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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起，曾经被讥讽为“跛腿乞丐”的苏格兰走上了一条历时百余年的城市化道路。在同时代的西欧背景下，这一激变式发展显得颇为独特。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成为苏格兰城市化的根本动因，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乡村居民涌入城市和来自爱尔兰的大量移民，充当了苏格兰城市人口的三大补给力量。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英国政府发动了一场持久的公共卫生运动，消除了苏格兰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促进了苏格兰城市生活由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 城市化以惊人速度发展 17世纪，苏格兰仍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社会。17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在欧洲16个“城市化社会”中排名第11位，1700年排名第10位。这表明，在17世纪的西欧，苏格兰是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之一。 然而，进入18世纪后，苏格兰的城市化开始以惊人速度发展，18世纪后期尤为迅速。18世纪50年代，在欧洲16个“城市化社会”中，苏格兰的排名已由1700年的第10位升至第7位，1800年升至第4位。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苏格兰已经成为西欧城市化程度最高的5个社会之一（其他4个“城市化社会”为英格兰和威尔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北部）。 引人注目的是，苏格兰取得这样的成就仅花了几十年。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已高度城市化，且在1750年之后城市扩张的规模几乎停滞不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化过程则呈现出连续、持久、稳步的特征，尽管其城市化程度高于苏格兰，但苏格兰的城市扩张颇为迅猛，迅速缩小了彼此的差距。到1850年，苏格兰的城市化跃升到第2位，仅次于前者。 苏格兰的激变式发展意味着与过去的断裂。18世纪前，乡村社会秩序在苏格兰占据支配地位，城市附属于乡村。然而到19世纪，城市已成为经济变化的源泉与中心，新的社会秩序迅速形成。 产业革命充当城市化引擎 在短短几十年中，苏格兰之所以经历了如此迅速的城市化进程，根本原因是实现了三大产业的现代化。 一是农业革命在苏格兰的展开。农业革命与城市化在苏格兰大致是同步的，只有食物产量大幅增加，才能养活源源不断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城市化才有可能持续发展。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苏格兰的谷物、蔬菜产量翻了一番，肉类产量增加了6倍。农业改良还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农业的专业化提升了城市作为交易中心的功能；另一方面，苏格兰农业的繁荣增加了农场主的收入，随着购买力增强，他们对奢侈品和优质服务的需求更加旺盛。 二是商业革命的迅速发展。18世纪是整个英国的商业革命时代，对苏格兰而言更是如此。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国际贸易从地中海改道大西洋，分别为苏格兰商业的急速扩张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和区位优势。1785—1835年，苏格兰的出口额上升了9倍，克莱德港随之成为不列颠王国的大型贸易中心。18世纪后期，在苏格兰发展最快的5个城市中，4个处于克莱德水域。商业繁荣必然推动城市发展，商品运输和销售以及修建贸易所需的基础设施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三是工业革命的开启，它对苏格兰的高速城市化更为关键。19世纪早期，苏格兰有13个大城市，其中5个大城市的人口在过去的70余年中增加了两倍以上。在这5个迅速发展的大城市中，4个城市的居民主要依靠制造业。正是这些大工业城市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小城市，成为苏格兰城市化的先锋。1800年后，随着蒸汽技术迅速采用和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口加速汇聚在城市及其郊区。到1839年，苏格兰有近200家棉纺厂，其中大约100家坐落在格拉斯哥及其附近。可以说，棉纺织业是当时苏格兰城市人口汇聚的首要引擎。与此相反，一批没有上述产业优势或区位优势的中小城市则走向衰落。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城市化不仅意味着现代产业的飞速发展，更意味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在苏格兰，城市人口飙升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苏格兰城市人口自然增殖加速。18世纪下半叶，与其他几个欧洲社会相比，苏格兰城市人口的增殖非常缓慢，通常每年仅为0.6%。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到19世纪最初20年，人口增长速度达到1.6%。 其次，苏格兰本土乡民向城市迁移。随着农业革命的展开，苏格兰农业领域的就业机会在逐步减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大量英国士兵被遣散回乡，进一步恶化了这一形势。苏格兰的《济贫法》规定，但凡健康的失业者皆无权获得政府救济。在此背景下，一支失去土地、急需工作机会的剩余劳动力大军形成，他们被迫离开家乡，到城市中寻找生存机会。有的被吸纳进附近中小城市，充当临时的工资劳动者；有的则进入大城市，就业相对稳定。 最后，爱尔兰移民不断涌入苏格兰。从19世纪初起，随着蒸汽技术应用到交通领域以及爱尔兰亚麻制造业遭遇困境，大批爱尔兰人到苏格兰城市寻求生计。1841年，在苏格兰低地西部人口中，近四分之一具有爱尔兰血统。1801—1841年，格拉斯哥的人口每十年就增加30%，其中，具有爱尔兰血统的居民占到了三分之一。 公共卫生运动应对城市病 伴随苏格兰这场爆炸式城市扩张的，是接踵而至的困顿与弊端。大量人口蜂拥而入，由于住宿条件恶劣、城市供排水系统严重不足以及街道秽物成堆，普通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受到极大威胁，大范围的疫病周期性爆发，人口死亡率呈上升态势，城市一度成了拥挤、肮脏、不健康的代名词。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主张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强调政府主动处理社会问题的功利主义思潮推动下，英国社会精英开始直面包括苏格兰在内的全国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卫生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的调查报告表明，城市中的疫病和死亡与肮脏的环境密切相关，而疫病与死亡是导致家庭贫困、道德堕落、犯罪率上升、劳动力市场萎缩和政府济贫负担沉重的主因。他建议，与其在疫病爆发后花费巨资进行事后补救，不如严格清洁城市环境，事前加以防疫。 在这一卫生观念主导下，一场持久的公共卫生运动拉开帷幕，政府开始为城市广泛提供供排水设施、街道铺设与清扫等公共卫生服务，以减少城市疫病的产生和传染。1848年，英国通过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城市被赋予保证市民健康的基本责任和建造现代卫生系统的广泛权力。遗憾的是，苏格兰议会不愿将公共卫生权转交给伦敦，因此否决了该法案。19世纪60年代，霍乱横行英国，1872年、1875年，英国两次通过《公共卫生法案》，有力推动了苏格兰融入全国性公共卫生运动中来。中央政府的这一主动干预有效消除了苏格兰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上的公共卫生隐患，促进了苏格兰城市生活由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