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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古往今来一直是人类的得力助手和伙伴，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古诗中有不少反映人、狗亲密互动场景的，如杜甫《草堂》：“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钱起《送元评事归山居》：“寒花催酒熟，山犬喜人归”；陆游《舍北行饭》：“犬喜人归迎野路，鹊营巢稳占低枝”。 狗，在古代不仅用于看家护院，还用于祭祀。人们为了追求平安祥和，在重要建筑奠基、城邑守护和宗庙祭祀中，往往会杀死牲畜，举行祭祀仪式以攘辟鬼邪。《礼记·曲礼下》记载：“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唐孔颖达疏：“‘犬曰羹献’者，人将所食羹馀以与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献祭於鬼神，故曰‘羹献’也。”这说明当时饲养狗是为了祭祀鬼神。东汉应劭所著《风俗通义·祀典第八》载：“太史公记：‘秦德公始杀狗磔邑四门，以御蛊灾。’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不详，取法于此也。”受“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古人下葬时会选择日用品或牲畜作为随葬品，人们相信死后陪葬狗，能够保护墓主人安享地下太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曾发掘出狗棺一具，内有狗骨。[①] 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汉代，养狗之风盛行，非常流行陪葬低温铅釉陶狗。陶狗作为狗的代替，被越来越多的放置在墓中，各地都出土了较多的陶狗。这些陶狗具备不同姿势、形态逼真，借形而显神，勾勒出了狗的警觉、温顺与凶猛。 东汉陶狗 南京博物院藏 东汉绿釉陶狗 山东博物馆藏 东汉褐釉陶狗 湖南省博物馆藏 东汉绿釉陶狗 1954年长沙陈家大山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东汉低温铅釉陶灶 1954年长沙月亮山6号墓出土 灶前右侧横卧一犬，昂首向前。[②] 釉陶狗圈 2002年益阳梓山湖孙吴墓出土 除了陶狗，狗的形象还常出现在十二生肖之中。十二生肖又称十二属相。自古以来，十二生肖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紧密相连，反映出古人对动物的崇拜与热爱，是古人寻求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契合点。人们希望能够像十二生肖中的动物一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能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与自然界相依相成、生生不息。[③] 十二生肖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在各种器物中出现了不少以其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作为随葬品的生肖俑就是其中具有特色的一种。十二生肖俑，亦称“十二支神俑”，代表地支的十二种动物俑，作人身、鸟兽头。十二生肖俑作为随葬品最常见的作用是用来辟邪、保护墓主人安宁的，在唐、宋墓葬中是常见的随葬品之一。 唐代十二生肖陶俑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韩森寨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72年，在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中，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了两套生肖俑。一套为俑带生肖，俑盘坐，微笑，高冠，着对襟大袖佛服。十二生肖的后足踏在俑的双肩，前足攀在俑的帽沿上。出土时，猴、狗生肖保存完整，其余已残。高20厘米。另一套为人身生肖俑，着右衽大袖长袍，双手置于腹前，盘坐。通高22厘米。其中狗、羊、鼠、牛、鸡、猴、兔保存完整，其他均残。墓中出土的十二生肖俑，尤其是俑带生肖的一套，俑的面部表情和服饰还有明显的佛教色彩，反映了南朝、隋之际佛教的盛行。[④] 俑带生肖（正面） 人身生肖俑狗、羊 1956年7月，长沙黄土岭初唐墓出土兽首人身十二生肖俑，通高20至22厘米，身穿宽边披胸服，大袖，两手向胸前作拱礼状，两膝就地盘坐，昂头平视。其中鼠、猴已失。出土动物俑四件，包括猪、羊、狗、马。狗头微昂，四肢伏卧于椭圆形座上。[⑤] 十二生肖俑——狗 陶俑——狗 出土有相同年代、同类十二生肖俑的墓葬，还有1963年发掘的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出土一套完整的十二辰俑，高17厘米左右；[⑥]1976年发掘的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出土的十二生肖俑，身穿宽边披大袖服，昂头平视，双手执易盘膝而坐。保存完好有鼠、虎、兔、龙、蛇、马、羊、猴、狗、猪的形象，牛、鸡二俑已残缺，通高14 至16 厘米。[⑦] 牛角塘唐墓出土的十二辰俑（鼠、牛、虎、兔、龙、蛇） 牛角塘唐墓出土的十二辰俑（马、羊、猴、鸡、狗、猪） 咸嘉湖唐墓出土的十二生肖俑 生肖文化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常把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相结合用以纪年、计月、计日、计时。其中，狗排十一位，对应地支为“戌”，2018年即为戊戌狗年。人们往往赋予了狗丰富的社会形象和意义，有忠诚、勇敢，如“犬马之劳”；也有低贱、奴相，如“狗仗人势”。总的来说，我国人民把狗视为吉利的动物，所谓“猫来穷，狗来富”。如果谁的家里突然来了一只狗，主人就会很高兴地收养它，因它预示财富的到来。 福狗迎春，瑞犬纳福，希望上述不同的“狗”能为大家在新的一年中带来福气、喜气、运气。 参考资料： [①]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07期，第3页。 [②]高至喜：《长沙东汉墓出土低温铅釉陶建筑模型明器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0年00期，第369页。 [③]张丽华：《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第63页。 [④]熊传新：《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年第4期，第42、43页。 [⑤] 《长沙黄土岭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年03期，第25页。 [⑥]何介钧、文道义：《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年12期，第634页。 [⑦]熊传新、陈慰民：《湖南长沙成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06期，第50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