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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石刻总集辑校》的出版，不仅在金石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整个文献整理工作的角度看，也具有重要价值。以往的古文献整理，偏重纸质文献，而相对忽略金石文献，实际上金石文献是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纸质文献的重要补充。关注金石文献，对于传统文献匮乏的广西以至岭南地区文献的整理而言，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文化发展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反映广西文明的传统纸质文献也一样相对匮乏，种类和数量均无法与中原、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的存世文献相比。主要表现为：其一，存世文献总量不足。据嘉庆五年《广西通志·艺文略》统计，自秦至明末，近2000年间，能够反映广西文化发展状况并保存下来的各类文献不过74种，而广西本籍人士所著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只存28种。如在诗歌创作最为繁荣的唐代，《全唐诗》仅存广西籍诗人曹邺诗二卷、曹唐诗一卷，以及王元诗五首、翁宏诗三首。其二，文献总体质量不高，造成广西本籍人士所著本就不多的各类文献的高亡佚率。如宋代出现的修志高潮中，见于公私著录的16种广西方志全部亡佚，其文献质量可见一斑。其三，专门记载广西历史文化信息的文献严重不足。如周去非《岭外代答》、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诸书所记均以岭南百越为对象，关于广西的记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中周去非淳熙五年所撰《岭外代答》在当时影响甚大，然而“所纪西南诸夷，多据当时译者之词，音字未免舛讹”。而专门记载广西风土人情的著述只有11种，比较著名的如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魏浚的《西事珥》、张鸣凤的《桂故》等，或者传世仅一卷，或者语涉神怪，或者选材受人为限制，记述简略，内容单薄，不能反映广西文化的全貌，文献价值有限。广西纸质文献匮乏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代中叶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 但是，广西石刻文献比较丰富，形式多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广西地方文献之缺。广西有摩崖、碑志、牌坊、造像记、经幢等，多存于山间、洞窟、村野，没有受到人为的大规模毁坏，其内容多不见于正史和其他传统纸质文献，却是研究我国古代人口迁徙、民族政策及其形成、宗教与文化传播、市政建设及环境保护等问题的重要材料。广西石刻也因此成为记录和保存广西历史文化信息最为重要的载体。但是，对于这些散存于广西各地的石刻文献，虽然已有很多学者予以关注，但总体上整理研究还存在很大不足。如宋代《舆地碑记目》《集古录》注意到广西石刻，但是只收录了极个别碑目。明代张鸣凤《桂胜》所收石刻均为元代之前的摩崖诗文及游客题名，且仅收桂林一地所存石刻，在时代和地域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清代汪森康熙四十三年所编《粤西诗载》《粤西文载》，虽收录部分石刻诗文，但不收清代，其重点也不在石刻文献。谢启昆《粤西金石略》虽是一部以全面整理广西石刻为目标的金石学专著，但是只收录从唐代至元代的石刻，且同样集中在桂林一地，所收473件石刻中，桂林之外的只有39件，根本反映不出广西石刻的整体状况。其后杨翰《粤西得碑记》、林半觉《广西石刻志稿》，看似收集了广西全境的石刻总集，其实所录也多是桂林石刻；《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汇编广西各地石刻拓片，价值很高，但仍有大量疏漏，况且没有对拓片进行文字整理，难以广泛利用；其他如《桂林岩洞题刻记》《桂林石刻》《宜州碑刻集》《永福石刻》等，仅收录广西某一县、市的石刻；《柳侯祠石刻注释》《灵渠文献粹编》《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桂林石刻诗抄》《瑶族石刻录》等，也只是集中收录某一专题文献。这些成果难以反映广西石刻文献的整体面貌，且鲁鱼亥豕、张冠李戴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整理本甚至连标点句读也没有，即使有也多错乱，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广西石刻文献的认识和利用，影响了石刻文献价值的发挥。 在此背景下，杜海军教授《广西石刻总集辑校》的整理出版就具有一定的意义。该书辑录全面，校读精当，考辨精审，使这些广西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石刻文献得以完整保存，弥补了广西传统文献不足的缺憾，重现了广西积淀于石上的千年文明史。 《广西石刻总集辑校》著者积十余年之力，囊括了散存于广西86个县市的1949年以前各历史时期的石刻文献1700余件，并以访到原刻为主、拓片次之、抄录文字再次为整理原则进行辑录，收录数量之多，为此前辑录广西石刻诸书所无法比拟。在著者所录的众多石刻原件中，首次公诸于世的就有数百件之多，并附其存放地点、残泐情况等信息，以便于了解文献原貌和使用。 《广西石刻总集辑校》的整理甚有特色。石刻往往遭到风化泐蚀或者人为破坏，这会影响到人们对石上文字的识读，这是石刻文献辑录时经常碰到的问题。因此对石上文字的校录，很见整理者功力。《广西石刻总集辑校》在全面辑录的同时，除了依凭传统文献学的稽考办法外，还采用以石证石和以石刻原件与拓片等其他传世文献互校的方法，尽可能地做到读碑精当，校勘翔实，还原石刻文献的原貌，保证了石刻的文献价值，这是这本总集辑录文献时一个用力最大、取得成就最值得注意之处。如宣统二年温葆和刊于贵港市南山寺的《题南山诗》，碑文的落款“宣统二年岁在庚戌八月，桂平温葆和作”，其中“年岁在庚戌八月，桂平温葆和作”十三字被人挖去，《广西石刻总集辑校》据《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八册《广西省博物馆卷》所录拓片对缺字进行补录，恢复原貌。另如至元二十六年《元刻柳宗元像跋》碑有“遗像旧有石刻，岁在己未，天兵南下柳府”之句，《广西石刻总集辑校》附“校勘记”云：“‘己未’，原碑文脱，据《柳侯祠石刻注释》补。”补上此处脱文，元兵南下攻占柳州的历史信息更加清晰。 对于已不可读或著者不得亲见的石刻，则以拓片和其他文献对校的方法，以保证文献质量。如大历十二年，韩云卿受桂州刺史李昌巙之请撰《平蛮碑》，刻于桂林镇南峰，摩崖今已残缺糢糊，不可辨识。《广西石刻总集辑校》据《桂林石刻》等本整理，并据《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九册、《广西桂林卷》《桂故》卷八、《广西通志》卷一○五补录缺字7处共80字。文字补齐之后，正可与《全唐文》卷四四一所载之韩云卿《平蛮颂》互勘，石刻文献的价值由此凸显。 对所录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辨，以增益其文献价值，是《广西石刻总集辑校》所取得突出成就的另一重要方面。在缺少传统文献可资借鉴时，著者常用以石证石的方法来保证文献质量。如刊于横县聚仙洞的苏献可嘉庆四年《嘉庆己未夏游聚仙胜洞》是一组两首的唱和诗，和诗与和者姓氏俱存，但是和者名字却不可辨识。《广西石刻总集辑校》在“校勘记”里考辨道：“‘燮泰’二字凿毁。聚仙洞有‘嘉庆己未秋，滕燮泰偕弟燮理再游仙岩联句’诗，其中有‘而今昆季又来游’，知此诗为滕燮泰作。”如果石刻有拓片传世及其他文献资料辑录，则充分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做细致的考证，显示出著者深厚扎实的文献功底。融水真仙岩刊有《跋刻韩琦书杜甫〈画鹘行〉》一文，文末题款为：“嘉熙戊戌腊月日，世孙中散大夫知融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谨题。”刊刻者姓名不可识读，《粤西金石略》卷十二依原样录入，未考其刊者。著者依据“嘉熙戊戌”、“世孙”、“知融州军州事”等信息，从《广西通志》考出韩休卿于嘉熙间知融州，出校曰：“‘□□□’，当为韩休卿，因此时正值韩琦孙韩休卿知融州。”另如《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四册收有题为“张自明等龙隐庵诗并跋”的拓片，同书第五册复收此拓片，题为“胡启先与刘长吾等白龙洞唱和诗”。著者据2011年访碑结果，复考以《宜州碑刻集》，判定此石所刻为胡启先于永乐十六年（1418）和刘长吾、张翊等人的唱和诗，并于“说明”中指出《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之重收误题：“《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四册《广西省博物馆卷》172页有同一拓片，只是误题为‘张自明等龙隐庵诗并跋’且定为宋嘉定七年（1214）刊。”这种精确细致的考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总的来说，《广西石刻总集辑校》是金石学和古典文献整理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补充了岭南传统文献之不足，对研究广西以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学界重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广西石刻总集辑校》简介 刘楷锋 《广西石刻总集辑校》（三卷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资助，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4年12月出版。《广西石刻总集辑校》出版后社会反响良好，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1期封三彩页专业推介该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6日发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平先生的专论《广西石刻的文献价值》，其间，多篇硕士、博士论文以其为研究对象，获得各类资助项目。图书本身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6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该书原系中国社科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之2008年招标课题“广西石刻文献总集整理”的结项成果，系作者经十多年踏勘寻访，遍走广西各县市山野，搜集涵盖了南宁、柳州、凭祥、龙州、崇左、宜州、融水、北流、兴安、全州、横县、钦州、永福、临桂等86个县市，从先秦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石刻，规模宏大，是广西历史上第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收录境内现存石刻的文字整理著作，是对我国金石文献的一大补充，为文字学、文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一批新材料。 该书由四大部分构成，包括书前插页、序言、目录、全书主体、人名索引（按汉语拼音次序编排，并将人名字号分别索引）等。全书所录石刻按照发生日期先后次序编排。每件石刻先录内容，次作说明与校勘，说明文字内容依据传统的金石学规范，著录石刻的形式以及位置、碑刻的刊刻年代、访碑人及其访碑时间、曾有的文献记录等。考证石刻作者的生平、入桂时间及原由，挖掘碑刻的历史价值等。 广西石刻较其他地区的特点是多摩崖，是直接刻于山体之上与大地直接相通的。由于摩崖石质坚硬，又由于石刻多刻洞窟崖壁之下，不易为风雨侵蚀，行人少到，因此，至今区内遍布唐宋明清摩崖。且广西石刻多为流寓文人亲手书作，文有鉴赏性，字有法书意，又加石刻流传品相如新，有文物价值、书法价值更有文献价值。而且，广西石刻多散落在山野，容易为读者接触，直接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发展。 这次整理发现了许多未曾被人关注到的珍稀石刻，如融水宋代司马光的《家人卦》，《光明日报》曾为此刊发专文。横县博物馆的宋代《夫子杏坛图》，贵港市与宜州市石达开僚友（自称君臣）及其家族石刻，孙中山年谱石刻，龙胜红军过桂的标语石刻等，都很珍贵，于此曾有文专论广西石刻的独特贡献。 石刻的作者上至帝王将相，中有州县官员，下有普通百姓，其中不少作品来自于文章与书法名家。从内容说有官府告示、行会规定、百姓契约，有儒、释、道、伊斯兰、基督教经教内容等，涉及文化、教育、经济，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商业、水陆交通、公益事业、城市、路桥建设、个人契约、文学艺术、哀祭文、墓志铭、政治、军事、地理、医学等，许多内容都出于纸本以外。该书所录石刻虽发生在广西，却具有普遍的价值。该书内容丰富，多名碑和稀有文献。如学界广知的钦州隋朝《宁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上林唐朝的《六合坚固大宅颂》《智城碑》，更有柳州柳宗元的《井铭并序》《龙城石刻》，韩愈的《罗池神碑》等。又有集柳宗元事、韩愈文、苏轼书法为一体，被人称为“三绝碑’的《荔子碑》，融水的司马光书写《家人》摩崖、《元祐党籍》碑，宜州的宋代《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罗汉圣号》摩崖。晚清石达开与诸随行在宜州白龙洞的唱和摩崖，更被誉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第一手史料。 石刻是广西优秀的、具有特色的、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一，是一笔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财富，可彰显广西独特的文化价值，具有现实应用意义。其散落人间，必经此书而得为天下见其全豹。该书的出版为广西文化竖起了一座丰碑。 《广西石刻总集辑校》点评 《广西石刻总集辑校》的出版是对广西石刻文献的一次重大整理。史上涉及广西石刻整理的工作，今存最早的是明代张鸣凤的《桂胜》，其中仅录今桂林市内石刻。清代汪森整理《粤西诗载》及《粤西文载》虽涉及广西石刻，但意不在石刻，因此量并不大。嘉庆时谢启昆整理《粤西金石略》名曰“粤西”，但所录范围基本限于桂林。再则，之前的石刻整理时间范围也多有限制，唯《广西石刻总集辑校》将全广西石刻一网打尽，自先秦时录起，收录至民国末年。因此，从涉及地域范围、时间跨度到石刻种类，这都可以说是广西第一部石刻全集。 （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教授） 《广西石刻总集辑校》补广西纸质文献之不足。广西在历史上被认为是蛮荒之地，不但经济落后，而且文化也不发达，本土文人不多，流传的载籍也异常稀少，这给后世学者对西南地区开展研究带来诸多困难。作为该地区本土文化中独有的一种系统、完整的作品形式，广西石刻是对广西文献的一大补充，是纸质文献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献，是研究广西文化不可或缺的文献，也是探讨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重要文献资源。 （南开大学査洪德教授） 《广西石刻总集辑校》所录石刻虽然在广西，但从内容看，其作者多数来自于其他地区的文人或官员，如唐代柳宗元、韩愈，宋代张孝祥、方信孺，元代范梈、燕帖木儿、伯颜，明代茅坤、唐顺之、杨芳，清代到广西做官或者游历的文人留下的石刻就更多，这些人在广西有活动，在其他省区也有贡献。因此，从中可以看出，广西社会逐渐吸收其他地区文化，获得本土文化进步发展的过程，而研究其他地区人文历史，广西石刻也具有甚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可以说，石刻是广西的，其意义却是有普遍价值的。 （中国人民大学徐正英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