或见面，一定问“《叫魂》翻译得怎么样了？”反而是孔飞力先生，老神在在，从来不问翻译进度的事。 1997年，我到哈佛大学开会，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老友刘昶邀我去家里喝酒吃饭。记得在座的还有朱学勤。不知如何，谈话转到《叫魂》上来。刘昶说，他也喜欢这本书，教中国近代史时，也在用这本书当参考教材。刘昶史学功底深厚，文字又好，做事也认真。再加上，我们两人认识既久，相知亦深。要找人合作翻译《叫魂》，还有谁比他更合适？于是，我当场拉他“入伙”，他答应了。我和刘昶都是历史科班出身，又都在美国大学任教有年，但这件事，我们做起来仍然不敢怠慢，我翻译前五章，他翻译后五章，再相互校读译稿，最后再由我统校，对译稿一改再改，对文字再三推敲，前前后后做了两年多才完成。 译稿已成形时，我专门向孔飞力请教了他的中文名。当时，在各种论著中，他用过的中文名字，除孔飞力外，还有孔菲利、孔斐力、孔复礼等。我写信给他，询问究竟应取哪一个。他说，他不喜欢孔菲利或孔斐力，孔复礼已经不用，还是用孔飞力。《叫魂》出版时就遵照他的意思，用了孔飞力这个名字。但不知为何，后来我们的《叫魂》译本在台湾出版时，又用了孔复礼。我问过孔飞力，他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孔飞力还说，他写这本书，完全不是什么“仔细策划”的结果，而是一件由近乎偶然的经历和“灵光一现”而造成的“副产品”。1984年，他到中国访学，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了一大批乾隆朝“剪辫案”的档案材料，他的写作灵感来了，研究也随之转向，不几年时间，就写出了《叫魂》。听上去，这似乎是一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正是产生于多年积累的真切的“中国意识”，以及将栩栩如生的故事讲述和深刻的宏大思索糅合一起的本事，让孔飞力这本关于“盛世妖术”的书，不仅在美国及西方学界获得如潮好评，更在中国读者中，心有灵犀一点通，产生了巨大反响。 四 我和刘昶翻译《叫魂》，算不得快。但若和我翻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所经过的年头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做完《叫魂》中译本后，我下决心再不沾手“译书这样的活了”。其他事情太多，翻译学术著作这件事，在美国大学又从来不算“成果”的。几年里，我和孔飞力没有什么接触或电邮来往。记得有一次，我和时任《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的孔安（Anthony Kuhn）通电话（因为我写过《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形成之研究》，孔安在冷战史、朝鲜战争史等历史问题上采访过我几次）。孔安突然说起：我父亲讲到过你，向你问好。我一愣，突然明白了，说：你是Philip的儿子？他说；是呀。不由得一声惊呼：天下真小。我们当时就说好，有空时要聚一聚的。十几年过去了，孔安换了几个工作。我只是不断地读到他发表的东西，我们还是没有见过面。 后来，到了2002年，由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贝尔女士（Muriel Bell）的缘故，我又和孔飞力重新联系上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威尔逊中心出版社联合搞了一个“国际冷战史研究”丛书，在斯坦福方面，负责的正是贝尔女士。同时，她也是斯坦福东亚和中国方面书籍出版的主管编辑。那几年，她先后请我审读过几篇书稿，其中两篇，一篇写的是中美关系，另一篇是关于林彪事件的。这一来，我和她有过不少电邮和电话往来。不知怎么，谈到了孔飞力和《叫魂》。我说，我和刘昶将这本书译成了中文出版了，在中国卖得很火。她说，孔飞力的一本新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要在斯坦福出版，她和孔飞力要在美国亚洲学会年碰面。正好，我也要去开那个会。于是，也和孔飞力接上了头，约定在年会上碰个头，说说话。 十几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是在纽约中城希尔顿酒店顶楼的行政酒廊见面的。说话很轻松，想到什么讲什么，就是闲谈。自然讲到了《叫魂》。孔开玩笑说，《叫魂》的英文原版，也就卖了几千本，想不到中文版却卖得那么好，而他只分到了一百美元的报酬，失算了。 他还讲到，这些年来，他开始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要在一种同中国有联系但又超越中国场景的跨文化背景下，从另一角度来探究一些他在研究中国时感到有意思的问题。但谈话的中心，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他说的和贝尔女士一样：这本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马上要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了。讲到书的主题和主要论点，他说，他想讨论的，是涉及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议程”和“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 agenda and constitutional question）。这也是他二十多年来关于 “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听着听着，几乎是突然之间，涌起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的冲动。我对孔说，我来翻译这本书吧。他说，好啊。那天，喝着咖啡时的这番谈话，达成了我翻译《起源》的决定。 这之后，我真的是想尽快做完这件事的，也很快开始动手翻译。（现在，我的文档中，《起源》最早的翻译稿，是2002到2003年的。）那时，《历史研究》杂志有一个国外新书介绍专栏，主编徐思彦是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认识的老朋友。她找我为这个专栏写稿子，我提到了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她说，另一位学者也提到了这本书，说非常好，要写书介，不过，既然你要翻译这本书，就由你来写吧。我答应了。 人算不如天算。就在那一年，我当时任教的弗吉尼亚大学突然要我出任另一个系的代主任。那个学校一直待我不薄，这次为了让我接这个差使，又给我一堆好处。我脑子一热，居然答应了。想不到，那是一个烦得不得了的系，除正事外，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堆。一年的系主任刚刚当完，我很快被康奈尔大学“挖角”，从弗吉尼亚转往康奈尔任教，好几年里，又卷入更多更烦，更没完没了的行政事务。再加上，还有其他种种似乎做不完的事。我答应给《历史研究》写的书介，刚起了一个头，碰到别的事放在一边，后来再没有写。（现在想来，仍觉得真是对不起徐思彦。）《起源》翻译的事，也一直拖了下来。 结果，这件事一拖就是几年。孔飞力也不来问我。一直到2009年初，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访问教授，偶尔听说，孔飞力得了重病。这才又想起来翻译《起源》这件答应要做却未做的事。恰好，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教课任务不重，手边又没有其他急着要做的事，就和当时也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资深访问研究员的夫人陈之宏商量后，决定马上动手，两个人一起翻译《起源》。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完成了译文初稿。同时，我给在北京三联担任副总编的老同学潘振平去邮，问他们对出版《起源》中译本是否感兴趣。他马上回邮说，感兴趣。我又给孔飞力送电邮，告诉他这件事。本以为，他身体不好，回邮不会很快。想不到，一两天里就收到了他的邮件，果然说他最近得了一场重病，但已渐渐康复，很高兴得知我们已经完成了《起源》译文初稿。还说，如在版权授予上有问题，他愿意帮忙。我立刻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联系。贝尔女士也很快回信说，这本书的版权在法文版出版者巴黎社会科学出版社手里，但她立即为我同他们联系上了。正好，当时我又受邀到巴黎政治学院担任短期访问教授，借到巴黎的机会同那里的编辑见面。这才知道，一个代表国内某出版社的版权代理机构和他们联系此事已有一段时间，“离签约只差一步了”。我立即转告孔飞力，请他出面。两三天里，收到他的邮件：“作为作者，我确信陈兼教授（以及他选择的任何合作者）是翻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本的最合适人选。任何没有他参与和同意的翻译和出版计划，都是违反我的意愿，也是我不会同意的。” 读到这个邮件后，我大为感动。巴黎出版社方面看到后，也马上根据我的建议，转而同北京三联书店洽谈中文版版权事宜。之后，这件事我没有再管，只是知道，北京三联顺利拿到了中文版版权。 这期间，孔飞力已开始给我寄送清宫档案原件的复印件，以及他的手抄件（这些，他都不留底的，说，反正留在我这儿也没有用了）。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生王元崇，也利用在北京做研究的机会，到第一档案馆帮助寻找、核实资料。最麻烦的，是书中大量引用了清末任翰林院编修的陈鼎在《〈校邠庐抗议〉别论》中对冯桂芬的严厉批评。我们翻译《起源》时，中国第一档案馆已经将这一批档案在《清廷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汇编》中全部影印出版，但其中唯独缺了孔飞力在《起源》中引用过的陈鼎的几段文字。孔飞力说，他所用的，是北京一位著名清史学者在第一档案馆根据原档抄录的手抄件，但他却一时找不到了。这样，译稿中有几段译文无法复原为原文。几个月过去了，正以为只能用意译来处理这几段文字时，一天，收到孔飞力的电邮说：找到了，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找到了。两天后，我就收到了他用快件送来的文件手抄件。 我和陈之宏在伦敦做出《起源》译稿初稿后，回到美国后不久，恰好杨奎松夫妇来美国开会，到康奈尔看我们，住在我们绮色佳的家中。我请杨奎松读《起源》的译稿，提提意见。他读后，以他一贯批评时不讲情面的风格丢下一句话：怎么翻译得那么别扭，和《叫魂》不能比的。还挑选着给我读了几段，听上去，果然不甚通达。这时，我的事情又多了，但还是和陈之宏一道重做译稿，然后，她校读我的部分，我校读她的部分，稿子变顺了，但一两年又过去了。即便如此，译稿后来交到北京三联负责此书的责编曾诚手里，他又对照英文原著仔仔细细校读了一遍，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何止百处。（现在，华夏大地上，还有几个像北京三联这样做译稿的出版社和曾诚这样帮着译者修改译稿的编辑？）只是，译稿又在他那里待了一年多。书出版时，已是2013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