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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紧随革命而来通常都是推进政体转换、实现国家建构。二月革命伊始，自由派就推动沙皇建立向杜马负责的政府，希望通过君主立宪或是有限君主制，以消弭革命、拯救帝国。他们促成了沙皇逊位，却无意间终结了君主制，“成就”了革命，提议产生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本应尽快召开其所允诺的立宪会议，完成制宪立国的任务。然而，临时政府无意、也无能为之，国家政权问题迟迟未决，不但使其自身权力和权威始终是临时的、过渡的，还使革命后俄国陷入完全的无政府、崩溃和瓦解状态。为此，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十月武装起义，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二月革命未竟的建国任务。 关键词：二月革命/临时政府/无政府状态/国家建构/十月革命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苏联国家建立到解体看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教训”(项目编号：14BKS065)的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1917年2月至10月，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国家政权问题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整个革命进程，影响着革命的每一个阶段。同时，也造成了革命后政权不稳、政治危机频仍不断。如列宁所说：“我国的革命在政权结构问题上摇摆不定，白费了半年的时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如何解决国家政权问题就成为了革命后俄国面临的根本问题。 一场完整的全面的革命包括解决好国家政权问题，建立新的政治秩序。“革命除非终结于恐怖的灾难，否则都会以一个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终。”①而革命后国家政权由谁主导，如何建构，往往决定于革命的组织者、参与者，以及革命的性质、目的和意义。革命建国的方式基本上是由革命者或是由同情、支持革命的精英们召开制宪会议来解决国家的政权问题。不过，俄国革命有所不同，国家政权问题的解决在革命爆发伊始就开启了，且“革命建国”的主导者还不是革命的参与者(即革命的工人和士兵等)，而是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主的各色自由派。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革命民主派都不想亲自掌握国家权力。他们认为，由于俄国经济落后，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未来的革命应该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创造条件。在未来的革命中，执政党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首先是立宪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党则不应该参加政府，只能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为比较远的将来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因此，二月革命的主体尽管是工人和士兵等人民群众，但由于二月革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出现了托洛茨基所称谓的“离奇现象”，“当革命的新政权在胜利之初以神话般的速度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走向巩固的时候，那些当上了苏维埃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者却惶惶不安地朝自己周围左顾右盼，寻找真正的‘主人’。他们认为自己有自知之明，政权应当转交给资产阶级”②。而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舞台的边缘，影响不大。1917年1月，二月革命前一个月，列宁还在忧伤地感叹，“我们老一代人可能看不到革命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因此，对于二月革命后如何建国，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也没有多少设想，更没有周密谋划，因为从“理论”上说，这不是他们的事。 其次，二月革命具有明显的突发性、自发性，革命党还暂时缺席，自由派影响着、支配了革命的最初进程。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说：“革命好似雷霆从天而降，我们也不得不坦承不讳：它对我们这些长期为之奋斗和对它期待已久的革命者来说，也是一个伟大而又出乎意料的事。”苏联历史学者德·阿宁概括指出，1917年革命前夕，俄国社会已经右转，力图建立立宪君主制的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其中主要是罗将科、古契科夫和舒尔金这些人。他们在革命前夜不得不解决双重任务：一是要通过改革，迫使沙皇当局做出让步，逐渐改变国家制度，“把国家变为英国式的立宪制或有限君主制”；二是企图制止人民革命，因为这个革命的领导权有可能从他们的手上转到革命党手里。这样一来，他们便力图在君主主义的“死硬派”和激进的革命派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孤立和制服那些走极端但有影响力的反动分子，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阻止下面起来的人民革命③。 这样，二月革命伊始，自由派围绕完成上述“双重任务”，主导了国家政权问题的解决，图谋拯救国家。彼得格勒发生群众骚乱的第3天，即2月26日晚近十时，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就致电沙皇尼古拉二世，请求其尽快建立一个责任政府，以拯救俄国。他说，彼得格勒发生的群众暴动，“正以无法控制和危险的速度扩大”。表面看，暴动是因缺少面包所致，实质是政权危机问题。“当局不能领导国家走出困境，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国家机构已经全部瘫痪，完全无能力重新恢复秩序”。因此，解决国家政权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并且相当紧迫。“人们正在走向初步的、无法控制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为此，他请求沙皇紧急召集一位全国上下能信任的人，委派他组织一个全体人民可以信赖的政府，以恢复全体俄国人民对沙皇的信心。并告诫道，“如果情况没有改善，我们将无法控制局面”。然而，沙皇断然拒绝了罗将柯关于建立责任政府的请求，甚至认为罗将柯在“胡言乱语”，也不屑于回其电。当日，沙皇还下令解散了国家杜马。 值得一提的是，罗将柯提议由沙皇建立责任内阁的“救国”主张，成为了统治集团“救国”的共识，也主导了随后解决政权问题的进程。在这封电报里，罗将柯把推动政权转换、解决政权问题的紧迫性与消弭革命、保留君主制、拯救国家的企图联系起来。他强调现行政权无能无力，丧失了人民的信任，控制不了局势，“骚乱”会进一步扩大蔓延。沙皇只有尽快建立责任内阁，使政权重获人民信任，才能消除革命、拯救俄国。除此，罗将柯还把解决政权问题的紧迫性与继续战争联系起来，他指出，如果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结束无政府状态和政府的混乱，政权问题得不到解决，会造成国家无政府状态，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甚至还会有内战之虞④。 2月27日，沙皇收到三封内容相同的电报，都是请求其解散现行内阁、建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认为这是拯救国家、挽救王朝的唯一办法。当日早晨，罗将柯致电沙皇，“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的职务，并发表宣言，宣布内阁将对国家杜马负责，并委托一个受公众信任的人组织内阁。罗将柯告诫说：‘决定您和祖国命运的时刻已经到了，明天可能就太晚了’”。罗将柯恳求沙皇，现在征召一个“新政府”，召集立法两院还不晚，“任何延迟对王朝都可能是致命的”。当日12点左右，沙皇之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让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转为启奏沙皇，指出摆脱现有局面的唯一出路是紧急解散现任内阁，宣布同意成立一个向国家杜马负责的政府，并授权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公爵或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组织新内阁。当日晚6点，内阁总理戈里岑致电沙皇称，政府无力应付局势，提议自行解散，重新任命享有众望的人士组成责任内阁。他说：“拯救王朝的唯一可能是，只有皇上立即向社会舆论让步，并授命李沃夫公爵或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组织对立法议会负责的新内阁。”⑤ 然而，沙皇的态度仍是拒绝让步、拒绝改革。对于其弟的建议，除让阿列克谢耶夫转致谢意外，沙皇称自己知道应该如何处置，这实质上也拒绝了其弟建议。对于戈里岑的提议，沙皇一方面回电拒绝他们的辞呈，责成他们在目前形势下，内阁不允许做任何变动，应采取最坚决的镇压措施；另一方面宣布，他将亲自从前线大本营赶回首都，还命令从前线派出可靠部队，由侍从将军伊凡诺夫指挥，负责以武力恢复首都秩序。沙皇回电戈里岑说：“我已下令我的参谋长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立即前往首都。同时也下达了有关军队调动的命令。我本人授予你维持秩序所需要的全部权力。关于人员变动事宜，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不予以考虑。”⑥很明显，尼古拉仍是要“捍卫”其权威和君主专制制度。不过，27日晚11点左右，内阁所有成员提出辞呈，“部长们没有等到尼古拉的答复便纷纷逃回家里或躲藏起来”，全都作鸟兽散，政府自行瓦解了。 2月27日，可以说既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转折点，也是罗将柯们解决政权问题的转折点。一方面，随着大规模士兵起义并倒向革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之火蔓延并烧向统治者。另一方面，被皇后亚历山德拉攻击为“两条毒蛇”的杜马和革命派在同一天(27日)、同一个地方(塔夫里达官)，各自建立了具有政权性质的组织机关，即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迅速填补了内阁自行解散后的权力真空。也开始了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合作“建国”的历程，不过，这种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导，并得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响应和支持的⑦。 此时，杜马工作尽管已被停止，但是杜马代表并未就此散去。杜马临时委员会虽然还不敢称自己为政府、甚至临时政府，但还是决定担负起“控制革命运动的担子”。2月28日，杜马临时委员会向全国宣告其正式执掌国家政权：一是决定行使政府职能，指出旧政府的措施已使国家陷于破灭，委员会不得不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责任”；二是构建对人民负责的新政府。“它相信居民和军队将帮助它完成重任，建立一个符合居民要求并能受到居民信任的新政府。”⑧当日上午，罗将柯致电沙皇，解释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缘何要承担起政府职能，“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一切政府机构都不再起作用，大臣们被成批地逮捕，无知的平民主宰着局势，国家杜马委员会为了防止杀害军官和行政官吏，安抚狂热的热情，决定承担政府的职能，委员会的首脑仍然由他——国家杜马主席担任”⑨。 这样，在沙皇政权正统权威还存在的情况下，杜马临时委员会既是政府权力的行使者，又是最高权力机关“准国家”形象的体现者，其权力与权威很快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也获得了最初的国际承认。3月1日，法国和英国的大使正式向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表示，“法国和英国政府决定与俄国人民意志的真正表达者、唯一合法的政府——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建立事务联系⑩。从2月28日到3月2日，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掌握政权后、推动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时期。不过，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寄希望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建立向杜马负责的政府，转为让其退位、由新皇帝来建立责任政府。 不晚于2月26日，罗将柯、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和舒尔金等人就讨论过让沙皇退位的问题，目的是要拯救君主制，消弭革命。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后很快就决定让沙皇尼古拉退位。2月27日夜，杜马临时委员会就成立新政府问题同各界人士举行谈判，关于尼古拉二世问题，决定迫使沙皇传位给王储并由米哈依尔大公摄政，并派委员会成员古契柯夫和舒尔金去大本营见沙皇(11)。 2月28日和3月1日，罗将柯先后数次电告沙皇，若不退位、仅靠建立向杜马负责的政府，已经不足以拯救国家。他说彼得格勒发生了反对皇上的可怕的浪潮，现在只更换内阁，另行组织对杜马负责的新内阁已经远远不够了，已经提出了要皇帝退位的十分肯定的问题，并说这是摆脱目前状况的唯一出路，因为不这样，无政府主义就会笼罩全国，停止对德国的战争就不可避免。电报在谈到彼得格勒时着重指出，只有皇帝退位才有可能防止卫戍部队和海军的军官几乎全部被屠杀，才能防止中央政府机关被摧毁(12)。3月1日夜，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国家政权的具体模式问题，后者在君主制问题上寸步不让，拒绝接受苏维埃提议成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坚持由尼古拉的儿子阿列克谢继承王位，由尼古拉的兄弟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摄政。最终，苏维埃表示愿意让新政府继续努力去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度，但双方也一致认为国家制度的确定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13)。3月2日凌晨4点，古契柯夫和舒尔金衔命，赶赴大本营劝沙皇退位。 可见，杜马临时委员会决定让沙皇退位得到了苏维埃的响应，沙皇也知晓。不过，国务会议、皇室和军队等并不知情，他们此时还寄希望于沙皇建立向杜马负责的内阁。2月28日，国务会议的21名代表仍电报沙皇组建新政府、拯救国家。同日，沙皇的叔叔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及堂兄基里尔·弗拉季米罗维奇等三位大公，起草了一份要求沙皇承诺在战后实行立宪制度的宣言，督促沙皇诏令已经休会的国务会议和杜马复会，同时授权国家杜马主席立即任命“一个全国信任的临时内阁”(14)。 3月1日晚上，北方前线总司令鲁兹斯基将军和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还在努力劝说沙皇同意建立对杜马负责的新内阁。据鲁兹斯基回忆，3月1日晚，沙皇被阻回不去皇村，其专列来到北方前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鲁兹斯基与沙皇会面后，“关于建立责任内阁的讨论和劝说一直持续到深夜”。起初，沙皇“平静、冷淡并带着一种确信的感觉”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反对废除他的专制君主权力的做法，表示难以接受一个“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政权模式。到了晚上10点20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向沙皇发来“一个象征性的炸弹”，请求其签署一份宣言，向全国宣布建立一个举国信任的政府和一个由罗将柯组阁、向杜马负责的政府。他指出，无政府状态正在向全国蔓延，军队正在继续瓦解，必须“安定民心”。“唯一途径”是新建政府，由国家杜马主席负责组阁。他认为罗将柯们能够担当此任，“我们有理由希望以罗将柯为首的杜马国务活动家们现在就能制止全面的崩溃，我们有可能能够一起工作”(15)。到凌晨两点钟，沙皇终于同意签署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这份宣言。 很明显，杜马临时委员会决定让沙皇退位、并付诸实施的情况并没有向军方沟通。这就不难理解，3月2日拂晓时分，当鲁兹斯基将军把沙皇同意建立责任内阁这个“好消息”告诉罗将柯时，罗将柯的回答竟让鲁兹斯基大为吃惊，即沙皇的同意不但为时已晚，而且意义不大，沙皇必须退位，杜马委员会还将成立临时政府。的确，3月2日晚上，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提议，并与彼得格勒苏维埃协商后成立了临时政府。 事实上，沙皇对杜马临时委员会让其退位虽然早已心里“有数”，但并不在乎他们的请求。只是当委员会的决定得到前线所有将军们的一致赞成后，沙皇除了感叹，“我周围到处都是背叛、懦弱和欺骗”，只能接受退位。但是，随后让罗将柯们意料不到的是，沙皇不是依法把王位传给其子，而是以儿子身体不宜继承王位为由，不惜违反“俄罗斯国根本大法”，于3月2日晚11点，下诏把王位让给其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然而，更让罗将柯们没想到的是，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担心自己被革命“革”了性命，便于3月3日晚6点下诏弃位，和平终结了俄国君主制，罗曼诺夫王朝由此悄然灭亡。这也表明，国家杜马推动沙皇组建责任内阁，以保全君主制、消除革命、拯救国家的“努力”失败了。 其实，从2月26日到3月3日，“罗将柯们”推动沙皇建立责任政府的方案，并无多少“革命”意涵，不过是重申其在革命前的主张。他们推动沙皇逊位，目的是挽救君主制，拯救沙俄帝国。他们本想充当革命的“避雷针”，无意中却成了推翻君主制的推手，反而成就了革命，使二月革命更具民主主义革命的色彩。事实上，假如尼古拉二世在革命之初不顽固抗拒改革，不在解决政权问题上浪费时日；假如国家杜马不去推动尼古拉退位、另立“新主”来建立责任政府，那么，革命后俄国确立立宪政体、或是有限君主制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若此，国家杜马消弭革命、保留君主制的努力也就可能成功，其意图也可能实现。然而，历史是由不得“假设”，俄国终究走出了帝制，迈出了走向共和之路的步伐。 对于临时政府权力和权威的来源，米·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其退位诏书中的一段话已经揭示，他说，“我恳请上帝的恩准，请求俄罗斯帝国所有的公民服从在国家杜马的提议下产生的、拥有全部权力的临时政府，直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通过召开立宪会议举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投票来表明人民所选择的政府方式”(16)。这表明，临时政府系杜马临时委员会提议产生，并通过沙皇逊位，承袭了统治全权，成为了革命后国家角色的承担者，但其权力和权威是过渡的、临时的，直到立宪会议召开。临时政府自己也声称只对立宪会议负责，并宣誓要把俄国引到立宪会议的召开，然后向它交出自己的权力(17)。当然，临时政府的成立，杜马临时委员会事前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进行了协商、并征得其同意。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之前是临时的、过渡的，但其正当性、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由于临时政府统治权的建构不是以弑君的方式消灭专制王权，而是通过沙皇下诏退位，以和平的方式继承了沙皇所握有的全部权力，这不仅使国家权力实现了平稳转移，还保全了国家法统的同一性、连续性，避免了国家四分五裂的命运，也造就了托洛茨基所称谓的“革命暂时的全民族一致的假象”，临时政府因之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收获了极大的合法性。3月初，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建议苏维埃呼吁居民组织放弃越轨行为，支持临时政府。随后，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还通过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列宁4月初回国后也承认，“临时政府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目前俄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国家”(18)。 当时，俄国上下为推翻沙皇独裁统治而欢欣鼓舞，把“自由民主的俄国”视为重要的革命成果和发展方向。克伦斯基说，二月革命标志着俄国由“漫长的、痛苦的、纯粹的绝对专权的结束，而转向完全的、绝对的民主。……人民自己拥有了权力、成为了俄国的主人”(19)。高尔基致信临时政府，热情洋溢地祝贺人民对反动统治者取得了胜利，并且号召“俄国所有的儿子都来建设新的俄国国家大厦”。普列汉诺夫更是自豪地把俄国革命赞为“全欧洲的革命者都上过的一所学校，说全欧洲还不够，这是全世界的革命者都上过的一所学校”，称俄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播的种，“一百多年以后，在欧洲的另一端发了芽”(20)。 各派政党几乎都希望以英法立宪的经验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希望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确立国家的政体形式。临时政府的领袖们还把自己比作法国革命者，比作1789年的英雄们，认为二月革命是在俄国土壤上重演法国大革命，要学习借鉴其政策先例、制度范式。这些“俄国大革命”的领袖们自信能够解决1917年所面临的问题，认为只需移植西方的立宪经验和政策就可(21)。立宪民主党改称“人民自由”党，声言俄国应当成为民主制的和议会制的共和国。3月初，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讨论国家政权问题时就提出，要推动还在犹豫的资产阶级接过政权，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包括用共和国取代君主制，保障公民权利，选举立宪会议，等等。社会革命党认为临时政府作为过渡性机构是“历史赋予我们继续革命和巩固基本自由和民主类型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告全体俄国公民书》也要求临时革命政府负责建立共和国，制定实施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法令等。 因此，二月革命结束后，临时政府本应现成地运用国家的同一性、连续性，并借助其自身极大的合法性，履行其成立初所承诺的“立即筹备召开立宪会议”，尽快“确定国家的政体形式和宪法”，完成革命后国家政权的建构任务。对此，纳波柯夫(时为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回忆说，“政变后的初期，临时政府和总理李沃夫本人的威信是非常高的。本来首先应该利用这种状况来巩固和加强政权，整个俄国对他曾经寄托过极大的期望，然而他却辜负了这种期望”(22)。换言之，临时政府并没有把召开立宪会议、建构民主共和国提上议事日程，只是不断变换会议日期。3月3日，其宣称要立即筹备召开立宪会议，到6月14日才宣布9月17日为召开立宪会议的具体日期。8月9日，又把立宪会议日期改为11月12日。 从2月到10月，临时政府虽然更换多届，但是除了不断延迟会议的日期之外，其他作为乏善可陈。最终，立宪会议没有开成。临时政府缘何迟迟不开立宪会议？这其中，既有执政者思想认识上“不想为、不愿为”的原由，也有其素质能力上“不能为、不敢为”的问题。从思想认识上说，立宪民主党等自由派担心过早召开立宪会议会让社会主义者成功夺权。 从素质能力上说，无论是革命民主派还是自由派，其理论准备和实践经历也不足以支撑他们完成制宪立国这样的建国大业。俄罗斯有的学者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政权体制的平衡，本应在1917年7月以前召开立宪会议或确定由苏维埃“协商”代表大会取代立宪会议。 事实上，立宪会议迟迟不开还与临时政府把其合法性基础置于“继续战争、不断进攻”之上密切相关，它把继续战争视为是加强政权、拯救国家的法宝。临时政府对于战争宗旨的宣言就指出，要通过继续战争去“建立统一的人民意志”、“拯救危险中的国家”、“巩固得到的自由”。“他们希望通过革命的民族主义诉求，使革命形势获得转机并赢得战争，从而既可以确保同西方的结盟，又能在国内稳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23)加上临时政府合法地执掌了全部权力，又是国家角色的承担者，因此，除了继续战争、不断进攻这个目标非常明确之外，临时政府对于召开立宪会议、完成革命建国任务也就愈加不紧迫。 然而，立宪会议迟迟不开，临时政府始终就是“过渡性、临时性”的政权组织，其权力与权威也受到限制。临时政府成立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对于立宪会议的法律地位明确了三项原则，即立宪会议将代表全民的意志、在立宪会议之前“不预先解决所有迫切问题”、立宪会议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这三项原则意味着临时政府作为一个过渡的政权组织，存在于未来立宪会议决定政府和宪法形式之前。它虽然被授权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管理国家，但无权解决当时俄国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也不能建立任何常设的管理制度，因为所有重大而又迫切的问题都必须由立宪会议来做出决定(24)。就此而言，临时政府的权力与权威甚至还不如沙皇，恰如托洛茨基所概括的那样，“旧政权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而新政权处于大家的软禁状态”。 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无所作为”又决定了其最终的“无地位”。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必须处理是否继续战争，是否要单独与德国签约媾和；二是国内民主改革是应该开始还是拖延下去。然而，临时政府选择了继续战争、拒不改革。它犹如一头“犟牛”，自始至终不去解决包括除政权组织问题之外、诸如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之初便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推至遥遥无期的立宪会议。“临时政府的领袖们总是把自己视为暂时的掌权者，直到立宪会议召开。认为只有等到那时，通过制定宪法，选举了真正的合法政府，才有可能解决上述这些关键问题或难题。”(25)然而，正是临时政府在推进民主改革上的不作为，以及继续让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乱作为，削弱了临时政府合法性基础，使其无力无权，毫无威信。 从3月到10月，临时政府施政尽管受到苏维埃的掣肘，但是，革命民主派并非要问鼎权力，更不是要执掌权力，他们只是一味地、毫无原则地与临时政府进行联合、妥协，最终都是互推责任、互使对方瘫痪。切尔诺夫指出，俄国革命的悲剧在于国家政权掌舵的人和政党惧怕承担责任，患了权力恐惧症，“以往的大多数革命都是进行残酷的夺权斗争的舞台，而我们俄国革命有时却退化成躲避政权、把政权推给别人的斗争。联合执政的各政党都想把权力负担转嫁给别人”(26)。因此，二月革命后，俄国表面上进入了两个政权共同治理、共同负责的时期，但实质上是进入了两个政权互不管理、互不负责的境地。德·阿宁说：“‘两个政权’时期，国家似乎是由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同时进行管理的，实际上政府只拥有很小的一部分主权，而苏维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时候，倒没有贪图权力，按照苏维埃的妥协派领导人的意见，它只应该是一个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机关。然而，临时政府未经苏维埃的同意，就什么重要的事情也办不成，结果，这两个机构都互使对方陷入瘫痪状态。”(27) 由于“国家”存在的要件之一是其拥有一个能够集中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央政府。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只要存在国家，每个国家就会有自己的中央，每个公民只是因为有集权才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就此而言，二月革命后俄国进入了“无国家时期”，因为并存的两个政权没有建构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权力中心。我国学者姚海指出，二月革命后俄国政治局面中的双重政权现象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与其说是出现了双重政权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还不如说是在空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下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因为实质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多了，而是政权的权威不够，或者说是没有强有力的政权(28)。 从国家权力的结构层面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看，中央统合不了地方，国家一体化进程远未实现。两个政权并存本身就表明整个国家还没有确立一个比较稳定的中央权力结构，政权危机频仍不断即是明证。捷列申科(时任外交部长)曾统计，在临时政府存在的197天时间里，有56天处于危机状态。由于中央自身不稳定，自然也就无法整合地方，地方与中央脱节的进程加快、加深。一方面，中央权力全部遭到瓦解。地方的城镇区域宣布它们自己“独立”于首都；乡村也宣告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民族和种族组织控制其领地并宣告自己是“独立国家”。另一方面，社会革命行动也被证明是对权力的“非中央化”。通过民主选举建立的一些委员会，如市政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公共组织委员会、村社委员会和苏维埃等，声称他们拥有“独立自主”权，坚决捍卫其所在地区和团体的利益。这些委员会完全不顾国家的整体性，自己制定并通过法律来保障地方社会关系的重建(29)。 由于中央集权难以实现，国家权力被分割、截留，地方便出现了权力中心多元、多重权力并存的局面。在人民自由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就指出，“我们都说，最终必然恢复单一权力。可是，我们这里(彼得格勒)却是双重权力，其它地方有时竟是十重权力”。萨拉托夫省特别委员谢苗洛夫也指出，在整个俄国都不只是双重权力问题，而是多重权力，同时也可以说没有真正合法的权力。到了8月，一大批州、省、市同中央断绝了行政联系，使俄国变成了许多独立存在的自治的地区，它们同中央的联系几乎完全在于……对国家纸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在这些“新出现的地区”，由革命激发的政治热情淡薄下去了，而越来越多混乱、残酷和无政府主义形式的社会斗争则大大加强(30)。 再从国家机器层面看，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体现者的政府机关、警察、军队等都处于无组织或是崩溃状态。国家机器是国家权力的容器，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物质表现形式。马克斯·韦伯指出，国家的本质在于其对暴力使用的合法垄断，“国家被视为应用暴力‘权利’的唯一源泉”(31)。因此，二月革命后国家机器的全面瓦解、瘫痪，这既表明了临时政府没有实现对强力使用的合法性垄断，又表明其缺乏统治能力，难以承担国家的角色，更是革命后无国家、无政府的最好体现。 一是警察系统无组织、全面解体。据纳波柯夫回忆，革命后“在全俄国掀起了反警察宪兵运动，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无政府状态便逐渐发展起来”。致使整个控制系统和全部警察处于完全无组织状态，这在俄国分崩离析的整个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临时政府对此却毫不作为，“不仅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这种不断加快的瓦解过程，而且连作这种尝试的想法都没有”(32)。随着无政府状态不断恶化，却没有可依靠的警力来整治。“全面的无政府状态在逼近，新政权没有某种警察形式的实力，而警察却是世界上从英国和法国开始的所有文明国家都认为是必要的……新政权只局限于演说家劝说人民克制和不使用暴力，但是靠这种办法是长久不了”(33)，只会加剧暴力和无政府状态。“在彼得格勒，犯罪事件不断增加，酗酒、放纵的局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日见恶化。当局依然无所事事或者只是提出要求，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所有的命令指示都无人执行，无政府主义已经出现。”(34) 二是行政管理体系的瘫痪、瓦解。斯考切波指出，二月革命之后，封建王朝的大部分机构包括警察部门在内，都彻底瓦解了，试图通过自治局和杜马来重建行政机构的努力，因为分散化的地方和区域性团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而面临着巨大的困难(35)。由于行政管理体系已瘫痪，只好寄托于“政治家技能”来治理。克伦斯基回忆最初的一次内阁会议上，部长们或多或少都会谈论同一件事，“地方行政管理已经崩溃，权力现在已经属于各种各样的公共委员会”。部长们坐在一起很长时间讨论，想知道怎么办？李沃夫总理告诉大家，“行政管理消失了，……我们要对目前在位的政治家们充满信心、必须对人民对俄国的忠诚充满信心”(36)。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革命”打碎、瓦解了旧的行政管理机关，但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却缺乏权威、效能低下，职员们不想干事，只想加薪水。如邮电部总监亚尼艾列尔将军抱怨说，“他们新的邮电部一片混乱，策列铁里不干事情，都要任命第四任部长助理，下级职员不再听话，大家都不好好工作，把每天送5次信改成送2次，未分拣的信件堆积如山。还一致要求提薪，年度预算增加了6500万卢布，还是不够，提出了种种不可思议的要求”(37)。 三是军队的彻底瓦解。对于军队为何遭到瓦解，今天的学者们基本上都强调苏维埃先后颁布的“一号令”以及《士兵权利宣言》，在极大地推动军队民主化、保护士兵民主权利的同时，对于军队首长权威则是打击有余，也成为了彻底瓦解军队纪律的利器，“士兵和军官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士兵成为军队的主人，士兵委员会实际掌握了军队，这不但使前线部队处于混乱和瓦解，后方部队同样处于涣散之中”(38)。此外，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仍然坚持继续战争的政策，更加快了早在革命前纪律就已严重动摇的军队瓦解，因为谁也不愿继续打下去——无论是军队还是人民。尤其是6月18日，临时政府贸然发动军事进攻而遭到惨败，直接把军队带向了彻底瓦解之路。事实上，无论是苏维埃颁布的“一号令”，还是其颁布的士兵权利宣言书，都表明临时政府没有掌握军队，军队不但没有成为国家职能、国家权力行使的重要保障，反而因其自身的瓦解与对外战争的溃败，加剧了国家无政府状态。德·阿宁说：“一个既没有警察也不能依靠军队的政府及其部长能有什么作为呢。”(39)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时，临时政府已经没有可以调用的强制资源来进行抵抗。 阿伦特(Hanna Arent)指出，历次革命最伟大的事件都是立国之举。二月革命打碎了沙皇旧制度、扫除了专制旧权威，但是“立国之举”被推至遥遥无期的立宪会议，迟迟未决，革命后并存的两个政权实质又是“无政权”，且政权危机不断，这使得革命在释放政治自由、激发社会参与“大爆炸”的同时，最终铸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恶涛骇浪，把俄国推入了一种无国家的“自然状态”、从未有过的大混乱，“无论是在戈斯托梅斯尔时期或拔都入侵之后，还是在17世纪的混乱时代，俄罗斯从来没有经历过20世纪的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完全的混乱，是俄人在1055年内用艰苦劳动建立起来的、整个国家的崩溃和无政府状态”(40)。 从1917年春天开始，俄国社会普遍流行着“现在自由了，想干啥那就干啥”，到处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行为，社会崩溃，国家秩序荡然无存。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指出，到1917年底，俄国正在经受着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不曾经受过的全面崩溃。俄国军队丢弃了前线、跑回俄国，武装的农民像一股狂潮涌向家园，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起义，在烧毁庄园的同时常常对地主进行残酷惩罚，这是人类本性中最阴暗的力量因绝望而爆发。在这样一个深厚的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软弱的临时政府却不能有效地给予抵制(41)。 一般说来，人民可以长期过着有政府、而没有自由的日子，但人民不能长久地忍受仅有自由、而没有政府的日子。亨廷顿说：“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42)毫无例外地是，从1917年夏天，俄国人民对于革命后无政府状态和缺乏坚强政权的不满情绪开始持续增长。据库罗帕特金日记记载，他于6月、8月在舒里满、霍尔姆等地看到，“居民情绪激动，除个别人外，都不赞成骚乱，认为‘过去更好’的说法越来越多”。有的农民向其抱怨，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权和士兵们的胡作非为，农村出现了混乱和专横的现象，“新的压制比旧的更坏”。由此，他们对于加强纪律、重建秩序的愿望非常迫切，“没有牧人，羊不成群，要尽快有一个牧人”。甚至有农民不惜让德国人来治理，“毕竟他们一来就会秩序井然”。出于对政府软弱无能的担心与无奈，整个社会弥漫着沮丧情绪，连国家杜马原主席罗将柯也公然说，“如果德军重建彼得格勒的法律和秩序，他一定表示欢迎”(43)。 对此，斯考切波指出，从1917年夏天开始，俄国革命的真正困境并不在于应该由谁来领导，革命的问题在于是否有人能够担当领导，是否能够根本重建全国秩序(44)。俄罗斯的研究者也指出，对于那些还未摆脱家长制政权观的群众的行为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权崩溃这一事实，而不是由谁来接管政权”(45)。事实上，一个无政府主义和崩溃瓦解的社会，总是催生着对国家政权、对秩序有效建构的需求和渴望，总是吁求国家权力、秩序和纪律的强而有力，“如果对无国家状态这种描述十分糟糕，那么国家就会显得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就像在牙痛时去找牙医一样”。因为相对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对其辖区内的暴力使用必须拥有垄断权，能够保护该辖区内所有人的权利，这也是需要国家的两个最为基本的理由(46)。 从本质上说，二月革命后无政府主义泛滥是临时政府软弱无能、国家权力遭到极度削弱、权力和权威出现真空的客观反映。历史经验表明，对国家权力的过度破坏很容易为国家权力的极度膨胀提供“温床”。当存在权力真空时，政治共同体往往会退到统治权更强硬的时代，因为大多数人此时都会渴望出现某个强行推行秩序的铁腕人物(47)。因此，革命后无政府状态下构建政治秩序往往都会出现一段专制独裁的“强硬政权期”。阿伦特指出，这是一切革命政府都会碰到的“绝对性”问题，即革命推翻了君主绝对专制之后建立的仍然是专制统治(48)。如英国革命后有过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法国革命后有过雅各宾的恐怖专政。 虽然不能说俄国二月革命一定要遭此“宿命”，但社会舆论还是普遍认为要消除革命后无政府状态，非经个人专制、军事独裁专政不可。有的俄罗斯学者指出，“在世界范围内——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拉丁美洲，不管在什么地方——摆脱这种状况只能通过建立专权的道路(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很少有人对此有好感，这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但这是事实”(49)。的确，随着政权危机频发，无政府状态加剧，二月革命后社会舆论越来越支持建立铁腕政权，甚至把坚强政权与专政独裁划上了等号。“人人都在叫喊要有‘坚强的政权’。说出路在于专政，在于铁的纪律，在于迫使‘左’、‘右’两方面的一切不服从的人默默服从。”(50) 不但社会舆论主张建立坚强政权，一些社会团体、企业家还寻求与将军们结盟，认为坚强政权除了军事力量外，就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依靠了。如技术型知识分子的联合组织、“比沙拉比亚铁路协会”、“共和国中心”等主张实行“强硬制度”，以恢复秩序，并与军事联盟、哥萨克部队联盟委员会、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联盟、被俘逃脱者联盟、残疾军人联盟、军人义务联盟等军事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共和国中心的军事部里，人们还很快意识到临时政府不能巩固政权，治国无能，因此，必须抛弃它，实行军事专政，“如果说沙皇制度在许多方面只是不妥当的话，那么临时政府的制度正变得不堪容忍……应该结束它”(51)。 面对无政府主义泛滥猖獗，各主要政党也认为两个政权并存对俄国来说就是没有政权，并希望建立坚强政权，消除无政府状态，重建国家秩序。克伦斯基说：“两个政权并存这种状况标志着国家出现了严重分裂，孕育着潜在的或公开的国内战争。谁也不愿意让两个政权的状况继续下去；相反，大家都在盼望出现巩固的、统一的‘铁腕’政权。”(52)切尔诺夫指出，“深受没有政权之苦的国家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将一手勇敢、坚定并有权威地整顿秩序；而另一手更勇敢、更坚定、更有权威地进行社会改革”。当然，对于何为“坚强政权”，主要政治力量已经有了明显的政治分野。如立宪民主党是赞成建立军事独裁。米留可夫说：“不能采取骑墙态度……能把俄国从无政府状态下解决出来的只有军事独裁。”(53)而列宁则强调：“一个十分坚强的政权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只是希望这个政权完全掌握在大多数工兵代表手中。”(54)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主张政权归苏维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随后发生的七月事件对于国家政权问题的解决是一个转折点，它直接把构建坚强政权提上了议事日程。7月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所有政权归苏维埃”，但遭到临时政府镇压，伤亡200多人，这一事件被托洛茨基称为“半个起义”。虽然列宁主义者并没有准备夺取政权，所发生的是一个革命化了的军队的自发行动，但是对立方称这个事件是国家政变的尝试(55)。同时，7月事件也帮助社会根据切身体会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好恶，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问题提到实际日程上来(56)。 通常，革命之后的国家政权都是由推翻旧政权的力量所建构。经由七月事件，布尔什维克党遭到沉痛失败，报纸被查封，列宁等革命领袖被通缉，革命力量大受挫折，因此，民主派和自由派开始主导所谓“坚强政权”的建设。他们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革命的“主要威胁”，并斥之为“反革命、反人民”，并加大了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镇压、逮捕。同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民主派主导的苏维埃，授权并支持克伦斯基把临时政府打造成拥有无限权力的“革命政府”，甚至不惜让其走向个人专制独裁，以“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反革命、拯救国家”。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唐恩说：“我们不仅准备支持临时政府，我们不仅授予它充分的全权，我们还要求政府使用这个权力。”(57) 7月8日，克伦斯基被任命为总理，当天临时政府宣称其施政的基本任务是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反革命，并承诺如期召开立宪会议，起草包括土地改革方案、劳动、社会保险等法律。7月9日，工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联席会议宣布临时政府为“拯救革命的政府”，承认其拥有无限的权力，以同任何形式的“反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展开坚决斗争。7月12日，临时政府下令在前线恢复实施死刑和建立军事法庭的重要措施。随后，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还颁布了两项旨在镇压对当局的任何反抗的严酷命令，要求每一个公民对当局绝对服从，稍有反抗就要被逮捕。 革命民主派虽然自己并不想掌权专政，却促进了克伦斯基走向个人独裁专政。7月21日晚，苏维埃召集了除左翼激进派之外主要政党代表的紧急会议，让克伦斯基集中权力更有保障：一是会议认为只有克伦斯基“有能力而且有权力挽救国家”；二是会议明确克伦斯基可以全权组阁，“不受某些政治组织和政党的奢望、冀求和压力的影响，完全独立自主地遴选部长”(58)。7月24日，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成立，克伦斯基担任总理、总司令，权力更集中，行动更趋向独立于苏维埃。邓尼金回忆道，“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苏维埃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相互关系在外表上也发生了变化，内阁总理不是躲避、就是蔑视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既不出席它们的会议，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向它们报告工作”(59)。克伦斯基本人也愈来愈经常地宣称，他做事“既不考虑党的学说，也不考虑党的利益”(60)。 正是由于克伦斯基建立“坚强政权”的努力，契合了当时俄国支持强有力政权、消除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心理，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前还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七月以后，大多数居民仍然拥护临时政府，并未跟着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走，直到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前，各阶级和社会集团中明显的大多数都支持克伦斯基和他的政府，把他当成全国的领袖和国家统一的象征。”(61)阿列克谢耶夫还满怀期待地致信克伦斯基说，“上帝给您很多，您的手中已经集中了巨大的权力和能力，足以治愈祖国早就罹患并备受折磨的各种恶疾”，希望其能够“铁腕”治国，恢复秩序，千万不要辜负人民的这种期待(62)。 然而，民主派和克伦斯基实际上是坚持阶级调和，希望有着利益冲突的各个阶级能够“和衷共济”、联合治国，继续维持“两个政权”并存。托洛茨基指出，“克伦斯基的如意算盘是要超越于瘫痪的民主派和资产阶级之上，在双方的赞同下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权。这种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命运主宰者的思想不是别的，正是波拿巴主义”(63)。但是，这种波拿巴主义的做法，既不能让资产阶级感到满意，更引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怒，最终，不但招来了科尔尼洛夫叛乱，还引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列宁在4月初就指出，两个政权并存“‘这种交织’是不能长久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化为乌有”(64)。七月事件之后，自由派和民主派尽管有了布尔什维克这个共同的敌人，也都赞成把临时政府建成一个强有力政权，但是，他们在以谁为中心、怎样建立坚强政权以及如何处理与苏维埃关系等问题上存有分歧，实际上是他们在建立单一政权，还是建立联合政权上的差别。前文提到，革命民主派并不想独自掌权，希望支持克伦斯基建立坚强政权，坚持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执政，实质仍是维护“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齐赫泽在国务会议上讲得非常明白，“它并不渴望取得政权，也不希望由自己实行垄断，它已做好准备支持任何有能力保卫国家和革命利益的政权，但是不能取消苏维埃，因为只有苏维埃才能使国家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65)。 自由派主张以科尔尼洛夫将军为首建立军事独裁，不受苏维埃牵绊的单一政权。“此前，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一直希望借助温和派社会党人去驯服革命，但此时，他们到处寻一个能驯服或击溃温和社会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独裁者。”(66)7月15日，立宪民主党给克伦斯基的政策声明中就明确要求临时政府独立于苏维埃，结束权力多元化。随后，立宪民主党九大及相关会议明确要实行军事独裁。在他们看来，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没有独立于苏维埃，仍然软弱无力，分裂加剧，国家混乱。“独裁和流血屠杀不可避免”，要把政权交给那些“不怕成为暴君的人”，只有军队将领“现在还能够应付这种混乱的局面”，“我们不得不向将来独裁者献出比克伦斯基还多的东西，别无选择——只能流血”(67)。 8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的国务会议上，民主派主张联合执政、自由派主张军事独裁已经是泾渭分明。克伦斯基在会上强调，“国家的治理应该建立在联合的原则之上”，竭力宣称要超越党派，弥合阶级、政党间的分歧。同时，希望树立其个人权威，让举国统服。结果，他个人权威没有树成，与会者倒是见证了其无能，而让科尔尼洛夫抢占了风头，形成了以科尔尼洛夫为首建立军事独裁的新阵营。根据米留可夫的判断，莫斯科国务会议恶化了临时政府的处境，暴露出国家已经划分为两个阵营，它们之间实际上不可能达到和解和妥协了。同时，国务会议强化了资产阶级的自我感觉，使他们的急不可耐的情绪更加强烈了(68)。 在科尔尼洛夫看来，克伦斯基与苏维埃没有拗断关系，对“敌人”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坚决镇压，临时政府在“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多数的压力下，正完全按照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行动。它从内部摧毁军队，动摇国家的基础”。为此，科尔尼洛夫以“拯救垂死的祖国”为名，于8月26日通告全国，“要求临时政府把全部民事和军事权力交给他”(69)。 若从国家建构需要统一国家权力上说，科尔尼洛夫图谋军事独裁、建立单一政权对于软弱的克伦斯基政权也许是必需的手术。时为英国驻俄国军事使团团长诺克斯将军说：“我对克伦斯基政府不感兴趣，它太软弱了。军事独裁是必要的，哥萨克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的人民需要鞭子！独裁——这正好是必需的。”(70)美国研究者乔·C.莫舍也指出，很明显，科尔尼洛夫是为寻求建立强有力政权而发动政变，他虽然挑战了双重政权并存的既定权威，但其目的不是要重回君主制，而是要加强临时政府，更不是要推翻它(71)。当时，不少上层人士希望科尔尼洛夫成功。末代公主帕芙洛娃就说：“科尔尼洛夫将军在察觉克伦斯基集团在口头上的踌躇和对布尔什维克持续的让步，只可能导致俄国的毁灭后，决定要求军队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他的政变并不志在维护君主政体，但我们都希望和期待他的胜利，因为我觉得它或许会把俄国从绝对的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并且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大的个人安全。”(72) 然而，科尔尼洛夫不单是要结束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更是要反对苏维埃，这无异于挑明了是要同所有左翼力量进行斗争。正如邓尼金所说：“科尔尼洛夫将军显然企图让军事领袖重掌军权，在全国范围实行军事法庭的镇压，并把镇压的矛头在很大程度上指向苏维埃，特别是指向苏维埃的左翼。因此，苏维埃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已经不是什么深刻的政治分歧问题，而是为自身的存在而进行的斗争。”(73)这样，当面临右翼力量这个共同敌人，革命民主派又联合布尔什维克结成左翼力量联盟，很快平定了科尔尼洛夫政变。 前文已述，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君主专制，开创了俄国迈向平民政治、民主共和的时代。但革命后立宪会议又迟迟不开，这不仅使临时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一直处于过渡、不稳状态，还让国家政权问题的解决始终处在革命与战争进程之中：它既面临人民群众对继续参与胜利无望之战争的厌弃，更有他们对解决土地问题的期盼，还面临革命与战争造成的经济崩溃、普遍饥荒的问题。人民群众对于“和平、土地、面包”的需求非常迫切，“参加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十多年来在政治上沉睡不醒……在政治上萎靡不振的千百万群众，现在已经觉醒过来并从事政治活动。”(74)因此，解决政权问题不能无视人民群众需求，国家建构必须人民同意，并对人民负责。 科尔尼洛夫图谋军事独裁实质是把权力和权威置于同一个来源，即独裁专政之上。他既不是要建立新政体新权威，更没有回应人民群众对于停战媾和、土地改革等迫切要求，仍把这些问题推至立宪会议去解决。托洛茨基指出，“士兵中间和农村里谁也不相信将军的文告，他们想得到政权，至于土地和结束战争的事情他一个字也没有提。科尔尼洛夫给人民带来的是战争，要他们去保卫将军们的特权和地主土地所有制”(75)。因此，科尔尼洛夫失败实属必然。这也表明，解决政权问题若与人民需要完全隔离、继续走独裁专政之路行不通。 不同于科尔尼洛夫的军事独裁，对于解决国家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主张推动所有政权归苏维埃，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立即实施革命民主的措施，把土地给农民，给人民以和平。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特点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把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革命推翻了君主制，俄国应当成为民主共和国，应该建立另一种新的更民主的国家类型，即农民—无产阶级共和国，也是巴黎公社式国家。在那里，“唯一的政权属于工兵代表苏维埃”，那里没有警察、常备军，一切官吏“由下而上全由选举产生，并根据人民的要求随时可以撤换”(76)。列宁强调，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不把政权全部交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背叛民主，就是对民主和民主主义的挑战，而这正是二月革命以来“历次政治危机”和“政府系统不稳定”的根源(77)。列宁还指出，在苏维埃独掌了政权的基础上，执政阶级和执政党的更迭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如果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对人民来说是最轻松、最有利、痛苦最少(78)。 可见，政权归苏维埃是一条民主地、和平地解决政权问题之路，其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政权向苏维埃负责的民主共和国，其实质是苏维埃宪政主义，要让政权由人民产生、并对人民负责。同时，政权归苏维埃也意涵着人民群众对国家转型，即对新政府形式的期盼，更意涵着他们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期盼。随着国家政权问题迟迟不决、政治危机不断发生，政权归苏维埃对于解决国家政权问题路径和目标的政治示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深入人心，并在4月政治危机中，首次得到了游行示威群众的公开响应。到6月政治危机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完全变成了游行示威群众反对临时政府的主要诉求。在7月事件中，不少示威游行群众涌入苏维埃驻地，要求民主派他们掌握全权，以建立向苏维埃负责的政府。 事实上，自四月政治危机之后，和平解决政权问题的机会始终存在。随着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辞职，资产阶级失去了他们独自执掌政府的最后机会。米留可夫承认，“资产阶级政府向社会主义党人投降了”(79)。从5月到10月，临时政府一直是由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主导，他们是事实上的执政党，完全能够推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是，他们情愿相信资产阶级而不相信群众。坚持不懈地与立宪民主党人结盟，一直拒绝放弃联合执政。列宁指出，“苏维埃本来可以(而且应当)把政权拿到手，不会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支持摇摇欲坠的资本家政府”(80)。 经由7月事件，布尔什维克暂时放弃了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但是在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的威信和影响大为增长，政权归苏维埃、和平解决政权问题有了现实可能性。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壮大引人注目，到10月份，党员数从1917年年初的不足3万人增至20万人。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汹涌澎湃更是令人惊讶。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以来第一次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关于使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9月5日，莫斯科苏维埃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两个首都以民主派为首的苏维埃主席团还先后辞职，让位给了布尔什维克。继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之后，基辅、哈尔科夫、喀山等10个地区的苏维埃以及乌拉尔和顿巴斯许多城市的苏维埃也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81)。列宁由此断定苏维埃的作用再次发生了变化：7月初，苏维埃是跟无产阶级做斗争的机关，而到8月底，它们成了跟资产阶级做斗争的机关。苏维埃重新获得了自己对军队的指挥权，历史再次显露了些许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82)。 9月1日，列宁写了《论妥协》一文，指出必须利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所出现的革命和平发展的这一可能性。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政敌、居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建议妥协，并且是自愿妥协，“回到7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的就是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立刻要求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但条件是立宪会议的日期不再推迟，要有鼓动的完全自由，要有改选苏维埃的完全自由，“自然就能保证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和平地解决苏维埃内部的党派斗争”(83)。 对于列宁的“自愿妥协”及其建议，研究者都指出了最终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拒绝这个事实，至于他们缘何拒绝，或是提及甚少，或是语焉不详。事实上，这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此时解决政权问题的思路有关。经由科尔尼洛夫事件，民主派既看到联合政府趋于瓦解、不得人心，又看到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长势惊人，政权归苏维埃可能变为政权归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因此，他们效法议会民主制，决定召开民主会议，选举产生全俄民主理事会(预备议会)，组建向预备议会负责的政府。这样，既可取代联合政府，又可让政权归苏维埃落空。托洛茨基指出，“策列铁里的把戏旨在使布尔什维克为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陷于瘫痪，并企图人为地把各种组织结合起来勒死苏维埃。还有一个并非最高的任务——制止贪得无厌的克伦斯基”(84)。唐恩也说，“我们认为必须成立清一色的民主派政府来取代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因为联合政府已经明显开始瓦解”，“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政权，这个政权依靠的不仅是集中在苏维埃里的革命民主派，而且还有那些在合作社和地主自治机关内有牢固基础的分子”(85)。 其实，列宁建议妥协虽然遭到拒绝，但他并没有立即提出要武装起义。从9月上旬列宁写的《革命的任务》、《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等文可以看出，一方面，列宁对于政权归苏维埃、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还是抱有希望，告诫民主派不要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认为这也是革命史上极为罕见的机会。权力归苏维埃可以保证革命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斗争，保证通过实践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86)。列宁指出，政权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开不管，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应当立即建立稳固的不动摇的政权，只有苏维埃才能成为真正依靠大多数人民的稳固的政权(87)。 另一方面，列宁对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能否促进革命和平发展又有担心，“这一点现在还无法知道”。不过，列宁也鲜明地指出，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旧同资产阶级妥协，不管是怎样的妥协，那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公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他告诫道，“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但是如果苏维埃抓住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那么无产阶级一定会全力支持苏维埃”(88)。这表明，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再容忍民主派的照旧妥协，也不能再容忍民主派的动摇不定。因为无论是从消除无政府状态、重建国家秩序的实际需要，还是从国家构成必须具备统一完整的国家权力这一基本要素上说，必须建立“单一政权”，必须统一国家权力，继续照旧妥协、维持两个政权并存的现状是不可能的。列宁一针见血地说：“要么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要么是发生科尔尼洛夫叛乱，中间道路是没有的。”(89)也可以说，要么是走苏维埃民主化道路，要么是继续走军事独裁之路，联合、妥协是不可能的。 9月8日，民主会议还未召开，列宁就洞见到会议的本质和结果，即民主派仍然是在玩弄波拿巴主义的手法，仍然是要与资产阶级继续联合、妥协。而这正是“9月12日的结果”(90)，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继续动摇不定，“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不推翻克伦斯基，而用稍微不同的形式(例如用‘无党派’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来代替立宪民主党人)恢复过去同资产阶级的腐败的妥协，不用苏维埃机关来代替国家政权机关，不提出缔结和约，不同帝国主义决裂，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列宁指出，若这样的结果成为现实，“工人起义、夺取政权”的国内战争就具有“历史必然性了”(91)。正是基于这样的洞见，列宁于9月12日致信中央，提出布尔什维克必须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否则，“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尽管布尔什维克此时已经决定派代表参加民主会议)。 9月14-22日，民主会议在彼得格勒召开。其实，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与革命之初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解决政权问题的思路上是一样的，都希望产生一个自己能够主导的“责任内阁”，这样既可克服无政府状态，又可消弭革命危机。果不其然，列宁的“洞见”变成了现实。出乎民主派意料的是，民主会议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会议主席团选出了一个全俄民主理事会(预备议会)，但并没有能够产生出一个向预备议会负责的政府。最后，民主派不得不重走妥协、联合的老路，于9月25日，建立了以克伦斯基为总理、包括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代表在内的第三届联合政府，但政府并不对预备议会负责，预备议会只是政府的咨询机构，自然也控制不了克伦斯基及其政府，还加快了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的步伐。 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克伦斯基加快撇开民主派、走向个人独裁专政的步伐。9月1日，克伦斯基与其他4个“政治上名声不好、但绝不会限制他个人独裁”的人共同组成督政府，以集体执政掩盖个人独裁，独掌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托洛茨基指出，“科尔尼洛夫想把最高司令的权力与政府首脑的权力合在一起，克伦斯基做到了这一点。科尔尼洛夫打算用5人执政内阁掩盖个人独裁，克伦斯基完成了这一任务”(92)。民主会议后，克伦斯基还扬言会议的决定对他没有约束力，认为他才是“整个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尽管民主派督促克伦斯基要实行其允诺的“人民纲领”，满足革命群众对于“和平、土地、面包”的需求，但克伦斯基拒不接受，还把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建立于军队之上，“迷恋于纯粹形式上的建立强有力政权的主张，而且不知道这种政权依靠什么和依靠谁，在临时政府存在的最后的两三个月里，他完全忙于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军队成为政府的支柱”(93)。 实际上，克伦斯基是想实现军事独裁，成为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完成科尔尼洛夫未竟之志。自然地，他完全不顾人民群众情绪已经“向左转”，也无视革命群众的期盼，还与人民为敌，与革命者为敌。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提出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武装起义、意味着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十月的选择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性”。连一向对布尔什维克抱有敌意的人也承认，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合乎规律的。末代公主帕芙洛娃回忆道，“布尔什维克人的政变预计随时都会发生，就我所能看到的，每个人都准备好欢迎它了，没有人再相信临时政府，克伦斯基已经变成可憎的人”(94)。别尔嘉也夫认为，十月革命是拯救病入膏肓的国家必不可少的手术。十月革命的不幸不是革命发生得过早，而是发生得太晚。与其说是布尔什维克“直接策划了革命转折，不如说是他们利用了这个转折”(95)。 ①[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凤凰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17页。 ②[俄]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6页。 ③[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7-58页。 ④罗将柯的电报全文，参见[美]马克·斯坦伯格、[俄]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张蓓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 ⑤此段罗将柯的电报，转引自[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7-128页。 ⑥电报载[美]马克·斯坦伯格、[俄]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张蓓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⑦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徐天新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页。 ⑨[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1页。 ⑩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11)李永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页。 (12)[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3页。 (13)参见[美]马克·斯坦伯格、[俄]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张蓓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8页。 (14)参见[美]马克·斯坦伯格、[俄]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张蓓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2、55-56页。 (15)参见[美]马克·斯坦伯格、[俄]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张蓓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 (16)诏书载[美]马克·斯坦伯格、[俄]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张蓓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7)[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2页。 (18)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GB/11776281.html。 (19)Donald W.Treadgold,Twentieth Century Russia,Westview Press,1990,p.105. (20)[俄]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王阴庭、杨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页。 (21)Orlando Figes,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Penguin Books,1998,p.357-358. (22)[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9页。 (23)[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24)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25)Alex N.Dragnich,Major European Governments,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91,p.570. (26)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27)[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0-211页。 (28)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29)Orlando Figes,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Penguin Books,1998,p.359. (30)参见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378页；[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7页。 (3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1页。 (32)[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9页。 (33)《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4页。 (34)《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35)[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36)Orlando Figes,A People '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Penguin Books,1998,p.356. (37)Orlando Figes,A People '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Penguin Books,1998,p.116. (38)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61页。 (39)[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3页。 (40)《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41)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42)[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页。 (43)[波]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王国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另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128、132页。 (44)[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页。 (45)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页。 (46)[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34页。 (47)[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页。 (48)[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49)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50)列宁：《布尔什维主义和军队“瓦解”》，http://cpc.people.com.en/GB/64184/180146/180260/10901299.html。 (51)[俄]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布斯等：《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上)，吴昊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页。另见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334页。 (52)[俄]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69页。 (53)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151页。 (54)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0/10901305.html。 (55)[俄]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布斯等：《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上)，吴昊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56)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57)转引自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页。 (58)[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4-265页。 (59)[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2页。 (60)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页。 (61)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62)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页。 (63)[俄]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69页。 (64)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59/11776749.html。 (65)[俄]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84页。 (66)[俄]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布斯等：《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吴昊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67)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 (68)[俄]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01、717页。 (69)《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徐天新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4-56页。 (70)[俄]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35页。 (71)Donald W.Treadgoid,Twenteeth Century Russia,Westview Press,1990,p.116. (72)[俄]玛丽亚·帕芙洛娃：《公主回忆录》，陈婉婷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页。 (73)[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2页。 (74)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59/11776749.html。 (75)[俄]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45页。 (76)列宁：《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公开信》，http://cpc.people.com.en/GB/64184/180146/180260/10901180.html；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0/10901305.html。 (77)列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0/10901142.html。 (78)列宁：《论口号》，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84.html。 (79)Donald W.Treadgoid,Twenteeth Century Russia.Westview Press,1990,p.111. (80)列宁：《革命的教训》，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532.html。 (81)[苏联]鲍·尼·波诺马辽夫：《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0页。 (82)[俄]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39页。 (83)列宁：《论妥协》，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2.html。 (84)[俄]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48页。 (85)[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2、303页。 (86)列宁：《革命的任务》，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7.html。 (87)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http://cpc.people.com.cn/C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8.html。 (88)列宁：《革命的任务》，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7.html。 (89)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http://cpc.people.com.e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8.html。 (90)9月12日本是民主会议召开日期，后推至9月14日。 (91)列宁：《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9.html。 (92)[俄]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45页。 (93)[俄]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6页。 (94)[俄]玛丽亚·帕芙洛娃：《公主回忆录》，陈婉婷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页。 (95)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