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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主，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编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中国历史书写的最重要的学术实践，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叙事模式。商务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分之为各科之专史”的编纂理念及该丛书的40余种专门史，开拓了中国近代史学中的专史研究领域。商务印书馆在史学理论和世界史方面的出版物，分别起到了充实中国近代历史学科的学科理论建设和为草创阶段的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奠定基础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量历史类出版物功不可没。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 历史教科书 中国文化史丛书 王云五 1897年创建的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的新式文化产业，通过编印各科教材、出版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刊刻翻印传统典籍、翻译国外著述、创办各类杂志等出版形式，在普及新知识、传播新思想、创建新文化、推动近代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对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教育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商务印书馆关于历史学方面的出版物对中国近代史学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①。然而，商务出版的众多历史类出版物究竟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长期以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出版界，尚缺乏较为充分的专门研究，这对于近代中国史学史、中国学术文化史、中国出版史以及商务印书馆馆史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空白和缺憾②。本文据商务印书馆从建馆至1949年间出版的历史类书籍对其间中国史学的影响作初步梳理与探讨。需要说明的是，商务印书馆在近代时期出版的历史类书籍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仅就以下几个方面略作陈述，就教于方家。 历史教科书：开启中国近代史学叙事模式 1902年，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③以梁启超之才华见识，希望以“近世史家”的眼光写出一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的新式中国通史却力不从心。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中讨论的新式中国史撰述中必须要解决的诸如时代分期问题、民族与种族问题、地理与疆域问题、纪年问题、正统与书法问题、书名问题等，在当时均悬而未决，换句话说，传统史学的叙事模式无法适应近代史学的撰述要求，这是造成他未能如期完成中国通史并就此提出“史界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章太炎计划写的《中国通史》为“百卷之书，字数不过六七十万，或尚不及，尽力为之，一年必可告竣”④，实际也未能完成，只留下一篇《中国通史略例》，讨论了中国通史中的内容、观点和体例。这都说明，新旧史学的转换并非易事。 事实上，正如何炳松所说：“吾国自前清末季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以来……迄今已达二十余年，西洋通史之著作虽已有相当之成就；而本国通史之纂辑，则求其能合现代所谓新史学眼光者反寥若晨星焉……然而吾人迄今尚无一部差强人意之中国通史焉。”⑤大约在20世纪前20年，“近代式”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著述尚不多见，真正写成贯通性的中国通史著作的可能只有陈黻宸的《中国通史》（1913年），只是此书与他在1902年发表的《独史》中所计划的撰述中国史的内容设计相去甚远，全书在历史观点和编纂形式方面均少有“新意”。不过，这20年间，用新的观点、方法和体例形式撰写中国史的尝试并非处于空白状态，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历史学者们以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不断探索着中国历史书写的叙事模式，这期间大量出现的历史教科书十分有效地将近代史学理念实践于中国史的书写中，起到了新旧史学转型的桥梁作用。清末民初，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官私机构有数家，其中执教科书出版之牛耳的商务印书馆，表现得最为突出。 戊戌变法以后，为了适应不断兴办的新式学堂的教学需要，教科书的出版已有一定规模，市场主要被文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系列占据，“在商务印书馆未成立以前，以文明书局出版之教科书为最多，广益书局等次之”⑥。由于那时清政府尚未出台“学制”，教科书没有按照学年学期规范编制，还称不上现代意义的教科书系列。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先后颁行《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在此前后，商务印书馆发生重要人事变动。“庚子以后，学校渐兴，教授者苦不得适宜之教科书，君（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乃为商务印书馆厚集资本，特立编译所，延张元济君主其事。”⑦新成立的编译所是策划编纂教科书等出版物的核心部门，在1897年南洋公学成立之初便开始带领一批师范生着手编纂教科书的张元济于此进入商务印书馆。而商务印书馆“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⑧。“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后，各学堂教科书，大多数出于商务印书馆。”⑨ 1904年，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系列及时按照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编纂出版，“学制经一度之革新，我馆辄有新教科书之编辑，以应其需要”⑩。在《最新教科书》中参与历史教材编写的庄俞曾回忆说：“只有我馆的《最新教科书》是依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各科俱有的，所以独步一时。”［11］《最新教科书》使商务版教科书迅速占领市场，名利双赢，文明书局在竞争中逐渐失势直至退出竞争。《最新教科书》及1912年开始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1922年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等系列，给商务版教科书带来巨大声誉和经济效益［12］，“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觕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则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13］。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在1932年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一文中说：“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什六，中华供给什三；近年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亦占一部分。”［14］挟此声势，商务版历史教科书亦成为20世纪前20年中国史学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以商务版历史教科书为代表的历史教科书在新旧史学转型之际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清末比较重要的商务版历史教科书主要有：1901年普通学书室编《普通新历史》、1902年日人富山房编《中国历史问答》、1903年署名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张元济主持）、1904年陈庆年编《中学师范学堂用·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通过清廷学部审定）、1904年姚祖义编《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属《最新历史教科书》系列）、1906年富光年编《简易历史课本》、1907年吕瑞廷和赵澂璧合编《中学堂教科书·新体中国历史》等。这些国史教科书中的大部分都在民国时期重印发行。另从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通过清廷学部审定）书末所附《商务印书馆历史书目》可以了解到，此前商务版历史教科书还有：《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简明历史教科书》《初等小学中国历史读本》《简易历史课本》《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中国历史读本》《中学新体中国历史》，以及夏曾佑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5］ 当初梁启超萌生撰写新式中国通史的想法，与他在日本阅读的大量西方历史著作以及日本学者撰写的所谓“东洋史”和“支那史”有直接关系。［16］早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以译介自“东洋史”和“支那史”为主。 被国人译介最多的“东洋史”是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其书合东洋诸国为一历史团体，于亚细亚东方民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言之甚详。而南方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与有关系者，亦略述之，洵为世界史教科善本”［17］。此书是许多学者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底本［18］，1904年商务版陈庆年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改编自《东洋史要》。编者在该书后序部分写到：“其为世界史之例耳，而于国史所应详者尚多疏略……念是邦学子于桑原之书，诵习已久。其书于全亚国际之关系最所注意，我邦经庚子之乱，甫阅数年，牖之以识世界。于义亦急，遂不复自为，略依桑原篇题补集事实，以为此编。”［19］说明了之所以采用《东洋史要》作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底本的原因：其一，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为国内学堂使用时日已久，教科书不宜频繁更换；其二，桑原之书相较于同时期其他东籍历史教科书，更能满足国人的“识世界”的需求；其三，清末新学制实施之始，急需各科教科书，《东洋史要》为应时之需，是国人不得已的选择。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删掉了桑原《东洋史要》中“东洋史之宗旨界说”“地势”“人种”和“区分时代”等章，按照原书分期法将太古至明亡时期的历史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三个时期来讲述。桑原书从太古时代一直写到“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但是陈庆年书只写到明亡。商务印书馆在陈庆年书末广告上称：“是书仅至明止，课毕之后可接授汪著之《本朝史》。”［20］ 虽然商务印书馆将汪荣宝《本朝史讲义》（又名《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续本进行宣传，但是汪书在内容和性质上都不是陈书的继续，它仅仅是在桑原骘藏的历史分期结构上与陈书相互衔接而已。《本朝史讲义》只记述满族崛起至清末的历史，汪荣宝解释说：“学者欲知今日中国变迁之由来，及世界列国对我之大势，则研究近世史为尤要焉。迩来东西史家，常有倒叙之法，即由近世之事实，次第上溯，以至太古。此虽史篇之变体，然其用意，欲使学者先今而后古，详近而略远，以养成其应变致用之知识，其诸大雅所不识也。今略师其意，特取本朝史（即全书第四部）为讲述之始事。”汪荣宝还特别指出：“历史之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21］从中不难看出进化论的影响。 同期还有许多日版“东洋史”教科书被翻译引进，并被改编成国史教科书。初版于1901年、重版于1913年商务版《普通新历史》，是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的《东洋历史》为蓝本，由商务的“普通学书室”编纂而成。《普通新历史》评述《东洋历史》“序次明晰，记录简要，足备教科之用也。原书虽称东洋史为亚细亚东半洲诸国人民盛衰兴亡之历史，实则全以我一国为枢纽，其余皆参附耳”［22］。贯彻进化论和具有世界眼光也是《普通新历史》采用《东洋历史》为底本的原因，编者认为：“近世全球交通之会，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即在此一二百年之间，诚千载一时也。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日本教育家多以发达青年之志气为主，于是编亦可窥见一斑。”［23］增订版《普通新历史》按照民国初年“教育部规定之宗旨及课程”，以“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分期标准。［24］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金为编校的《重译考订东洋史要》，在不改动桑原《东洋史要》原书的“文势语气”“篇法章法”的基础上，“先后所调查搜辑中外诸书，不下数十百种，参互考订，别择齐取，颇费苦心”，书名“考订”，作者说：“考订云者，谓考其异同，订其疏舛也。”［25］可见国人并非仅简单地翻译介绍东籍史书并编成历史教科书，而是对原书有着认真的研究和考订。 除了译自“东洋史”系列的历史教科书，还有不少译自“支那史”系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支那史”中与桑原骘藏《东洋史要》齐名的是那珂通世用汉文编写的《支那通史》。该书近世史只写到元，因此出现了不少为《支那通史》续明清历史的续补本。《支那通史》的续补中有日本的，也有中国的，其中日本的续补本多被翻译成汉语，如河野通之与石村贞一合著的《最近支那史》、山峰畯台的《续支那通史》等［26］；中国学者的续补中最为著名的是柳诒徵的《历代史略》。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瑞廷和赵澂璧合著的《新体中国历史》，改编自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所著《支那史》。《新体中国历史》的编者认为，“近译日人所著东洋、支那史，非失之略，即失之浑。求有简繁得宜，论断得衷，专详建国之体制，学术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文明之进步，事业之发达，风俗之变迁等事者乎？无有也”，之所以选中这本《支那史》，是因为该书“于治乱原因，颇有所见”［27］。可以看出，当时学人对编译或使用东籍史书是经过一番选择的，而且做出的评价褒贬不一，既以此来证明编者在选取东籍作为底本的合理性，也多少反映出取之他人的纠结心理。 在此情形中，国人编纂的几部看上去颇具“原创”性的历史教科书更有特色，事实上，今日最受关注的清末历史教科书，正是以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等为代表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撰写与出版，与商务印书馆及张元济本人有着密切关系。1903年，夏曾佑因丁母忧而失去收入来源，张元济约请夏曾佑编写历史教科书并预支稿酬，提供二十四史、《左传》《历朝纪事本末》《汉魏丛书》等资料（代买或借阅），还与夏反复讨论书中的体例注释等问题。［28］夏曾佑《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观点、分期、体例等方面受到日籍的影响，如周予同说：“夏氏一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29］这些方面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此不赘述。需要明确的是，夏书与那些以外籍史书为底本或抄录节译的历史教科书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在笔者看来，之前颇为人所诟病的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完全是纂录二十四史，加以编制而成”［30］、“实多节录原文，只因不注明出处，便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了”［31］等意见固有其道理，却也正说明夏曾佑更多地是在“独立”编撰这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学术层面上，夏曾佑面临的问题诸如撰史宗旨、历史观点、历史分期、史书结构、体例文体等与梁启超当时面临的问题大体相同，他是主动地将中国传统史书和史料应用于新的历史叙事模式编撰历史教科书，而不是被动地以外籍史书为蓝本将其剪裁为中国历史教科书。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纂录二十四史”“材料不能融化”等现象，恐怕反而说明夏书并非如《历代史略》等大约同时期的同类教科书那样是转译、改编、续补日籍史书而成。夏书强调：“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32］尊经与进化观点相结合的撰史意图，更是当时的中国史家才具有的特点。夏书之内容实际已经不局限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级别，商务印书馆1933年编印大学教材，将夏书更名《中国古代史》，列入“大学丛书”重印，即表明了夏书的实际程度。后人评价此书是“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33］，是“近代中国尝试用进化论指导总结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34］，绝非溢美之词。20世纪30年代钱穆任教于北京大学时读到作为北大教材的这部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他回忆说：“读夏书第一册，书末详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不加减一字，而篇幅几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当时虽不明夏氏用意，然余此后读史籍，知诸表之重要，则始此。”“夏氏书皆仅标几要点，多钞录史籍原文。无考据方式，而实不背考据精神。亦为余所欣赏。”［35］可见“钞录史籍原文”反而被认作夏书的长处而为钱穆所褒扬。 综上，以商务版历史教科书为主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中国史书写的最重要的学术实践。梁启超、章太炎等撰写新型中国通史的未竟之业，是由历史教科书承担起来的事实，的确令人始料未及。早期编译自日本史籍的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历史书写所走过的从传统史学迈向近代史学的艰难时段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以夏曾佑的《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为标志，开始初步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历史叙事模式。仅从商务版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可以看到，历史教科书大致都具有救亡图强的时代意识和进化史观的潜在影响。如商务版190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张元济编）“序”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于盛衰存亡之故焉。”［36］夏曾佑书中多处可见“进化”二字或用进化论去解释历史现象，如该书第一篇第一章第七节“包牺氏”中写道：“案包牺之义，正为出渔猎社会，而进游牧社会之期，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但为时有迟速，而我国之出渔猎社会为较早也。故制嫁娶，则离去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陋习，而变为家族，亦为进化必历之阶级。”［37］通过运用进化史观和译介日籍史书，历史教科书最早尝试使用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诸历史发展阶段阐述中国历史过程。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的傅云森编《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强调本书“打破朝代的、国界的旧习，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38］。历史教科书中的分阶段叙述中国历史的模式，是中国史学走出传统的皇朝断代史叙述模式的最早实践。在编纂形式上，历史教科书介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和现代章节体的过渡阶段，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称：“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记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39］今人多认为该体裁已经接近于章节体形式。历史教科书因其教学性质而大多自然采用了纪事本末体，也成为从传统史书体裁过渡到近代章节体史书的桥梁。此外，“教科书之形式内容，渐臻完善者，当推商务印书馆之《最新教科书》”，“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者，舍《最新》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40］教科书中白话语体的使用，也会影响到历史书写的语体变化。 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吕思勉［41］《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四册，由绪论和五编构成，叙述自远古至当代的中国历史，依据社会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最近世、现代等六个时期。本书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之前历史教科书中所表现出的各种新意，被誉为“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42］。自梁启超计划撰写中国通史的二十余年后，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方成为受到普遍认同的新型中国通史，其间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不应被忽略。金毓黻称赞《白话本国史》的时候想起了念念不忘于中国通史撰述的梁启超，金在《静晤室日记》中写道：“吕氏此书有系统，有断制，堪称为中国史之第一名作，并世作史诸家未能或之先也……即他日梁氏之作有成，亦恐无以胜乎此耳。”［43］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提出，与商务版历史教科书还有一定关系。1922年3月，离京返回苏州的顾颉刚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与王钟麟（伯祥）合作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在顾颉刚为编此书而搜集材料、拟定目录的过程中，他头脑中积蓄已久的疑古思想逐渐明晰起来［44］，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由此而最终形成。顾颉刚疑古学说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而编纂这部历史教科书当是促成其通盘考虑古史系统的真伪，进而提出引起轩然大波的“层累”说的直接机缘之一。 “中国文化史丛书”：专史的开拓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文化史研究一直是引领史学界趋新潮流的标志之一。早期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否定所谓传统史学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二十四姓帝王之家谱”而提出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文化史撰述就是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新式历史研究。笔者以为，赋予文化史以颠覆传统史学的使命，在现实层面固无不可，但是在学术层面或许夸大了文化史研究的功能。但无论如何，20世纪前30年的文化史研究的热潮毕竟已经形成，“由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短暂而兴旺的岁月，接踵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和专著”［45］。 1936～1939年，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傅纬平主编出版了“中国文化史丛书”。1936年11月至1937年2月第一辑出版了20种，1937年4月至1939年第二、三辑出版了21种。在短短三年时间就出版了41种“文化史”著述（因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未能出版原计划中的全部80种书），工作效率十分惊人，几十种“文化史”以丛书的方式陆续推出，产生的影响与效益亦可想而知。［46］ 从内容上看，商务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具体选题丰富多样。40余种书中，传统学术史方面的专史有《中国经学史》《中国理学史》《中国训诂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骈文史》等；现代学术体系下的专史有《中国民族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边疆沿革史》《中国考古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史学史》等；科学史方面的专史有《中国算学史》《中国度量衡学史》等；社会经济史及相关行业史方面的专史有《中国田赋史》《中国税制史》《中国商业史》《中国建筑史》《中国交通史》《中国渔业史》《中国水利史》《中国医学史》《中国陶瓷史》等，另外还有如宗教史方面的《中国道教史》，艺术史方面的《中国绘画史》《中国音乐史》等。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时下被认为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或新文化史影响才出现的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如救荒史、妇女史、婚姻史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丛书”里早已有之。如果按原计划出版80种书，其内容将会更丰富。“其已出版的有四十余种，精善的有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李俨《中国算学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诸先生均为国内有数的专家，所撰均甚详赅。”［47］已出的各种专题，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第一部专史，开诸专史研究风气之先。在撰写这套丛书的时候，有的作者在学术界已鼎鼎大名，有的作者也已崭露头角，还有的作者则籍籍无名。经过参与这套丛书的撰写，许多作者在后来成为所撰专史的学术领域的开创者或学术带头人。 作为国内首次编纂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组稿并不容易，组稿形式也比较灵活，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命题作文，即由出版社给出选题，寻找作者撰写成书。如白寿彝的《中国交通史》，作者曾回忆说：1936年初，顾颉刚“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48］。顾颉刚所说的“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说明了“中国文化史丛书”中有许多是开创性的或者是之前缺少专门研究的选题。看到这样的选题，也会激发作者的研究兴趣，如邓拓说：“我原先写‘中国救荒史’的用意，只是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的一种。这一部分的史料触目惊心，在研究过程中随时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很容易把它们编在一块。”［49］二是重版旧著，如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初版于1910年［50］，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原为1919年写成的教学讲义，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初版于1928年。三是改编旧著，如陈顾远《中国婚姻史》改编自作者1929年初版的《中国古代婚姻史》，李俨的《中国算学史》改编自作者1930年初版的《中国算学小史》，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改编自作者1920年初版的《中国商业小史》。四是编译外国人的著述，这在“中国文化史丛书”中有三种，分别是陈清泉“译补”日本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和陈清泉“译述”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以及王鹤仪“编译”泽田总清的《中国韵文史》。 在今天看来，商务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推动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一个方面。 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时，在《东方杂志》做宣传说：“迄今尚无一部完备之文化史可资研究，则以史料虽富，而杂乱殊甚，且编纂文化史者多采综合方式，以如是浩瀚之史料，由一二人整理，其难益甚。”［51］之后，“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广告语表示，该丛书“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为文化之全史”［52］。第二辑出版之前，《东方杂志》发表短文介绍该丛书：“本馆爰采分科编制办法，而有中国文化史丛书之编印，就文化之范围，区为八十科目，分请专家，据现有之资料，为科学的整理。合之可以见我国文化之全貌，分之则为各科之专史。”［53］编者很敏锐地看到，以个人之力编纂综合式的文化史，“其难益甚”，“分科编制”符合“科学整理”的要求，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史研究方案。在另一期《东方杂志》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广告语中，更简明扼要地强调“编纂整部文化史以采用分科制为合理，盖以一专家就其所长，担任一专科史料之整理，其结果自较良好”［54］。可见，“采分科编制办法”，“分之则为各科之专史”的编纂意识，是丛书编者愈来愈明确的编纂思想，也是我们应该格外重视的。 如前所述，中国史学从古代史学发展到近代史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历史学被纳入西式学术分类体系而成为近代意义的独立学科。学科分类意味着近代中国历史学在传统史学流行的通史、断代史、王朝史或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之后，要以新的学科分类进行专史研究。之前的梁启超、柳诒徵等人是从大处着眼，将文化史视为一种囊括所有文明和历史的史书撰述内容来看待，他们所设定的宏大框架中的文化史概念无所不包；如果从小处着眼，文化史也可被视为一门专史而已。这涉及对“文化”一词的不同理解，即广义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如果对此没有清晰的认识，很容易造成文化史研究内容上的混乱，而对文化史研究对象的认识不一致，就会影响文化史研究的正常发展。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55］这里虽着重提出了“专门史”的概念，但是并不十分准确［56］；而把“文化史”看作是“普遍史”，则是当时寄希望于用“文化史”取代旧式历史撰述的反映。数年之后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历史研究法（后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文物的专史”等概念，是以记载内容的性质而不是以学科划分的，与他前面所说的“专门史”也相距较远，而其中“文物的专史”被梁启超解释为“是专史中最重要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57］，更像是时人所谓之文化史。总的看，此时的梁启超是在竭力把传统史学和西式学科分类糅合在一起，不过在概念上反而显得混乱，而且少有实际操作的可能。因各种原因，他也并未撰成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 1923年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新旧学术关系的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同时，他说明这个“文化史”包括有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的专史。［58］“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胡适在这里提出要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即以“文化史”来统整“国学”（旧式学问），实际上包含了对传统学术分类的摒弃。换句话说，胡适提出的“文化史”已经与梁启超们的“文化史”概念不尽相同。胡适“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研究的范畴与内容作新的界定，希求以各种现代意义的专史研究充实于历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通过“整理国故”逐渐用现代学术体系来取代“国故”，构建中国史学的新体系。胡适具体提到的十个方面的专史研究，应该比梁启超等人的文化史观念更有实际意义，也更具可操作性。20世纪20年代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以胡适提出的用专史研究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思路，客观上是在30年代由商务版“中国文化史丛书”付诸实施了。 1921年7月24日胡适与王云五交谈，“劝他提出一个中心问题来做专门的研究（最好是历史的研究），自然会有一个系统出来。有一个研究问题做中心，则一切学问，一切材料都有所附丽”［59］。这一年胡适推荐王云五入职商务印书馆，次年，后者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对于“整理国故”运动，王云五在1926年撰文认为：“三十年来之文化，大部分为西方文化之吸收，小部分为旧有文化之评价，国故之整理，乃随新文化运动而发生，无足异也。”［60］因胡适建议应做系统的历史研究、关注新文化运动中的“整理国故”及文化问题，这都应该是促成王云五日后策划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因素。 1937年4月，值“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出版之际，王云五发表了《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一文，论述他对于文化史及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的观点。文中他列举“外国学者编著之中国文化史”书目共234种，经过统计分析后认为：“一般文化史仅占十八种，自余二百十六种尽属分科文化史”，“分科文化史则佳构不在少数，又足见分科文化史之著作，较一般文化史易著成绩”。他又列举了英国剑桥大学C.K.Ogden主编、美国Harry Elmer Barnes教授为编辑顾问的“文化史丛书”（History Civilization）已出书目98种，作为“外国学者编纂之世界文化史”，其中“除一般文化史占七种，分国文化史占二十一种外，自余七十种皆属分科文化史……一般文化史种数与分科文化史比较，适为一与十之差别”。王云五得出的结论是：“足见文化史欲谋编纂之便利与完善，不得不倾向于分科编纂者矣。”这是从数据分析和编辑角度论证“分科文化史”的重要性。王云五进而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外学者著述分科的中国文化史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最终说明他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所欲达到的目标和效果就是：“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61］ 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纂出版，是在经过了充分思考和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实施的。王云五通过对国外同类丛书著述的量化和定性分析，证明了策划出版“分科文化史”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除去出版行为所必须要算的经济账，难得的是，该文更是一篇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证开展专史研究必要性的学术论文，其专业性和前沿性，即使今天看来也都不显得陈旧，而“分之为各科之专史”的核心编纂思想和“中国文化史丛书”本身，都是中国近代史学中专史研究的开拓之举。柳诒徵曾对王云五主张的分科式的专史研究方法提出不同意见：“王君云五复鸠各作家分辑专史，所辑亦未赅备，且分帙猥多……又凡陈一事，率与他事有连，专治一目者，必旁及相关之政俗，苟尽芟重复，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此纵断之病也。”［62］柳与王的分歧，从其不同的学术理念而言，各有合理之处，然而正是“中国文化史丛书”的40余本史书，适应了现代学术分类的要求，系统地开拓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专史研究领域。之后的事实也已经证明，那种无所不包的文化史撰述以及文化史热潮几经兴衰，而专史研究则平稳发展至今。总之，商务印书馆的这套“中国文化史丛书”，除本身内容丰富之外，其学术意义更深刻之处在于开拓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诸门类的专门史研究领域。 史学理论与世界史出版物：近代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与完善 历史学作为一门近代独立学科，需要明确其学科理论和学科功能，阐述研究目的、研究内容，需要论证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还需要研究本学科的学科史。这些近代历史学的学科自身建设方面的工作，既包括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也包括用中国的学术话语系统结合新旧中西史学的实际去分析、梳理和阐述。回顾近代出版机构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和出版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商务印书馆的表现最为突出。 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在近代学术史上最为流行也最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著述，绝大多数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0年）［63］、李守常（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1930年）和《历史研究法》（1935年）、卢绍稷《史学概要》（1930年）、卫聚贤《历史统计学》（1934年）、李则纲《史学通论》（1935年）、姚永朴《史学研究法》（1935年）、杨鸿烈《史学通论》（1939年）和《历史研究法》（1939年）、常乃惪《历史哲学论丛》（1944年）等，这些著述或单独出版，或分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历史丛书”“百科小丛书”“史地小丛书”“国学小丛书”之中。 民国时期，对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西方史学理论方面的译著，是何炳松翻译的鲁滨逊《新史学》（1924年）、李思纯翻译的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1926年）以及陈韬翻译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1937年），这三本书都是商务出版的。中国学者的同类著述，大约也是受到这三本书的影响最大，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等。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的许多史学思想来自于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而论述内容则来自中国古代史学资源，包括研究历史与编纂史书的范围和目的，史料的采集、考辨和使用，史书的编次，对旧史书的改造，史家的修养等，书中所举的例子“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64］。作为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之一的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一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理论开辟性的著作。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该书却依然使人感觉到它的理性力量和激情涌动，它所展现的理论魅力和启示意义仍然产生着影响。 到了20世纪30年代，史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列入历史学系大学生的必修科目，并且部分中学也开始设立这样的课程，商务印书馆适应这种需求，出版了种类繁多的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通论历史学的书籍。如商务版卢绍稷的《史学概要》，“原为作者在中央大学区立上海中学校高中部‘史学概要’学程讲义……今加修改而刊行者，纯由此种专书之缺乏，聊供教学高中或大学‘史学概要’者，与研究史学者之一种参考资料而已”［65］。商务版李则纲撰述《史学通论》也是“因民国二十年在中国公学担任史学通论一课，乃不揣谫陋，从事编述。但此校此种课程，须在一学期授毕，仓卒成篇，因多罅漏。民国二十一年返皖，在安徽大学复任此课，乃将原稿，略事补正”［66］。这类著作以其新颖的内容吸引着年轻学子，也影响那一代年轻学者的治学。如严耕望说：“我对于历史发生兴趣，当追溯到高中读书时代听李师则纲的一次讲演，题目大意是‘历史演进的因素’……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67］不过，20世纪40年代，史学理论著述的出版，扩大到了更多家的出版社，但是学术质量及学术影响已经不及以前了。 述及商务印书馆在历史学方面的出版物，还应当提到曾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等职的何炳松。何炳松于1924年5月进商务印书馆，最初任商务编译所下设的百科全书委员会第六系主任，不久任商务史地部主任兼国文部主任，1928年改任编译所副所长，次年任编译所所长兼东方图书馆副馆长，直到1935年7月被任命为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11年。其间他主持参与编纂了商务版“中国历史丛书”（10种）、“中国史学丛书”（48种）、“史地小丛书”（116种）、“西洋史学丛书”及其他各类书籍，与顾颉刚、陈迅迟合编《初级中学历史标准草案》（1928年），此为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大纲。何炳松还策划了规模更大的历史书籍的编辑计划，如：“他自己拟了一个中国通史的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们通力合作；那计划是很新颖的，把全书分作了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倭变，商务印书馆一炬成灰，这个计划也便无疾而终。”［68］商务版历史类出版物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有力推动，与何炳松有着重要关系。周予同在何炳松去世后的悼念文章中说：“如果先生始终留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写作环境的便利，先生也一定有更多的著作，至少国人所需要的西洋史学的著作一定可以出版的。”［69］何炳松用1920～1922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任教西洋史课程的讲义，编写《中古欧洲史》（1924年）和《近世欧洲史》（1925年）二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曾被评价为“中国近年来研究西洋史的唯一善本”［70］。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真正建立完善起来，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世界史学科以及高校中对于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均处于草创时期。作为近代中国史学亟待补充健全的世界史学科，译介西方史著是最基本的工作。20世纪前半期，国家尚处于战争和动乱的年代，“我们的前辈学者们所能进行的世界史方面的工作，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抓住一些可能转瞬即逝的短暂时机，努力翻译和介绍一些西方世界史学方面的著作，编写一些世界史方面的教材与入门，间或贡献一些有着中国学者独特见解的著述，大约就是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最大空间了”［71］。把这些成果通过出版物反映于社会，商务印书馆的努力卓有成效。 检索1897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72］，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商务印书馆在此期间出版了数量如此之多的外国史书籍，粗略统计一下：世界上古史有7种，西洋史和欧洲史约48种，苏格兰、爱尔兰、英国、德国、波兰、法国、意大利、俄国、希腊等欧洲国别史有50余种，其他大洲的历史如亚洲史、非洲史、北美洲史、南美洲史、大洋洲史有40余种，世界史教科书20余种，总计达到百种之多。这些外国史出版物已经不再局限于20世纪初出于报国、强国目的而以编译外国“亡国史”“立宪史”“革命史”为主的范围，在内容上从以欧洲、日本等国的历史为主扩展到了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历史，并且，虽仍以翻译、编译为主，还是出现了少数国人著述的外国史书，如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1921年）、陈衡哲著《西洋史》（1924年）［73］和《文艺复兴小史》（1930年）、向达著《印度现代史》（1929年）、金兆梓著《法国现代史》（1929年）等。 此外，商务出版的外国历史人物传记构成其外国史出版物的又一个组成部分。这类传记分妇女传记、哲学家传记、宗教家传记、社会家传记、元首传记、政治家传记、经济学家传记、法学家传记、军人传记、教育家传记、地理学家探险家传记、科学家传记、技术家传记、艺术家传记、文学家传记等16类，涉及上百位外国古代、现当代人物，总计150余种书。 商务印书馆积极编辑出版外国历史和人物的书籍，特别是出版的世界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各个历史时期以及国别史、专题史类的外国史书与教材，为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为从无到有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创造了条件。今天，世界史已经成为历史学门类中与中国史、考古学并列的三个一级学科之一，商务印书馆对中国史学的世界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功不可没。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史学上的贡献与影响还有其他很多重要方面。作为一家民营出版企业，商务出版物在经济效益上的考量自然是最重要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其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上的担当。如王云五说：“本馆于国故资料之供给，亦尝尽力图之。初则印行《四部丛刊》，使难得之古籍尽人可读。继复有印行《四库全书》之计划，亦本斯旨。至于国故整理方面，则有《学生丛书》《国学小丛书》等。”［74］何炳松亦言：“深知出版事业关系我国文化前途甚巨，故确定方针，一方发扬固有文化，一方介绍西洋文化，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合中国文化之广大。本馆因此有中外名著之系统印行。我国名著之出版者有《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续藏》、《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无不誉满海内。”［75］张元济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分别于1930年和1937年分820卷出版，收集了二十四史最好的版本加以整理校勘，成为当时最好的版本。1930年3月27日胡适致信张元济说：“《二十四史》百衲本样本，今早细看，欢喜赞叹，不能自已。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计量！惟先生的校勘记，功力最勤，功用最大，千万不可不早日发刊。若能以每种校勘记附刊于每一史之后，则此书之功用可以增加不止百倍。”［76］商务出版的“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十通”《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无不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的帮助，亦成为保存整理传统文化典籍的重要举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地学报》《国学丛刊》《国学论丛》《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等文史杂志，也都使中国近代史学受益良多，限于篇幅，待日后再做申论。 ①据《商务印书馆1902～1950年（1～6）出版物的分类总计》，“史地”类出版物占所有出版物的10.2%（不包括大部丛书），约2000种，3500册。见《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关于商务印书馆历史类出版物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关系，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如：杨勇的硕士学位论文《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徐丹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出版、演变与启示》，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等。另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1897～1977）》（1977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987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992年）等文集中，也有若干回忆和研究文章。 ③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④章太炎：《致梁启超书（1902年7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8页。 ⑤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何炳松文集》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7～78页。 ⑥⑨民国政府教育部：《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年》，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书店2003年版，第220、220页。 ⑦［13］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页。 ⑧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页。 ⑩［60］［74］王云五：《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5、287、287页。 ［11］庄俞：《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2页。 ［12］商务印书馆董事陈叔通说：“商务发财主要是靠教科书。”见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8页。 ［14］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申报月刊》第1卷第1号，1932年7月15日。 ［15］汪荣宝：《中国历史教科书》书末广告，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 ［16］参见梁启超《东籍曰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 ［17］徐维则：《增版东西学录》卷一《史志第一》，《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8］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的主要译本有：1899年东文学社出版的樊炳清译本，“其书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序》，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190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周同愈翻译的《中等东洋史教科书》；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金为编校的《重译考订东洋史要》等。参见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19］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序》，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 ［20］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书末广告。 ［21］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绪论》，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 ［22］［23］［24］普通学书室编纂：《普通新历史·凡例》，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 ［25］金为：《重译考订东洋史要·凡例》，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 ［26］参见邹振环《东文学社及其译刊的〈支那通史〉与〈东洋史要〉》，载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7～369页。 ［27］吕瑞廷、赵澂璧：《新体中国历史·绪论》，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8页。 ［28］参见栾伟平《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出版考实——以张元济致夏曾佑信札为中心》，载《“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2017年，第411～420页。 ［29］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4～535页。 ［30］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91页。 ［31］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序例》，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第7页。 ［32］［37］［39］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15、443页。 ［3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1949年10月。 ［34］朱维铮：《跋〈夏曾佑致宋恕函〉》，《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 ［3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36］涉园主人（张元济）：《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 ［38］傅云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40］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新第156期，1935年11月23日。 ［41］近代著名史家吕思勉曾入职于商务印书馆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6种著作。 ［42］［4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85、86页。 ［4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二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469～1472页。 ［44］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45］朱维铮：《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在》，《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 ［46］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后，很多著作热销，如第一辑中的《中国民族史》和《中国陶瓷史》，到1937年5月已经出至第五版；也有个别书出版后受到批评，如《中国小说史》被批评为抄袭、拼凑之作。参见顾樑《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书评）》，《华声》第1卷第5、6期合刊，1945年1月。 ［48］白寿彝：《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49］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写在重印本的前面》，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页。 ［50］蔡元培写于1910年的《中国伦理学史》，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的伦理学著作。蔡书以日本学者木村膺太郎《东西洋伦理学史》和久保得二《东洋伦理学简史》有关中国部分为基础，加以俞正燮的伦理思想，成为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开创之作。1941年，日本人中岛太郎将此书翻译为日文版的《支那伦理学史》，在东京大学出版。见汪家熔《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83～484页。 ［51］《整理我国史料揭示文化全貌》，《东方杂志》第33卷第23号，1936年12月1日。 ［52］见《东方杂志》“中国文化史丛书”广告，《东方杂志》第34卷第2号，1937年1月16日。 ［53］《中国文化之独立性》，《东方杂志》第34卷第4号，1937年2月16日。 ［54］见《东方杂志》“中国文化史丛书”广告，《东方杂志》第34卷第5号，1937年3月1日。 ［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页。 ［56］刘龙心认为：“上世纪初所提及的专史或不可称之为现代意义上之各科专门史，更应该称之为知识之史；各科从史中析出，但不能以专史的观点去审视，只有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学与艺学转化成政治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之后，方出现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等专门史。”转引自杨勇硕士学位论文《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第13页下注4。 ［5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3页。 ［58］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5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61］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载《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20～648页。此文又载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7期，1937年4月1日。此文在当时还印有单册随“中国文化史丛书”附赠读者。 ［6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弁言》（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63］梁启超是商务印书馆受薪特约撰述者之一，他的《饮冰室集》和《饮冰室丛著》先后于1905年、1916年由商务出版，《清代学术概论》1921年列入商务的“共学社史学丛书”中出版，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墨子学案》《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等著述也出版于商务印书馆。 ［64］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7期，1929年2月。 ［65］卢绍稷：《史学概要·序》，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4页。 ［66］李则纲：《史学通论·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67］严耕望：《治史三书·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68］郑振铎：《悼何柏丞先生》，《读书通讯》第117期，1946年9月25日。 ［69］周予同：《哀悼何柏丞先生》，《读书通讯》第117期，1946年9月25日。 ［70］余楠秋：《欧洲近代现代史·序》，世界书局1933年版。 ［71］何芳川：《迎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新纪元》，《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 ［72］《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3］侯仁之曾说：“陈衡哲写的《文艺复兴小史》，这是商务《百科小丛书》中的一本……当时对我来说却感到十分新鲜，我对于西方文化艺术的视野也是从这里开始扩大的。”见侯仁之：《良师益友常相伴》，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24页。 ［75］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8页。 ［76］《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本文刊发于《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