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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关系也是政治领域的重要命题 史学家提出的古今关系问题是否具有广泛意义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察这方面思想在政治领域的表现。这里不讨论具体的政治活动，而以杜佑所撰《通典》为例分析政治领域的“治道”是如何处理“师古”与“随时”、“古”与“今”的关系。 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是一部论述历代制度史的著作，实际涉及政治领域的“治道”。杜佑友人李翰在为《通典》所作的序文中写道：“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辩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这一段话，作者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把“师古”与“随时”的关系及其出发点和预期目的都讲到了，而且分析得极为透彻。出发点是“经邦”“致用”，预期目的是“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即有用于世。至于怎样处理“师古”与“随时”的关系，则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着眼于理论，即“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二是着眼于实践，即“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在这里，无论是从理论来看，还是从实践来看，都兼顾“古”与“今”的关系，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古今关系。 李翰序文最后强调说，对于《通典》，他是“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那么，他在序文中所论述的这些道理，果真符合杜佑及其《通典》的“旨趣”吗？对此，我们可以将杜佑的思想和言论概括为三个方面作出回答：第一，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明确写道：“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是说明撰述材料的来源和撰述的目的。第二，杜佑在《上〈通典〉表》中指出：一则以往经典多是“记言”，“罕存法制”；二则“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救之方”；而“周氏典礼”以下的历代制度，应加以“研寻”，因为“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这是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强调历代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可以借鉴的价值，亦即李翰所说的包含着“师古”与“随时”的价值。第三，杜佑在《进〈理道要诀〉表》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作为《通典》缩写本的《理道要诀》的宗旨，是“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这两句话与杜佑《通典》自序所说是一致的，道出了李翰所说“经邦”“致用”的具体途径，也是对“师古”与“随时”关系的最好概括。 应当强调的是，在李翰序文说的“致用”“经邦”“立事”“师古”“随时”这一思维逻辑中，“立事”当是关键。只因有了“事”，“致用”“经邦”才不会流于空谈；又因恰当地处理好“师古”与“随时”的关系，“事”才可能落到实处。在杜佑思想及其所著《通典》中，这个“事”就是“法制”“政经”，也就是“理道”（即“治道”）的内容及其逻辑体系。 《通典》问世900多年后，清朝乾隆皇帝为重刻《通典》写了一篇序文。这篇序文也说到“学于古训”，说到“斟酌古今”，说到“经国之良模”等，这是后世政治人物的认识。由此可见，在政治领域，如何处理古今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命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