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政治、军事之外，光武改革中还有一只脚非常的重要，就是经济改革。光武改革的经济改革措施是非常多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个部分，一个是“殖产兴业”的政策，一个是财政改革中的宫内府权力扩张，一个是国土开发政策。 光武改革亦在经济上实施了一系列“殖产兴业”的政策。大韩帝国政府鼓励工商业，因而韩国的民族资本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例，光武年间先后建立了大朝鲜苎麻制丝会社（1897年）、织造劝业场（1898年）、郑肯朝织造会社（1900年）、李仁荣织造所（1900年）、李仁基织造所（1900年）、艺洞织造缎布株式会社（1900年）、钟路织造社（1900年）、南竹洞组织所（1900年）、汉城制织会社（1901年）、中谷染织工所（1902年）等企业。在海运业方面，先后创办了大韩协同邮船会社（1900年）、仁川邮船会社（1900年）、仁汉轮船株式会社（1900年）等企业；在陆运业方面，创建了利运社（1899年）、通运社（1900年）、京釜铁道役夫会社（1901年）等企业。对外，大韩帝国政府则延续开港政策，于1897年10月开木浦、镇南浦二港，1898年5月开放马山、群山、城津（今朝鲜金策）三港及平壤，又设各国侨民居留地，这也是大韩帝国外交政策的反映，即把居留地变成“各国互相牵制的工具”，同时大韩帝国还在铁路、矿山、电气等方面招商引资，不仅吸收先进技术，也作为维持各方均势的手段。 大韩帝国还进行财政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宫内府权力扩张。甲午更张时期，实行财政一元化管理，统归度支部；光武改革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宫内府的权力极度膨胀，包揽了大韩帝国的财政税收及新兴产业，从而与度支部分庭抗礼。光武改革时，宫内府增设西北铁道局（管理京义、京元铁路）、铁道院（管理京仁、京釜铁路）、矿学局（管理矿山）、绥民院（管理出入境）、平式院（管理度量衡）、通信司（管理邮政通讯）、警卫院（管理警务）等，只要有管理相关产业的需要，宫内府立即越过政府据为己有，可以明显看出宫内府对大韩帝国经济社会的经营管理权膨胀之状。宫内府中最重要的机构是内藏院，原本该机构是管理皇室内帑，到光武年间对国家经济财政的管理职能及其管辖领域扩大，“凡国课、正供以外杂税皆属之，财与度支埒，此外内藏院还负责经营红参贸易、铸造白铜货、管理水利、矿山等业务。内藏院卿长期由深得高宗信任的李容翊担任，还曾兼任宫内府及度支部多个要职，可以说他在日俄战争前垄断管理了大韩帝国的全盘财务，是韩国皇室的大管家。宫内府及内藏院权力膨胀，一方面表现出高宗皇帝的私心，增加了苛捐杂税，另一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此外大韩帝国还引入了近代预算会计制度，从1900年开始公布国家预算，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方面，在政府资金参与下兴办了大韩天一银行（1899年）、汉城银行（1903年）等民间银行。1901年2月，高宗发布敕令第4号，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开始筹划发行货币。大韩帝国为了抵制当时日本的经济侵略，于1903年3月设立中央银行，以沈相薰和李容翊为正副总裁，计划全面开发韩国金融，但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大韩帝国还积极实施国土开发政策，主要包括铁路建设、城市建设和“光武量田”等方面。1896年7月，朝鲜政府发布了六条“铁道规则”，决定在国内兴建标准轨距铁路。铁路敷设成为日俄等列强在朝鲜半岛竞争的重点，日本很快就夺取了京仁线、京釜线两条铁路的敷设权，法国亦取得了京义线铁路的敷设权。但大韩帝国政府于1899年收回了京义线的权利，成立西北铁道局进行修筑与管理，这条铁路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一直为日俄所垂涎，但韩国拒绝让出，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后才被日本夺取。此外大韩帝国在全国进行铁路调查，英国顾问柏卓安在1898年8月制订方案，规划了京元线、湖南线等4条铁路构成的朝鲜半岛铁路网。城市建设上，主要是展开对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改造工程，大韩帝国起用朴定阳、李商在、李采渊等留美人员参与汉城市政建设，并与美国企业合作，于1898年成立汉城电气会社，由汉城府判尹李采渊任社长。汉城的改造也是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模板，在市中心设置元标，增修和拓宽道路，1899年开始在市内运行电车，并安装了路灯，1903年又进行汉城的自来水和下水道建设，此外还在汉城兴建公园、剧场等设施，从而在日俄战争前初步完成了汉城的电气化和现代化。光武改革期间另一个国土开发的重大举措则是“光武量田”，1898年设置量地衙门，开始在美国人的协助下丈量全国土地，1901年10月设地契衙门，1902年3月将量地衙门合并入地契衙门中，在推进量田事业的同时根据量田之成果作成“量案”，又根据“量案”对土地所有者发给“地契”。“地契”的立案制度发展成为现代产权制度，因此是近代化的重要体现。日俄战争以后，“光武量田”事业被迫中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