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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出土的仓和西汉时期的仓

http://www.newdu.com 2018-02-24 汉阳陵博物馆网站 佚名 参加讨论

    汉阳陵博物馆   石宁
    摘要:“民以食为天”,作为存储设备的仓,是历代统治者管理的重点,西汉统治者继承和发扬了秦代管理仓的各项法律规定,在仓的形制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结合汉阳陵出土的仓,对西汉时期粮仓的形制、性质和社会功能等相关问题罗列探讨。
    关键词:汉阳陵出土陶仓、  西汉仓的形制 、性质、社会功能。
    西汉景帝陵墓--汉阳陵经过十几年的考古发掘,在帝陵的东侧外藏坑,南区从葬坑、陪葬墓园出土了大量的粮仓,种类齐全,为其它墓园所不及。《释名•卷三》说:“仓,藏也,藏谷物也”。《汉书•食货志》“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大戴礼记•千乘第六十八》载:“五谷必入于仓”。仓作为粮食的储器,大量出现在墓葬中,反映了汉代人的一种丧葬观念,体现“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因而西汉仓在当时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汉阳陵出土的仓
    一、帝陵东侧外臧坑和南区从葬坑出土的仓。
    1、帝陵东侧外藏坑出土的仓,帝陵外藏坑是象征西汉中央政权“九卿”的官署机构,东侧K13、K14、K15中出土有仓,他们是象征为帝王服务的“少府”机构。[1]P302-303K13B区有大型的三排陶仓,有粮食和动物骨骸遗存。K14出土有陶仓和“仓”印。K13陶仓体型硕大,均为四棱直筒状。分为二型,一种是体型较高,截面呈长方形。一种是体型较矮,截面呈正方形的[2] (图一)。K15东半部也有放置在木格中大量的粮食,出土有“甘泉仓印”“仓印”“导官令印”等和仓相关的遗物,象征管理皇帝饮食的导官所管理的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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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2、南区从葬坑中发现的军中粮仓,南区K17南部出土大量的粮食,放置在用木板隔成的9格中,已腐烂,灰迹厚达10-20厘米,出土有“军大右仓”印章[3]。
    二、陪葬墓园出土的仓。以陶仓为主,有三足圆形的、房屋形的[4]。
    三足圆形仓:圆柱形,有的通体饰彩绘、有的带釉。圆小口,圆柱身体,平底,底有三个兽足。口外有一周圆形屋檐,有屋脊和瓦形。器身多为三组弦纹,每组三道。也有彩绘仓在器身上绘有窗或门,器物底部侧面有的有一个半圆形出粮口,口有胡人头塞。塞成长条形,正面为一个胡人头的形象。多数没有出粮口。(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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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
    房屋形的仓:西汉房形彩绘陶仓通体施白彩,上部檐为红彩。泥质灰陶,长方体,四阿式屋顶,顶有屋脊和筒瓦板瓦的纹饰,仓身上大,底内收略小,平底。仓身上部一面开一个或两个长方形的窗,有活动的窗扇。用红色彩绘从仓的底部,勾画出楼梯一直斜通向窗口。底部有用彩绘绘的条形基础。(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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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帝陵东侧外藏坑出土的陶仓,比其他墓葬出土的陶仓都要大的多,等级差别明显。他们和南区从葬坑K17中粮仓有点象窖仓的意思(因为那一排陶仓或隔档象地下一个个窖穴)或者因在地下坑中埋藏只是象征仓的意义。陪葬墓园的陶仓象征地上建筑的仓。以上几种仓的形制不同,名字和所储存的粮食也有所不同。圆的为囷,藏带壳的谷、粟等,方型和房型的为廩,藏已舂之米或精米等,仓应该为比囷、廩大的一种大型建筑 [5]P207。因“五谷必入于仓”所以他们的统称为仓。
    西汉时期的仓
    陪葬品是实物的模型,这么多种类丰富的仓,大量出现在帝王陪葬坑和陪葬墓中,反映西汉粮食储存设备、建造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也说明了汉代五谷丰产的繁荣景象。作为藏谷物之所的仓,他的设置、管理等一些列问题关系到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切实利益以及国家的命运。我们从考古资料、史书记载以及专家对西汉时期仓的研究基础上再次做以探讨。
    一、西汉时期仓的性质:
    有两类,一种是官仓、一种是私仓(统治者的私仓和民间的私仓)。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官仓。
    官仓有:1、中央管辖的太仓、甘泉仓[6] (《卷三十•平准书》P1441)、华仓、敖仓等。为全国服务,是全国赋税的集中地。华仓在今陕西华阴县,进行了考古发掘[7]。2、郡仓。《汉书》说中央设有监擦全国各个郡仓的官员,“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又郡国诸仓农监”, [8] (《卷五十•汲黯传》P2316)“浮年少有才能…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禀赡其妻子” [9] (《卷三十三•朱浮传》P1135页)。郡仓以郡命名。3、县仓。县也设有仓,汉县仓的记载不多,《秦简》中有县级仓啬夫的记录[10]P《秦•效律》(13)175,各地出土的汉代县仓印章较多,有“海曲仓”“共仓”“徐仓”“垣仓”等[11]。4、乡一级有没有设仓,从现有的考古和史料看,找不到相关记录。
    特殊用途的官仓:1、籍田仓。文帝时建立,皇帝为了祭天地宗庙而设立的仓,位于长安城东,“长安城东出第二门曰清明门,一日藉田门,以门内有藉田仓” [12] (《卷之一•三辅沿革》P89)。《汉旧仪》曰:“…立藉田仓,置令、丞。谷皆以给祭天地、宗庙、群神之祀,以为粢盛[13] (《志•第四》P2106)。2、常平仓。宣帝始创。“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以给北边,应劭曰:“寿昌奏令边郡谷贱时增贾而籴,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 [8] 《宣帝纪》P269。3、军队粮仓。《孙子•军争篇》:“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在汉阳陵南区从葬坑中出土有“军大右仓” 并发掘清理了大量的粮食痕迹[14] 。居延汉简中太守和都尉、侯设有仓,记载有详细的仓粮食发放的情况。
    二、仓的建筑形制
    西汉时期仓在建筑选址上,集中在交通要道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建在地面已下的为窖仓。地下挖窖来储藏谷物,我国开始甚早。远在五六千年的原始社会,人们就用过这种办法。新石器时代遗址里,普遍发现有用以储藏谷物的窖穴[15]。《汉书•货殖宣曲任氏列传》记载“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桀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 西汉时期主要以圆形(椭圆)为主,也有长方形,为土壁,东汉开始出现砖壁[16]。在全国各地也有大量的考古发现 [17]。
    一种是建在地表以上的仓。地表以上建筑的仓目前考古发掘的以华阴县的华仓1号为代表,它建于武帝时期,毁于西汉末年,“华仓位于潼关以内,所居位置地形险要,有城墙护围。距渭河入黄河的交汇处不远,漕粮中转很方便。1号仓基础深厚,反映出原建筑相当高大。容量大。仓内有一定的空间,热气能够散发,使粮食不致发热变坏。仓分三室,中室大,南北二室略小。三室向东各开一门。室内与室外高程相差约有一米。仓的屋面覆瓦,室内地面夯筑,在夯筑地面以上还有架空地板,能防雨,能防潮,能通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作为储藏粮食的仓的种种特殊要求[18]。它有防潮、防暴晒及过冷、保持恒温,通风散热,宽畅坚固,防盗自卫等方面来说都完全具备作为储粮设施应具备的条件[19]。是西汉粮仓的一个代表之作。
    在西汉时期为了仓的安全,仓主要建在城内,或者在大型的仓外有高大的城墙围着,以保障它的安全。有时也叫仓城。“元封四年,…庆惭不任职,上书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8] (《卷四十六•石奋传》P2198)。
    三、仓的作用和功能
    仓除了他的基本储存功能还有几个社会作用和功能。
    1、军事作用
    西汉王朝内部叛乱和四周战争不断,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是国内和边郡人们深受其害,武帝时期十多万和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战争发生过多次,小规模的战争贯穿整个西汉时期,战争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后勤的保障,粮食是重点。《孙子•军争篇》“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就因军粮被毁,造成袁绍的溃败。《史记•滑稽》载“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对曰:“愿居洛阳。”人主曰:“不可。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然关东国莫大于齐,可以为齐王。”因洛阳不但位置俱佳,切有仓,历来是兵家必争,其中敖仓在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七国之乱中发挥了极大作用[20] 。
    2、转输
    一种是每年正常的转输。每年地方都要把赋税按一定的比例,由地方仓转输到中央管理的太仓、甘泉仓、华仓、熬仓等以备国家之需。这种转输用陆上转输的较少,大量以水运为主,所以史书一般都是记载为漕运转输,《后汉书•王霸传》中记载漕运比陆运的好处“陈委输可从温水漕,…益通以运漕也。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汉书•息夫躬》“天子使躬持节领护三辅都水。躬立表,欲穿长安城,引漕注太仓下以省转输。议不可成,乃止”。《史记第八•平准书》“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臧粟甚多”。转输是保证中央粮仓的根本,这种运输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二是战时的转输。主要由中央管辖的仓给军队转输运粮,王子今老师在《秦汉交通史稿》中说“云阳甘泉有直道交通之便,…可以直接控制北边军势”“甘泉仓积粟可以通过直道,及时输送北边以补充军需”。这种转输线路长,耗费比较大。相对来说漕运还是人们的首要选择,“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到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8] (《卷九十六下•西域传六十六下》P3907)。所以才有通渠转谷的想法。也有距战事近的郡县仓转输军粮的,由于地方仓存有限,这种转输是比较少的。所以《汉书•李广利传》记载“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由于兵多,主要还由中央供粮,又载“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焞煌”。
    三是受灾时的转输。《汉书•五行志》中讲的都是灾情,西汉时期水灾,旱灾、地震和战争等各种灾害,给脆弱的农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时有发生因灾害而“人相食”的事件,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各个帝王都有转输救灾的记录。如“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转谷振贷穷乏” [21](《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P1299)。后汉安帝时“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 [9](《卷五•孝安帝纪》P220)
    3、省转漕
    各地设置仓,都有他的合理性,在交通和运输工具不发达的汉代,要把各个地区的赋粮和多余的粮食全部运输到中央设置的太仓保存,不现实,为了节省费用,就近保存,这是在保证中央粮仓无忧的情况下实施的。也为消除民怨。如秦时“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天下叛之”。 [8](《卷二十七下之上•五行志》P1447)是天下生变,西汉昭帝和元帝考虑到民情省转漕,赦天下“六月,赦天下。诏曰:“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 [8](《卷七•昭帝纪》P228)。“四年春二月,诏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烛理百姓,…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朕甚痛之。其赦天下” [8](《卷九•元帝纪》P291)。汉宣帝成立的常平仓。为了省转漕,同时也为了平抑物价。
    4、稳定社会、平抑物价
    《汉书•食货志》记西汉早期“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文景和武帝前期平定内乱,和亲匈奴,发展农业,减轻赋税等利好政策的实施“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腐败不可食”。昭帝时“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元帝时“天下大水…谷石三百余”西汉末年“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西汉时期粮价在不断的变化,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末期是发生农民起义的一个主要导火索,西汉政府也在努力的解决这些问题,如常平仓的设置和“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民不散” [21](《卷二十四上•食货志》P1295),以及均输政策的推行等,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和仓有很大关系,仓是籴和粜的基本储存条件。
    5、振救、振赡。
    《史记》和《汉书》关于这方面记载的比较多,主要对发生水灾、旱灾、火灾、虫灾、动乱等灾情的地区灾民或者各地鳏寡孤独穷困之人的救济。由皇帝来决定。也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有效办法。体现了“仁政”和“以孝为先的”帝王治国思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 [9](《卷四九•列传第三九》P1116)文帝时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 [8] (《卷四•文帝纪》P113)。武帝时曾说“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有受鬻法,师古曰:“给米粟以为糜鬻。鬻,音之六反。”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师妻妾遂其供养之事”[8](《卷六•武帝纪》P157)。
    结语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 [21] (《卷二十四上•食货志》P1296)
    因于此,西汉政府对外取得胜利,对内安抚民众,农业经济中取得了很大成就,耕种面积和人口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作为储存粮食的仓,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快速发展,从墓葬中出现的仓,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数量和种类都是前朝无法比拟的。仓不仅仅是储存器,它大量的出现,为我们研究汉代的建筑技术、农业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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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汉阳陵博物馆陪葬墓园展柜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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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余扶危 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中》[J].《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17]如《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址》[J].《考古通讯》1956年1期,《辽宁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J].《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等,都有汉代窖仓的发现。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一号仓建筑复原探讨》[J].《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19] 胡林贵《西汉京师仓储粮技术浅探》[J].《农业考古》1984年 第2期
    [20] 宋杰《敖仓在秦汉时期的兴衰》[J].《北京师范学报》1989年第3期
    [21]《前汉书》中华书局1998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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