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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陈寅恪 1、“南海Ⅰ号”折射中国水下考古历程 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自20世纪起步，迄今已30年，成绩斐然。而“南海Ⅰ号”的考古历程，可谓是中国水下考古的真实写照。 它历经了偶然发现、水下调查、整体打捞、全面发掘。凝结于这艘沉船考古过程中的智慧，折射出的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态势—— 整体打捞是我国科技水平、海洋施工能力与遗产保护合作的范例，单纯的水下考古也向水下文化遗产全面保护转变，在国家文物局、广东省政府支持下建成以“南海一号”沉船为主题的专题类博物馆，更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水下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与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公众参与是我们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社会公众了解、参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才能有效保护、永续利用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水下文化遗产。自包裹沉船的巨大沉箱移入“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进行室内考古起，就始终秉承着社会分享、全民参与的理念向公众开放。观众不仅可以在展厅了解沉船的历史，看到最新的考古成果，而且可以近距离直接观看考古发掘的全部过程，深入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提高参与意识。 “南海Ⅰ号”是迄今为止我国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截至目前，考古发掘已经出土文物4万余件（不含前期打捞、调查），以瓷器、铁器最为大宗，包含有金银器、漆木器、玉器、钱币、朱砂、水银、动植物残骸等不同种类。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沉船的面纱在不断被揭开，更多的文物亦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 2、宋代是海洋意识大发展的时期 宋代是海洋意识大发展的时期，航海知识、造船技术、对海外的认知和海外拓展的意识等，都比前代有本质的提升。其极具进取、开放和多元的精神，和16世纪前期西方地理大发现与海洋意识的兴盛期相比，亦不遑多让。 汉唐禁止普通百姓出境，明清代对离开国家体制的海外华人视同弃子，而宋代官方对出海经商者的观念则大为不同，不仅允许而且大加鼓励，每年政府还会出面宴请番商、纲首（负责大宗运输的商人头脑——编者注）、船员，博其欢心。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给官民带来巨大利益，促使国人的海洋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最开放的朝代。政府热衷招商引资，完善制度，积极鼓励扩大海外贸易行为，并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即使贵如皇帝亦将“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的话挂在嘴边；政府获得大量市舶税收收入，认识到“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于国计诚非小补”，是“富国裕民之本”。宋代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法》，元代的《延祐市舶则法》《至元市舶则法》不过是继承宋法之后进行增益。普通百姓亦可在海上贸易中获取丰厚利润，“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基督山伯爵》中描写马赛港万众欢腾迎接代表财富与希望的“法老”号商船场景，在数百年前的广州、泉州、宁波已是屡见不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