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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甘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厦门大学的杰出校友。他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秦汉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在我的学术征途上,曾几度和先生结缘,留下弥足珍贵的记忆。 林甘泉先生是闽南石狮市人,1931年生,1949年4月厦门大学历史系肄业。我早闻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又是厦大同门,倍感亲切。但我们的交谊,确切地说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1979年6月至9月,我赴京协助傅衣凌教授准备赴美讲学事宜,并修改《林则徐传》书稿,当时住在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有一段时间,我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读书,出门在外,办事不易,一开始就拜访了时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林甘泉老校友,说明来意。他二话不说,慨然答允,立即通知资料室做了周到的安排,并交代将珍藏的徽州契约文书向我们开放。由于他的关照,在前后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成了历史所资料室的常客,他也不时到资料室看望我们。徽州契约文书装在七个大铁箱里,叠堆在资料室的角落。我们到后,资料员会帮我一起抬一个大铁箱出来,任由我们查看抄录。看完一箱,再抬一箱,毫无怨言。傅衣凌先生把有用的挑出来,偶尔抄录几张,大部分由我全文抄录在人民出版社的稿纸上。我争分夺秒,边读边录,几个月的时间,积累了好几万字。正是这次难得的读书经历,让我与林甘泉先生从相识到相知。 1980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自宋至一九○○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我运用土地契约文书写成的论文《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引起与会中美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林甘泉先生盛情约我投给《中国史研究》发表。很快地,11月底,我就收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通知,决定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刊出。如此待遇,当然是林甘泉先生大力举荐的结果。 1982年,林甘泉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又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他在把“中国古代经济史区域研究”与“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两个系列工程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规划(1983—1990)的重点项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10月18—24日,我和傅衣凌教授出席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特点和发展道路学术讨论会”。林甘泉先生向我们介绍这一宏大构想:中国古代经济史区域研究由广东区域经济史研究、福建区域经济史研究、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三个项目组成;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断代研究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九个项目。并嘱咐我们加紧制定研究计划,以便在第二年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通过。由于他的通报,我们回去以后认真组织论证,制定研究计划书,最终顺利地通过立项。1986年12月,林甘泉先生邀我到北京西山参加《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编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章节设计和全局性、共同性问题。这实际上也为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同仁,提供一次对话与沟通交流的机会。我有幸聆听各个断代经济史的领军人物的高论,受益良多,也让我对断代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史的关系有新的思考。 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恢复重建,林甘泉先生被选为第二届常务理事。1983年4月,被选为第三届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1984年,中国史学会与中国出版协会联合举办了全国首次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评选活动,在全国53家出版社推荐的233种著作中评选出28种优秀读物,授予“全国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陈碧笙教授和我合著的《陈嘉庚传》在获奖之列。1984年6月13日,我乘机从厦门到北京。14日,出席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颁奖大会。林甘泉先生作为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出席,并和获奖者座谈。1993年11月,林甘泉先生被选为中国史学会第五届理事、副会长,我也被选为理事。1998年9月,我们又同被选为第六届理事。此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1988年至1997年,我和林甘泉先生都成为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十年间的每一个阳春三月,我们便进入“两会时间”,相聚北京,参政议政,虽然不在一个小组,每年总会在人民大会堂相遇几次,握手畅谈。 我们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1998年5月19—23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七次会议上,我们和李文海、龚书铎、姜伯勤、何芳川、邹逸麟、朱凤翰、朱雷、林沄、钱乘旦、赵毅一起讨论当时历史学科建设的大事,制定规范历史学各个二级学科的领域和内容的文件,评选博士学位授权点,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1999年,浙江大学礼聘金庸先生为文学院院长,为振兴文科,下“英雄帖”邀请国内顶尖高手齐聚杭州西湖的刘庄,于10月28日举行“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建设高级专家咨询会议”,历史学界受邀的有田余庆、李文海、龚书铎、林甘泉、杨国桢、钱乘旦、朱雷、赵毅等。会后,金庸先生在楼外楼设宴款待,夜游西湖。我们难得一起徜徉于山水之间,陶冶情操。29日,上午参观刘庄毛泽东读书处、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处,在汪庄西子国宾馆午宴。下午乘车前往千岛湖,31日上午,返回杭州,在山外山酒楼宴别。 2008年,拙著《瀛海方程》出版。当年10月,我寄赠林甘泉先生斧正。12月20日,他复信说:“这些年您为中国海洋社会和海洋史研究的开展做了许多工作,筚路蓝缕,成绩可观,精神可佩。您所做的研究,大有前途,希望有更多的成果问世。”那时,某单位拟创办《海洋发展研究》的刊物,约我为创刊号撰写论海洋发展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因刊物的对象是海洋经济、海洋管理的人员,所以略去对海洋历史学的论述。这个刊物没有办成,我把文章原封不动地收到这本书里。林甘泉先生一眼看穿漏掉“海洋历史学”的错误,指出:“海洋历史学”的研究,应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学科,其重要性不亚于“海洋经济学”、“海洋管理学”和“海洋社会学”。我十分佩服他的见解,准备在再版时补充论证,可惜他已经看不到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11年10月10—11日,在京西宾馆出席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招标评审工作会议上,我们一起参加第13组评审,他是组长,我是组员。耄耋之年的他,精神尚好,只是腰腿疼痛,不便于行,我邀他回母校看看的计划只好作罢。心想来日方长,讵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回顾我与先生的学术情缘,既得先生之关照与赐教,又得与先生畅游山水、相与论道,发怀古之幽情,抒人生之感慨,真是“文章知己友兼师”。如今先生遽然驾鹤西归,中国史学界顿失泰斗级人物。正所谓“鹭水风涛夜,北望思故人。故人西去也,那堪泪沾巾!”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