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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公宗颐于学无所不窥，浩瀚淹博，难以望其崖略，但博而不杂，自有纲领诸学的灵魂在，鄙见，即是儒家经学。 中国学术，可以四部之学为总纲，而以经学为冠冕。近代以来，四部之学惨遭斩首，经学被废除，彻底踢出学术圈。我的学术分野是在 《周礼》《仪礼》《礼记》，即所谓三礼之学，恰恰是在经学范围内。自1986年读博士起涉足经学，终日与郑玄、孔颖达、贾公彦、孙诒让等经师对话，而知经学是一座富矿，内中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有完整的学术结构，有独特的治学路数，然而这门曾经的显学，久被误读，甚至抹黑，成为学术“禁脔”，我毕业时得到的是历史学的学位。我内心一直有一愿望：为经学正名，为经学争回应有的学科地位。可惜鲜有认同者。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2001年11月2日，饶公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作了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讲演。他理直气壮地揭橥经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崇高价值：“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论述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当时讲这样的话，需要极大的勇气。饶公不满意近代以来学界“夷经为史”的做法，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 (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经筵讲座，像讲《尚书》之例)。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穿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他旗帜鲜明地肯定经学的现代价值，认为“经书对推进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是建立在对希腊罗马古典的重新发掘之上，极大地启迪了近代人类文明发展。按照饶公的设想，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应该建立于‘自觉’、‘自尊’、‘自信’三者结成的互联网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广阔目标的追求，去完成我们的任务”，惟其如此，就不可能忽视中国经学的积极作用。 饶公的讲演后来破例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足见他对这种意见的自信与珍视。试想，如若没有对人类学问全体的宏通把握，没有对古圣先贤思想的深刻体认，又怎能形成如此光明正大的理念，发出近乎凿破鸿蒙的呼声？窃谓，这也反映了他在一首诗中的自我期许：“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无论外界环境如何飘摇动荡，周遭意见如何纷挐错杂，学人的真知灼见却要直接万古，岿然守正。饶公那首诗还有“天风吹海雨，欲鼓伯牙琴”之句，他在北大讲演中也说他“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 饶公格局宏阔，经术渊深。在他的几篇讨论经学的文章中，直捣黄龙，发为探本之论。近代人文学术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望风而倒，辙乱旗靡，饶公洞若观火，坚持发皇传统，弘扬中国经学的根本精神。中国的学问，可谓是一种伦理的学问，而经学尤其如此。中国人要从历史与现实中不断汲取教训，回归个人的德性修为，真积力久，知行如一。饶公自述：“我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很明显地具有科学主义的主智倾向，但是，在‘经义’这一方面，是一个自家受用的领域，与学术探求的科学态度，可以并行不悖。”他主张“‘研经之法，莫如以本经证本经’，以经义释经义，不应与中国原儒经义相隔不融通”。(见胡晓明等整理 《饶宗颐学述》，页91-92)他理所当然地鄙弃“言与行分，理与人隔，著论弥多，学术弥蔽”的俗学。 我们历史系的老先生刘桂生教授在北大聆听饶公讲演，感慨万端，由衷地赞叹道：“讲得真好啊!”他相信，一定会有人起来响应饶公的倡议，发扬经学。不知何故，荏苒数年，居然没有动静。在刘桂生先生与历史系主任李伯重教授的积极支持下，我们决定于200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之际，举办“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学术的长远发展计，发愿创办《中国经学》杂志，作为专门发表高水平的经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 《中国经学》刊名该请谁题写？我们自然想到饶公，期望获得他对清华重振经学这一尝试的支持。但这是既无刊号，亦无经费，属于以书代刊的民办杂志，加之“饶体”名闻天下，只字难求，老人家未必能垂允。于是我们拜托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单周尧教授代为说项，千万意料之外，饶公的墨宝很快奉到，而且是两份，供我选用，大家欢忭雀跃! 饶公精通卜辞、金文、简牍、帛书及各种碑刻文字，所题“中国经学”四字，融篆隶于一体，苍劲古拙，饱蕴金石气息，为敝刊物增辉无量。2015年11月，“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国经学》 创刊号作为礼品赠送给与会代表，受到普遍好评，从此，大陆地区终于有了以经学为主题的学术刊物。该刊不负饶公雅望，今已出版至21期，并且被收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内。 2012年，香港友人张颂仁先生联络我，希望由清华大学来主办一场以中国礼学研究为主旨的国际学术会议。张先生是现代艺术的行家里手，对中华文化富于温情与敬意，认为经学中的“三礼”之学，是中国本位文化之精华，是移风易俗、推动社会走向文明的最佳门径。他建议我们在保留经学中心的同时，另行成立礼学研究中心，以便因应不同主题的活动。我去香港与张先生见面，商谈合作细节。 我们知道饶公对儒家礼乐文化不仅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很有情怀。早在1970年代末，饶公在巴黎讲学期间，发愤研究古代礼学，并撰写《史与礼》《殷礼提纲》诸篇，归宗传统，阐发孔子修《春秋》的悲天悯人情怀，声言“《春秋》为礼义的宝库，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的人事，经孔子的指示，从旧史的记录，定其是非，给以新的意义，作为天下的仪表”，所以《春秋》称得上是“礼义的大宗”。饶公遂有《〈春秋左传〉中之“礼经”及重要礼论》之作。针对学界受西方文化人类学影响，滥用巫术来比附中国上古文化的粗暴做法，饶公作《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和检讨》一文予以批评。他更撰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将导源于经学的正统之论作为历史之秤，全书洋溢着中国历史真正精神的光辉。饶公对中华先民的精神文化与制度文明再三致意，认为人文政治与人伦礼制才是中国古史的精粹所在。这正是饶公植根于人类优秀传统的显著表征。 基于这一共识，我们请求饶公为“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题名，并书写“中国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标，饶公愉快地挥毫着墨，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如今，中国经学研讨会已召开七届，礼学研讨会召开三届。我们深知，在中华文化的重光，或者如饶公所言“预期的文艺复兴”中，这些工作或许连跬步也谈不上，但却是我们最真诚的努力。 顺便要提及的是，二十年来，我心头一直萦绕的是，如何将“三礼”等文献与郭店楚简等出土资料结合，成体系地说解周代礼乐文明？ 我的书稿雏形已成，只是过于看重，而迟迟不愿定稿。趁此次晋谒之便，先请饶公题写了书名。 在港期间，获邀赴宴，与饶公同桌，并侍餐在侧。席间，我们向饶公介绍清华经学中心与《中国经学》的近况，饶公很是欢喜，连声说：“刊名还是我写的!”我又提及家乡的无锡国专。抗战期间，无锡国专向后方转移至桂林，饶公曾任国专教授。无锡国专的《学规》有言：“吾馆所讲经学，惟在揽其宏纲，抉其大义，以为修己治人之务。”饶公学行，实与国专这种精神不二。他对这段经历也非常有感情，还能清晰地说出很多人的姓名，并顺手写在一张未曾用过的餐巾纸上。令人难忘的是，宴会结束时，饶公与我握手，我感觉他手力很大。接着，饶公与一位女宾握手时，不动声色地暗中发力，女士居然疼得叫喊着蹲在地上，饶公顽童般地笑了起来：“怎么样，我的手力气不小吧？ 我九十多岁啦!”大家这才惊喜地发现，饶公岂止是健康，简直就是刚健! 近年，内地人士呼吁恢复无锡国专，去年无锡方面邀我同赴香港，请饶公签名支持。当时我因《仪礼》复原课题所羁，分身乏术，乃冒昧仰请上海交通大学虞万里教授出马，此行大获成功，遗憾的是，我错失了最后一次向饶公当面请益的机会。不过，饶公对复兴经学的呼吁，言犹在耳。 昨天清晨，得闻饶公仙逝的噩耗，极其失落。我走进办公室，看到悬挂在墙上的饶公题词，眼前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分明觉得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饶公是最早起来为复兴经学鼓与呼的学者之一，我辈奉为圭臬，矢志追随其后。后来者与饶公的缘分由此而生，缘灭缘生，犹如传灯。 2018年2月7日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