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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多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必须与时代对话，构建出独特的文学经验世界，发现时代肌理深处所蕴含的丰富“民族化”质地，寻觅世道人心的“民族化”表达，否则文学的“民族性”面临着被消解和被剥夺修辞性的危机。但文学对民族性的过度渲染，又容易陷入民族话语自足性的窠臼，制掣着中华审美精神的整体性构建进程。因此，在二者之间寻找适度的言说区间，是少数民族文学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2017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尤其以小说为代表，在坚持以民族化叙事直抵、观照人性的同时，愈加呈现出高度自觉的民族文学话语主体性，也让民族小说叙事所思考的范围走向深广，整体呈现出极具本土化和民族化底蕴的“当代性”。 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困境，在个体人物与社会整体的互塑关系中挖掘人生悲剧的深层肌理 少数民族小说常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诗意、浪漫、温情、自守成为突出的艺术标签。但主体性自觉使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将生命感知的触角深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将命运困厄与自我救赎作为小说叙事的基点。2017年的小说中，蕴涵着对生命、人心、人性的高贵与尊严的咏叹讴歌，始终秉持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 陶丽群(壮族)的《打开一扇窗子》中，民族习俗的“残忍”与生命亲情的“呵护”之间的表象错位，捍卫着跨越生死界限的人对未来的希冀;阿郎(藏族)的《簪花》，将日常生活对人的巨大牵制和裹挟力量尖锐地呈现出来;格致(满族)的《虎啸图》中，主人公在机关日常生活中，发现暗藏的权力机制，不仅入侵了个人生活，甚至主宰着个人身体与心灵的全部隐私;袁冰玮(满族)的《暴风雪》中，由自然界的暴风雪给主人公的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延伸到掩藏于平凡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看似阳光明媚、实则冰冷残酷的心灵之霜;阿舍(维吾尔族)的《吉日》，从主人公的青春眼眸中折射出芸芸众生努力生活却遭生活戏谑的悲凉和荒诞，勾勒出碎片、庸常、异化的日常生活的别样质地。在许连顺(朝鲜族)的《女儿六岁初长成》、梁志玲(壮族)的《噪音》等作品中，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或母亲，承载着来自男权社会、家庭变故或者社会底层的压抑、边缘化与孤独，隐藏着对性别主体处境的隐忧。 马金莲(回族)的《旁观者》和《听见》，在温婉的叙事中充盈着强烈的社会批判和生存叩问;光盘(瑶族)的《重回梅山》，在爷爷的回忆录和“我”的现实亲历交织中，在理想与欲望、良知谴责和资本贪婪的对比当中，完成了一个反生活逻辑的精神反思;陈思安(蒙古族)的《大娘》中，李铁军因替友复仇心切而求助于地下江湖组织，非理性的行径实则是现代法律程序和社会公权力缺失之后的艰难和无奈;杨芳兰(侗族)的《跃龙门》中，李兰香和杨明珠经历着城市底层生存的艰辛、屈辱和不堪，但努力与拼搏的结果却是始料未及的集资骗局和人际戏弄，资本欲望攫取了民族信仰的自守，在无尽的欲望助澜之下，明珠陷入了丧失本我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唯有最质朴的亲情才是命运波澜的可靠港湾;图尔逊·买合木提(维吾尔族)的《沙村人家》中，4位热心公益人士的善举却遭受到村人的无端指责、误解和污蔑，小说饱含着对社会普遍流行的猜忌和丑陋世风浸染下人性卑劣的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