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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1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从宜侯夨簋谈起》一文，主要陈述了江苏宁镇地区的烟墩山西周墓、母子墩西周墓，应该如同“丹徒司徒公社西周窖藏”一样，定性为周代青铜器窖藏，而且虽然在三处遗存中出土了如“宜侯夨簋”“伯簋”等西周青铜器，但在每个遗存中，都有东周时期的遗物，所以窖藏的年代应为东周时期。  宁镇地区出土较多周代青铜器的遗存，较为典型的还有六合程桥东周墓地，丹徒青龙山春秋墓，丹徒粮山春秋大墓、丹徒北山顶春秋大墓及丹徒王家山春秋墓……这些遗存的情况又如何呢？ 六合程桥东周墓地，位于程桥中学，1964年6月24日该校开土方挖出马衔、管状车饰、剑、锛等青铜器，发掘工作属于抢救性发掘。土层填土已经大部分被挖去，有些出土青铜器的土层已经挖到墓底，因此墓口面貌无法了解。葬具皆腐朽，只有西北部残留一片赭色漆皮，东西0.44米，南北0.41米附近有零星的漆皮分布，漆皮下有人牙八枚，另一组人牙发现于坑中部，共十四枚。随葬器物都出在深2.3米左右的坑底，正式清理前挖出的部分器物，据发现人的回忆，大体复原了位置，以供参考。而最重要的发现是一批青铜器，共57件，有食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和工具五类，令人关注的是编钟9件，形制、花纹皆相同，大小渐次成编。编钟正面均有铭文，内容基本相同，最完整的铭文三十七字。铭曰：“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攻敔中（仲）冬（终）  之外孙，坪之子戕（臧）孙，择氒（阙）吉金，自乍（作）龢钟，子子孙孙，永保是从。”还有刻纹铜器和一件铁器。对此墓的认识，报告根据出土的青铜编钟上的铭文有“攻敔”二字为主要依据，在文章的结语中，认为墓葬时代相当于春秋末期。国别为吴国，墓主身份为贵族，这样在宁镇地区第一座春秋末期的“吴国墓葬”就被确定了。六合程桥东周二号墓（M2）发现于1968年2月20日，程桥公社长青大队在镇东的陈岗坡地上取土，发现一批青铜器，有鼎、编钟、编镈等，共二十余件。1972年1月22日至25日，南京博物院对出土地点进行清理，又出土了剑、戈、矛等青铜兵器和一些残陶器，确认是一座东周墓。由于M2距离M1仅100米，这次清理在原出土地点又向四面扩展，墓葬全貌已不甚清楚，根据墓底白泥和器物分布，明确此墓范围近长方形，东西长5米，西北宽4.5米，墓底离地面1.3米，随葬品如鼎、镈、编钟等铜器都出土在墓坑西南部。从发现此墓葬到清理，相距近四年，关于墓葬的年代，二号墓出土的Ⅱ式鼎、编钟、Ⅱ式剑、戈、矛和小方格纹印纹硬陶小罐，在一号墓中都有出土，于是报告顺理成章地将时代定为春秋末期，虽未说明国属，但确认是一处值得注意的春秋时期的墓地。 三号墓（M3）是1988年1月1日发现的，六合程桥中学在建筑施工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农民工将其中一部分取回家，另一部分砸碎后卖废品收购站。校方得知后电告文保部门，南京市博物馆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这次发现的铜器地点距离M1西边仅80米，现场被农民工破坏，墓圹与葬式不清。因此处遗存位于程桥一号墓西边80米，定为三号墓。该墓共出随葬器物12件，分青铜器、石器和陶器三类。其中青铜器9件、鼎2件、甗1件、盘1件，并有铭文 “工  （太）叔囗囗 自乍（作）行盘。”簠一件，有铭文“曾子义行自乍（作）饮簠子孙其永保用之。”匜一件，有铭文：“罗儿囗囗吴王之  子囗公囗坪之子睪（择）氒（阙）吉金自乍（作）盥釶（匜）。”还有舟一件，勺一件，剑一件等。虽然M3遭到毁坏，受M1、M2的影响，整理者肯定其为春秋末期的墓葬，也应当属吴国墓葬，但M1、M3又为“吴王外孙”和“吴王之甥”，所以整理者认为此墓是一处特殊的吴国墓地。吴王之甥实际不是吴国之人，而是死后葬于吴国。事实上，程桥东周墓地都是遭到破坏后数周或数月甚至若干年后才得到清理、征集，因此如何看待这批遗物的性质，须慎重考证分析。而对六合程桥墓的认识也是从吴国墓葬，变为值得注意的春秋时代的墓地，又变为吴王之甥不是吴国之人这样的一个渐进的判断过程。 长江以南的宁镇地区，典型的周代青铜器遗存首选是北山顶春秋大墓。墓葬位于北山顶部，海拔81.6米，西面青龙山，北临长江，该墓封土底部南北长32.75米，东西宽32.25米，高5.15米。墓室长5.8米，宽4.5米，深1.35~1.45米，墓道偏墓室，南北长5.8米，宽2.35米，呈刀字形。 磨子顶大墓，坐落于青龙山顶，海拔74米。此墓封土底径长60米，残高8米，凿山为穴，墓室长12米，宽7米，深5.5米，墓前正中有长方形斜坡墓道，长13米，宽4.3米，呈甲字形。 粮山二号墓位于粮山顶部，海拔78.3米。该墓封底径为14米，高4米，封土堆下为人工建成的斗式石穴，穴口东西长11.2~12米，南北宽6.4~7米，底部东西长9.4~9.8米，南北宽5.2~5.9米，深9米，呈口字形。 这三座墓，分别位于北临长江，毗邻相望的北山、青龙山和粮山，墓上都有高大的封土，都有人殉，都出土大量的青铜器等随葬品，这些共同点，说明墓主都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有些学者推断它们是春秋各时期的吴王墓，似乎也有道理。但奇怪之处在于从上述介绍的三座墓葬的墓室形制分别为“刀”字形，“甲”字形和“口”字形，而且墓室形制差异较大，并没有一脉相承之感。任何诸侯国都有其风俗、典章制度，有一定的相同嬗递规律。如果认定墓主是各代吴王，那么，其墓形制各异不得不使人疑窦顿生。 出土“余眛矛”的北山顶余眛墓又如何解释。事实上，在东周时期，青铜大墓中发现如“余眛矛”一样的器物也是常见的，并不能说明问题，东周时期列国之间相互利用，或联姻通婚结盟抗争，或兵戈相见，占地掠物……馈赠品、盗掘品、战利品等在诸侯之间交流十分常见，死后随葬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而对“余眛”兵器的认识，2015年5月18日苏州博物馆举办了“兵与礼——吴王余眛剑特展”及其研讨会。并对余眛的铭文的隶定，认为“余眛矛”是值得商榷的一件兵器。 反之，对墓主的国别和地位的确定，在青铜大墓中应看其主流，也就是青铜器中的礼乐器而不是兵器。在北山顶墓中的出土有铭文的  编钟和鼎，都是徐国器，这说明了其墓应为徐国贵族墓，碳十四年代测定为2355±95年，树轮校正后为距今2370年。越灭吴为公元前473年，此时正值越国统治时期。是越王礼遇徐国之贵族而葬之，是越国统治下的徐国贵族墓葬。而且在墓葬中发现了一批越国典型器，如鸠杖、錞于、丁宁等。王家山东周墓又如何解释呢。当我们重温《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一文时，先看文中所附墓葬平剖面图，墓坑南北宽约3米，东西残宽6米，深约6米，墓内东部为生土二层台，残长3米，宽3米，高1.2米，生土台以西为一方坑，边长约3米，从图上可以看出坑内除西南角空敞外其余地方放置了13件瓮，瓮口皆盖一灰陶盆，瓮内多有谷类、鱼骨、蛤壳、牛骨残迹，那么棺椁置于何处，这是墓葬吗？ 遗存内发现铜器共102件，包括容器、杂器、乐器、兵器、车器和车饰、生产工具之类。陶器为瓮、盆、纺轮共30件，而且铜器出土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墓坑的二层台北壁有铜盘、铜削及陶纺轮等，另一组遗物在东侧主要是铜器，有戟、矛、镞类等兵器和軎、辖等车器和车饰。 那么从出土遗物的分布，特别是坑内的十三件大瓮的分布来看，此处有可能为一窖藏，根据其兵器、乐器的放置，可以看出早期应为建筑遗存，是否可以将它作为具有仓廪性质的建筑遗存去探索呢。 总之，宁镇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中出现的如宜侯夨簋的“一器定乾坤”，六合程桥东周墓的“一锤定音”等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当我们重温这些遗存的原始报告时，不由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宁镇地区周代遗存出土的青铜器中到底哪一件是共识的吴国青铜器，望同仁、读者们指正。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