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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考察了汉至元时代正史中有关周边、域外的叙事结构，认为汉唐时期逐渐形成了官修正史中周边叙事的范式(“四夷模式”)：在全书列传部分呈现“先诸传次夷狄”的格局下，以“四夷传”、“夷狄传”为列传类目名，按照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顺次进行叙述。这种叙事结构，实际上是思维世界中“世界秩序”在史书中的投射。需要注意的是，在“外国传”成为正史中的列传名之前，汉唐时期的僧人常常将其用作有关南亚的中外交通史籍名称，其依据可能是当时流行于南亚的“三/四天子”说等，体现出与官方意志不同的思想源流。到元代史官修宋、辽、金三史时，将前代正史中“四夷传”、“夷狄传”等有关域外记载的列传名称改以“外国传”，并从内容与结构上有意识地区分出不同性质的周边，由此在正史中开始表现出另一种对世界的观察，也深刻地影响了正史周边叙事的体例。 关键词：“外国传”/“四夷传”/正史/周边叙事 嘉靖二十九年(1550)，王洙修成《宋史质》。①这本书是明代重修宋史风潮中的代表性著作，②影响很大。清代四库馆臣对此书甚为不满，怒斥其书“荒唐悖谬，缕指难穷”，其人“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③之所以有如此严苛的评价，是因为其“自以臆见，别创义例”，其意之一是指王洙在《宋史质》中改元修《宋史》中的“外国传”为“夷服传”，并将元代单独成书的辽、金历史，甚至元朝(“胡元”)的历史都并入“夷服传”。 王洙在书中认为元修《宋史》中设“外国传”有悖常理，“先王严五服之制，所以谨华夷之辨。是故春秋书法，四夷虽大皆曰子。……元人合辽金宋为三史，且以外国名，非制也”。④诚然，自司马迁《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等开始，传统中国历史学家已经有记载周边民族与区域的传统，历代正史也渐设立“四夷传”、“蛮夷传”等。⑤以“四夷”、“蛮夷”等为类传名，即王洙所谓“五服之制”、“华夷之辨”的言中之意。正因如此，元代史官修《宋史》时，一改陈规而称“外国”就难为王洙接受了。 不少当代学者也注意到这次史书体例变化，像杨联陞、王赓武都注意到“在宋朝‘外国(列)传’已成为史书中的一项”、⑥“1279～1739年间撰写的宋、辽、金、元、明五个朝代的正史……令人注目地把相关章节安排在‘外国’项下，几乎未加任何评论”。⑦尹达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也有论述，认为宋代史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是“列传扩充”，其中一个例证便是“外国传”与“蛮夷传”的分立。⑧显然他们都已经观察到，在传统中国有关域外的历史书写中，《宋史》等中出现的“外国(列)传”不单是列传名称的转变，也与惯常认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有观念上的差异。这正是王洙大费周章重修《宋史》的缘由之一。 然而，考察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否如晚近学者所称，“外国传”在宋代开始成为历史书写概念的选项之一？事实上，迄今尚未有全面探讨正史中“外国传”出现之历史、背景与意义的研究。但是，这一史学史上的微变映射出近世中国的许多关键问题，因为“四夷”、“夷狄”转为“外国”的变化过程，不仅是传统中国正史书写体例的转变，也牵涉到由宋至元、明乃至清的域外认识，还关系到不同族群、文化、政治立场对于“中国”的不同观念。因此，本文期望对“外国传”在传统中国历史编纂中的出现、发展及其意涵加以考证，为进一步阐释相关问题做基础性的讨论。 一、汉唐正史周边叙事的“四夷模式” 书写中国史学史的人常常把传统史学的形成追溯到《史记》，这是好理解的。因为《史记》之诞生，犹如波里比亚斯(Polybius)在一个世界性的罗马帝国出现时，不得不把这一帝国历史当作一种可理解可掌握的伟大统一体一样。因此，司马迁在汉代盛期书写的《史记》，超越了前代的历史书写方式，形成笼罩天下、铸造古今的“历史”。同时，随着历史的进程，“新”创造会成为“旧”传统，《史记》的书写方式亦逐渐成为后世史书的“范式”(paradigm)而影响深远。不仅司马迁创立的本纪、世家、列传、表等体例为后世所沿用，“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郑樵语)，他所关注的范围及内容亦为后世所承袭。其中，《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就创立了古代中国史学记载周边民族与区域(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此称为“周边叙事”)的传统。 《史记》的周边叙事对后代正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策略和模式中。司马迁所记诸传，可大致分为三类：《南越》、《东越》和《朝鲜》三传叙述的是周边三个政权的发展与纳入汉帝国的历史；《西南夷》、《大宛》两传更接近于类传，往往依照地理信息的远近而叙述多国历史，各国信息较简略；《匈奴列传》则是从该政权的族属、习俗、历代与“中国”关系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虽然三种叙事类型的不同，与各传的叙述对象的不同特征相关，⑨但这些叙事结构在后世史书中被不断模仿、再现，如《后汉书·西羌传》即沿袭了《史记·匈奴列传》的叙事结构，⑩又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则较多模仿了《史记·大宛列传》。 但是，有关《史记》周边叙事部分的编次始终存在争论。众所周知，关于《史记·匈奴列传》的排次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依照今本《史记》所录《太史公自序》，排在《李将军列传》之后；另一种则是按《汉书·司马迁传》排在《南越列传》之前。两种排序间的差异在于，是否将《匈奴列传》与《南越》、《东越》、《朝鲜》诸传编排在一起。换言之，记载周边民族与区域历史的列传是否应当视作一类、排在一起？ 后世学者对此多有讨论。至少从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就开始了对司马迁编次的批评，认为“凡诸夷狄，当以类相符”。(11)这应该是当时的普遍认识，同时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也说过司马迁修《史记》采用“纪传体”，比之前史的好处便在于“错综成篇，区分类聚”。(12)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需要理解司马迁的编次，像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说“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13)又如汪之昌说“史记列传编次先后无义例”。(14)以今日之眼光，跳出对司马迁编纂次第的具体争议，实际上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同意“有意义”的编次应是“先诸传而次四夷”。(15) 无需对以上问题做孰是孰非的判断。透过梳理相关争论就可以知道，中古时代有关正史的编次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套广泛接受的模式，即所谓“先诸传而次四夷”。如果将汉唐时期正史中的周边叙事放在一起，就很容易看出这种观念的影响：正史大多在各族群叙述的基础上，将其大致以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排列在一起，并通常将这些列传放在类传之末。 或有观点认为，这种变化是从《汉书》开始的。(16)因为，虽然《汉书》的周边叙事是在《史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增添史料、调整内容所成，(17)但《汉书》在结构上有明显的调整，即按照“先诸传而次四夷”的标准将域外诸传汇聚在列传之末，反映出由皇帝为中心的正史书写的层级延伸。对于改变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源自经学对史学的影响，这当然有其道理。但实际上，这也符合一种更早的思想源流——“五服”的观念。在“五服”的理论中，世界是由“地之中”开始向外一环一环延展开来的，甸、侯、绥、要、荒，这样的安排对应了政治影响上的层层降低和文化辐射上的逐步减弱，也符合地理方位的愈行愈远。这种观念在《国语》、《禹贡》中都有记载，成书稍晚的《周礼》中又进一步演变成“九服”，但其本质无甚差别。可见战国时，这一理论已是普遍观念。当然，从战国走向大一统的汉朝，以上基于地理空间而形成的世界观念，经由经学的确认与发展而更趋真理化、标准化，最终成为对庞大帝国想象的方式与结果。(18) 后世截然两分的经、史之学，此时共同构建了同一性的帝国想象：经典中的清晰区分为历史纂述的分类、重组提供了概念工具，历史纂述中的基本史实则为论证、阐释经典中含混模糊的周边叙事提供了具体案例。正史书写常常就在观念与实际之间寻求平衡，一面是“秉笔直书”下的史实记述，一面则是“帝国想象”下的历史书写。若不那么精准地区分正史中有关异域的部分，其记录之内容可视作前者，而其修辞与结构则体现了后者。“先诸传而次四夷”的史书结构正是对应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世界观念。 在“内”与“外”的区分日渐清晰时，“外”也开始了秩序化和标准化的演进。“四方夷狄”逐渐被赋予明确的内涵，东南西北与夷蛮戎狄一一对应，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搭配日渐固定，也就成为对于周边世界的一般观念。(19)在正史中，“四夷”也从对“中国”周边的泛指，转变为内涵具体的四方分类。如果说班固还是按照司马迁三种周边叙事类型及汉代政治形态进行的分类，即将《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合并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因为这些传所述之区域最终皆纳入汉帝国之中，与匈奴、西域不同。那么，到了《三国志·魏书》中设立“东夷传”时，经学观念中的“四夷”开始更明显地影响史学中的世界结构。就像甘怀真的研究中指出的，“东夷”在经学中有其具体所指(所谓“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在《三国志》中显然有意迎合经典的记载，如沃沮只载东沃沮等，显然是为了通过文字叙述来区分出九类夷，以避免现实与经典之矛盾，达成经典论述与历史记述的高度一致。(20)其后，范晔的《后汉书》虽然没有机械地严格依照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的标准进行书写，但从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匈奴、鲜卑乌桓的顺次，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东—西—南—北”的记录次序。 在唐初官修前朝史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编次结构一再出现，尤其是在唐太宗曾亲撰史论的《晋书》和魏征领衔的《隋书》中表现得最为标准。先看《晋书·四夷传》总序： 夫恢恢乾德，万类之所资始；荡荡坤仪，九区之所均载。考羲轩于往统，肇承天而理物；讯炎昊于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袭冠带以辨诸华，限要荒以殊遐裔，区分中外，其来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蛮，绵西宇而横南极。(21)在这段论述中，回顾了经典中对“四夷”的叙述：自古圣王就有区别中外的传统，所谓的“四夷”一般地居要服、荒服，具体则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分列东、北、西、南四方。然而“历年斯永，种类逾繁，舛号殊名，不可胜载”，(22)因此史官不再囿于九、八、七、六之数，而是“采其可知者”，再依照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次序记述其风俗及与晋交往的历史。《晋书》是唐初开史局纂修六史中的第一部，也是唐太宗凭借政治权威重新关联现实政治与经典话语的文化措施之一，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起与统一国家相配的统一的思想与文化体系。(23)因此，经典所载的清楚、整齐的“世界秩序”就成为新帝国推向现实的国家意志，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来区分各族群与政权的“四夷传”也开始在官修正史中固定下来。(24)其后杜佑所撰政书《通典》中，亦采用“四夷”为总名，并分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为类传名，显然是受此影响。(25)直到北宋欧阳修所纂《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中，因史料局限已无法严格依照四夷次序进行书写，但仍沿用“四夷附录”作为类传名目。 可以说，从《史记》开始创设的周边叙事传统，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晰而整齐的“四夷”叙事结构，本文将之称为“四夷模式”。史书作为观念与“历史”的载体，从结构、修辞中展现出观念中的“世界秩序”：无论是域内还是境外的蛮夷都被划入“四夷传”的大框架中；(26)无论是否来自同一族属、政治上是否有其渊源，都被整齐地按照方位区别，使得整体上的史书呈现出“内诸夏外夷狄”的格局。当然，真实的历史不可能按照思想与观念的逻辑发展，无论在何时，周边对“中国”总产生着利害不一的影响，不同的族群也在历史中扮演着不同轻重的角色，可供史家记述的史料丰富程度也就不同，因而成为正史书写不断面对的挑战。(27) 二、汉唐时期的《外国传》 虽然直到宋元之际，“外国传”才逐渐成为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名，但是用“外国传”作为记录域外历史、事迹书籍的名称，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有萧齐释昙景的《外国传》和刘宋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两书。(28)《历代三宝纪》中也记有《外国传》五卷，据说是永初元年(420)黄龙国沙门昙无竭和释僧猛等二十五人共游西域二十余年的行记。(29)虽不能完全确定这里所记的《外国传》与前述两种是什么关系，但不难猜测，释昙景的《外国传》(30)和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也都是西行僧人的行记。与之类似的书还有不少，《通典》中记：“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如法明《游天竺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惟《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乌山铭》、翻法师《外国传》之类”，(31)可见当时西行僧人的行记多以“外国”为题。这类书还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即在书中表现出佛教的宗教性，实现其宗教意义，宋代的程大昌也持有相同观点。(32)所以，用“外国传”作为行记名，也可以视作是出于宗教的考量。 生活于5世纪的佛教徒使用“外国传”作为西行行记的名称，无疑是受佛教世界观的影响。这个世界观中有关空间的概念不同于传统中国的观点，佛教徒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和南瞻部洲组成，中国、天竺与其他许多国都在南瞻部洲上，世界至少应有天竺和中国两个中心。宋代的释志磐在《佛祖统纪》中便说：“谈天地之极际者，无若佛经……世儒谓之中国，且据此地自论四方之中耳。儒家谈地，止及万里，则不知五竺之殷盛，西海之有截也。”(33)如此讲来，佛教的世界观中有一个比中国想象世界更为广大的整体世界，世界也不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结构。(34)在此不妨做一番推测：在描述所谓南瞻部洲，尤其是“居天下之中”的天竺时，相较于深受“华夷之辩”影响的传统中国所使用的夷狄、蕃国等具有道德、秩序、文明高下之分的名词而言，“外国”一词显然更容易为佛教徒接受，也更接近佛教经典中的世界观。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时期所出现的非佛教徒有关西域的著述多用“诸蕃”为题，如《诸蕃风俗记》、《诸番国记》等。(35) 不唯佛教中早在5世纪前后已有以《外国传》为篇名的著作，《隋书·经籍志》中还著录有一本《交州以南外国传》，该书大部分内容已散佚，仅在《太平御览》中还残存了几条材料。这些材料分列西屠国、金邻国、波辽国等条目下，大致指示了各国的相对地理位置。(36)根据其中“究原国”和“奴后国”条均以“永昌”为地理坐标，推测该书所载信息来源之年代或可早至4世纪左右。(37) 同样原书散佚，但在《太平御览》等书中还残留部分内容的是《吴时外国传》。《太平御览》中引用此书时，大多只标注书名，而卷三五九中则标注为：“康泰《吴时外国传》”，(38)由此可以推测，该书是约在245年至251年间孙权派遣通过海路对外通贡的康泰根据沿途经历所著。(39)由《太平御览》和《艺文类聚》等书所保留的材料来看，原书内容应当十分丰富，包括扶南、大秦、天竺、斯条等数十国的历史、风俗、方物等，与后世的《诸蕃志》、《岭外代答》等书的书写旨趣大致相仿。在历代典籍中，还有题作《扶南传》、《扶南记》、《扶南土俗传》等书，但从作者及内容考证，前辈学者大多认为应当视作一书，(40)向达为之做过辑佚。(41) 司马贞为《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多善马”条所作索隐也值得注意。司马贞注中说：“《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42)同样的，在《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下有张守节《正义》，也说“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43)《索隐》与《正义》所引内容完全一致，可以据此认为两者所引的是同一本书，即康泰的《吴时外国传》。(44) 这一条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是其名称采用了“外国传”，还因为这条记录中所体现的世界形态：在这样一个范围广阔的“天下”中，“中国”、大秦、月氏都是其中的国家，而且三国各有特长，那么仅以此来论述“中国”为这个世界中唯一进步的文明中心，就显得不太合适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点或许是受到南亚文化的影响，因为其与印度历史上非常流行的“四天子说”非常相似。(45)这一说法一度在南亚世界非常流行，因而也影响了佛教的世界观念。从4世纪左右翻译的《十二游经》开始，在多部汉文佛教典籍中都记有这样的世界形态：“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饶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玉，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46) 有关“四天子”的传说中，康泰的《外国传》是目前可见时间最早的史料，由此很难论定该书是否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有趣的是，可能成书于4世纪左右、专述南海的《交州以南外国传》也采用了“外国传”的说法，这恐怕很难视作是一种巧合。因为目前大概无疑的是，“四天子”说是发源于南海的一种古老传说，而并非是源自中国本土的传说。(47)而无论是“四天子”还是“三天子”，这样论述的核心是多个天子同时并存于天下之中，那么“外国”不仅仅是对域外国家、政权的一般性称谓，更意味着“外国”是与“中国”具有相当地位的“国”，这也就不同于通常认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想象。 可以说，“外国传”无论是否是佛教徒所作，都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中国立场的观点，这种观点以更为广阔的世界为立足点来看待世界秩序，其背后所代表的意涵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中国以外的国家/区域”，而带有与中国并立的意味，在佛教徒所记录下的《外国传》中，这种意味更为突出。此处“外国传”之意涵，与日后正史中《外国传》亦有相通之处。但是，有关“外国”的表述与世界想象，似乎始终是有关世界秩序讨论中的低音。这种世界观随着佛教的逐渐“中国化”和经学的发展，其本身意欲与传统中国思想分庭抗礼之势也日渐式微。虽然到了宋代释志磐撰《佛祖统纪》时，仍然将“中国”划作南瞻部洲的一部分，但是来自古远南亚的世界观念及其延生出的“外国”概念，始终无从影响政治、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官修正史。 三、元修三史中的“外国传”与“蛮夷传” 元修《辽史》、《金史》、《宋史》三史，全然颠覆了正史中的“四夷传”的命名与叙事传统。其中《辽史》有题为“二国外记”、《金史》中有题作“外国传”的列传，用以记录西夏、高丽二国与辽金的历史往来；相应的，《宋史》中立有“外国传”与“蛮夷传”，区分出“境内”与“域外”有关异族、异域、周边的记载。以往的史学史研究，几乎都就“三史分立”有较详细论述，但极少关注到《宋史》与《金史》中新设立的“外国(列)传”。(48)这两种史学现象的出现，显然有相同的背景，但又暗含了不同的观念与思想。因为“三史分立”意味着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唯一正统性(“中国”)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个政治中心的并立，而“外国传”的出现还意味着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唯一文明性(“诸夏”)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多个文明群体的并立。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轻言元代史官抛弃了正史书写的传统。正史的功用除了记录过去世代的发展过程以外，还是价值判断的载体，因此纂修前代史不仅是叙述前代旧事，还要给人物、政治等“盖棺定论”，一种典型的方式就是将不同的传记组成不同的类传。元代初年即开始有关宋辽金三朝孰为正统的旷日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正史编纂思维逻辑下展开的。但是，即便元代史官深受汉唐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却又不得不面对10世纪至13世纪曾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始终未出现统一的局面，也未曾出现相对集中的单一政治中心，而是长期处于“复数王朝”的政治格局。在宋辽、宋金“两个天子”的对峙之下，有西夏、高丽反复于南北两侧，同时宋、辽、金又依照各自的传统和经典朝贡理论构建起各自的“朝贡圈”(49)。虽然“帝国想象”始终影响着传统中国士人的世界观念，但现实政治才是历史书写的真实来源，因此在观念与想象的对弈中，迸发出正史体例的新可能。 正史书写是以帝王(本纪)为中心而展开的，透过表、志、列传等综合性地体现国家结构与统治秩序，其中对外交往是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一环，在史书中的体现就是“四夷传”部分。诚然，现实政治中，不免会有势均力敌的邻国、异族政权出现，但在秩序井然的正史中或不加区分地算作夷狄而纳入“四夷传”，或强调其非正统政权而另设“载记”(如《晋书》中以“载记”为列传类目名，记十六国政权诸君主)。但在元代史官的笔下，有关宋辽、宋金的历史往来，均未以列传列入三部正史。这或许是因为三史分立，避免重复，但就其书的整体结构来说，可能元代史官另有考量。如《辽史》就将辽宋之间视为邻国/敌国关系，“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宋”，虽然双方交战互有胜负，但宋始终是辽最为重要的军事防备对象，这不是元代史官的“后见之明”，在辽代所撰“旧志”中就“唯以敌宋为务”，而且宋与辽之间最终各为正朔，也未形成“朝贡关系”。(50)正如赵翼曾说，“盖以夏、高丽、女直之类皆入于《属国表》，宋则邻国，不便列入也。”(51) 《辽史》中有关域外世界的主要记载被分别安排在《兵卫志》的“属国兵”、《部族表》、《属国表》和《二国外记》中。元朝史官将大部分与辽有往来的政权定位为“属国”、“属部”，其意涵与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颇为相似：(52)从军事上来说，这些属国属部需要配合协同辽的军事行动，“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53)从官制设置上来说，则“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54)从政治上来说，不仅诸国、部皆臣服于辽，而且“人民皆入版籍，贡赋悉输内帑”。(55)依《辽史》所言，“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56)就其周边来看，除宋以外悉为属国的范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高丽和西夏皆属于辽的属国，《辽史》中除将四国列为属国之外，又别立《二国外记》专门记载高丽和西夏的情况。这与《金史》中的设置情况颇有共同之处：在《金史》设有《交聘表》专记宋、夏、高丽与金的使臣往来，同时又在末卷设《外国传》专记西夏、高丽与金的战争等往来。 事实上在元代修史时，针对三史中有关西夏、高丽记录如何处理便存在疑问，苏天爵就曾致信欧阳玄提出：“高丽、西夏皆尝臣服于宋、金，及与辽人战争，今于三史，当各附见乎？或别为书乎？”(57)可见至少在当时，三史的纂修面临着当如何处理“偭乡无常”又周旋于各国之间的夏、高丽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出元代史官纂修前代历史时，简单地将三史分立并不能够完整地展现之前一个多国、多文明体并立的时代，因此不能沿袭、效仿汉唐正史的体例，将其悉数纳入以方位为区分标准的“四夷传”中。即便是三史中最接近前代“四夷传”结构的《宋史·外国传》，也是先立西夏、高丽、交趾、大理四传，再以南、西、东的次序分类叙述诸国。由此可以看出，元代史官不仅改变了前代常用的“四夷传”等具有华夷区分、政治等级的列传类目名，也有意识地开始抛弃前朝“四方蛮夷”的叙事次序，于是正史中所展现的内与外之关系，由以往单一中心与同质的边缘，一转而成为相对的中心与等级化的边缘。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通过正史叙述的转变实现对现实的再度秩序化。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在《金史》中作“外国列传”，何以在《辽史》中作“二国外记”，两种名称的说法是否存在不同？ 至正三年(1343)三月，元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四年三月进《辽史》、十一月进《金史》。两史有关西夏、高丽部分互有照应，如《西夏传》中有“辽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贡不绝，事具《辽史》”，(58)从而避免与前史重复，因而于此作一推论，两史之别或为元代史官有意为之。尤其是对比《金史·交聘表》与《辽史·属国兵》两部分的命名，所谓“交聘”，一来一往谓之“交”，(59)诸侯使大夫来献则为“聘”，(60)换言之，交聘所指的正是两国互派使臣。宋人也曾说“天子之与诸侯，诸侯之与邻国，皆有朝礼，有聘礼”，(61)所以“交聘”二字显然与“属国”有别，更倾向于对等的交往，因此《金史》中作“外国传”以有别于《辽史》中的属国。就史实而言，“金人出于靺鞨之附于高丽者，始通好为邻国，既而为君臣，贞祐以后道路不通，仅一再见而已”。(62)而西夏与辽始终保持着甥舅之国的关系，虽然西夏自天会二年(1124)向金奉表称臣，但是正大元年(1224)双方再次和议则改称为兄弟之国，各用本国年号，由此夏、金成为对等的两国。(63) 因此，从元代史官分修三史，又依据《辽史》、《金史》的叙事结构分析来看，相对汉唐时期以“中国”为中心，强调由“内”向“外”的政治层级、体现经典中“帝国想象”的叙事结构来说，元修三史更多地透过不同分类来说明10～13世纪复杂的政治格局，以及在此格局中的不同层次的族群关系。于是汉唐以来，“内诸夏外夷狄”的政治理想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周边印象，也在元修三史的“外国传”中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多重政治群体的角力和“外国”意识的凸显。 四、“四夷传”或“外国传”？ 前三节中分别论述了汉唐以来正史中周边叙事的“四夷模式”、汉唐时期《外国传》作为书名的意涵，与元修三史中对“四夷模式”的颠覆。本节将补充讨论三个问题：其一，正史“外国传”的源头应追溯自何时？在现存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中即以“外国列传”为周边叙事的类传名，这能否视为首例？其二，如何诠释《宋史·外国传》的历史意义，这是宋朝史家的共识，还是元朝史官的发明？其三，自汉至宋的正史书写中，是否出现过“外国”？其意涵又是什么？ 1.《旧五代史》中的“外国列传” 前文已经提过，在杨联陞与尹达的著述中注意到“宋朝‘外国(列)传’”的出现。诚然，只需要翻阅现存二十四史之目录，就不难看出，现存《旧五代史》(为有别于欧阳修所纂《五代史记》，下文一律简称《旧史》)中就已开始以“外国列传”作为对域外传记的总称，下含契丹、吐蕃、沙州、回鹘、高丽、渤海靺鞨、黑水靺鞨、新罗、党项、昆明部落、于阗、占城、牂牁蛮诸传。 开宝六年(973)四月，宋太祖下诏，以参知政事薛居正为监修，由卢多逊、扈蒙、李昉、张澹、刘楗、李穆、李九龄纂修“梁氏及后唐、晋、汉、周五代史”，成书于开宝七年(974)闰十月，称《五代史》。(64)因为一个世纪之后，欧阳修纂成的《五代史记》的盛行，与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的规定，薛史逐渐散佚。(65)到清乾隆朝重修四库全书时，才由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中重新辑佚、编纂而成今天所见的《旧史》。 既然薛居正所修《五代史》早已亡佚，现存的各个版本《旧史》都要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邵晋涵的辑佚本。因此，要讨论《旧史》的“外国列传”部分，首先须对这个辑佚本的内容详加辨析。事实是，邵晋涵在《旧史》的《凡例》中已经承认“薛史原书，体例不可得见”，所以他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考证，只是大致还原了其本来篇目。但正如陈垣已经指出的，清辑本不仅没有完整辑录薛史的全貌，而且还被四库馆臣删改，书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66)由此，我们认为《旧史》版本不能反映原作者的世界观，对于其中使用的“外国传”一词也应持保留态度。 那么，“外国列传”这一名称的来源如何呢？无论是邵晋涵所作《旧五代史考异》、《旧五代史·凡例》，还是陈垣的考证，都没有提及“外国传”的名称来源。但是从几个方面推测，“外国传”的名目为邵晋涵所拟的可能性非常大。 首先，邵晋涵承认，辑佚工作是在没有目录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这将意味着邵晋涵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为各部分添上“合适的”类传名。其次，在《凡例》中邵晋涵将各篇目的安排详加叙述。例如分为梁、唐、晋、汉、周五书，是因为常见“引自某书”的记载，而“僭伪传”等名目则自《资治通鉴考异》的引文中得出。但是“外国传”的来源，邵晋涵却没有交代。再次，在清初的政治环境下，史学受到很大影响，目前已知邵晋涵在辑佚《旧五代史》时因为避讳而修改过部分文字。这种政治影响史书的情况，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有关“夷狄”的修改，因此清初修成《明史》即采用“外国”作为类传名，或许正是邵晋涵采用“外国传”为类传名的依据。最后，从明代中期开始的“重修《宋史》”热潮中，大多数都已接受“外国”而不是“蛮夷”作为类传名，这或许也是影响邵晋涵的史学思潮。(67) 陈尚君在《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即不取“外国列传”为列传名，而径以各族、国名为篇名，其理由有二：一是“各种文献无引称‘外国’传者”；二是“与唐、宋正史之一般体例亦不合”。(68)所谓不合于“唐、宋正史之一般体例”，本文第一节已说明清楚。至于各种文献无引称为“外国传”者，例如《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八、卷二九、卷三。皆引作《契丹传》，固然是事实，不过其他文献以“某国传”的方式引述，并不能完全否定存在有一个共有类传名。例如，同样是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就有将《旧唐书·东夷·新罗》引作“新罗传”而非“东夷传”的例子。但正如本文已经分析过的，说“薛史”原本并未以“外国传”为类传名，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推测，而邵晋涵之所以以“外国传”名之，则应当是出于清代政治的特殊境况，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说，邵晋涵可能是受了从《宋史》到《明史》的暗示，才采用了“外国传”这一名目。 2.宋国史中的“四夷传”与“夷狄传” 元代官修《宋史》本于宋代官修国史，自明清以来几成定谳。(69)常常为学者所引用的证据之一，便是在《宋史·外国传》开篇所提，“前宋旧史有女直传”、“夏国……仍旧史所录存焉”，足见元代史官编修《外国传》时是以宋国史为底本。这样便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学界普遍认可《宋史·外国传》是以宋国史为底本编修的，那么“外国传”一名是否源自宋代国史？又或者说，宋国史中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周边叙事的列传类目名称？ 众所周知的是，宋代从太宗朝开始，一直到理宗朝，都曾修纂国史，代代相续，总共修成十三朝正史：(70)《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以及《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中兴四朝国史》卷数不详。宋亡以后，董文炳(1117～1278)以“国可灭，史不可没”为由请求将宋十三朝国史悉数收入元代史馆，(71)所以元代仍可以得见宋代所修十三朝国史就是元修《宋史》的底本。 在南宋王应麟(1223～1296)的《玉海》中曾记录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修成的《太祖太宗两朝国史》之目次： 凡百二十卷，目录一卷，帝纪六(太祖、太宗各三)，志五十五(天文三、地理七、律历三、礼四、五行二、艺文七、乐三、职官九、河渠二、选举三、舆服三、食货六、兵三、刑法二)，列传五十九(后妃一、宗室一、臣僚四十八、四夷九)。(72) 可见在宋代修纂的国史中曾以“四夷传”为域外记载的列传名。此条并不是孤证。雍熙四年(987)九月胡旦(955～1034)上书请求“令旋修帝纪、表、志、列传，及于臣见可以采录，以备将来国史”，同时他还分条说明了相关细目，其中就包括“四夷于阗等十三国”。(73)以此来看，当时的《两朝国史》是以“四夷”为有关域外记载的列传类目名，这显然也是继承了前朝正史的传统。 国家图书馆藏有宋代名臣余靖(1000～1064)著《武溪集》二十卷，为明成化九年(1473)刻本。在《契丹官仪》一篇中，有“契丹旧俗，皆书于国史《夷狄传》”一句。(74)一般而论，史书中若是单独引证“契丹传”的资料，大可称之为“国史《契丹传》”，此处却作“国史《夷狄传》”，可见在宋人所修国史中应当存在“夷狄传”这样的类传名。同时因为余靖数次作为国信使出使契丹，而在当时宋与契丹对等外交的环境下，国信使必须了解契丹的风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外交窘境。其间余靖又曾担任知制诰，有机会接触大量宫廷藏书。(75)基于此，有理由相信，余靖本人极有可能见过宋国史，他的说法史料价值很高。余靖所见的“国史”应当就是宋仁宗天圣年间修撰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此书是在《太祖太宗两朝国史》的基础上又增加真宗朝部分而成，但是《三朝国史》的修纂除了体量上的增加外，是否也曾将“四夷”改作“夷狄”却无从考定。 除此以外，还有曾巩(1019～1083)的《隆平集》也值得注意，其中第二十卷就是《夷狄传》。(76)据余嘉锡推测，“(《隆平集》)纯就《五朝国史》加以删修”。(77)《五朝国史》是元丰四年(1081)神宗下诏曾巩所修自太祖至英宗朝的国史，是在已经修成的《三朝国史》和元丰时编修的《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基础上“通修成书”。虽然最终因为曾巩所上的“太祖总论不称上意”而最终罢修，(78)但若是将《隆平集》视作是与曾巩修纂《五朝国史》紧密相关的史书而言的话，其“夷狄传”的类传名也极有可能与《五朝国史》相同。 宋代国史今虽已不可见，但南宋李焘(1115～1184)所编纂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常常在史料互有出入时注明其所引材料的来源，由这些标注中可见宋国史中各具体列传名，如《契丹传》、《女直传》、《高丽传》等。像该《长编》中“开宝三年(970)十一月”条下记有王钦祚率领的三千军马在定州战胜了契丹六万骑兵一事，李焘在该条目下记录了他的考证过程：“据《会要》及《契丹传》，皆言钦祚破敌在十月，然十一月二十五日奏始到，恐日太远。今从本纪、实录载此月。疑十月遣钦祚，十一月乃破契丹也。”(79)据此可见，他通过对国史本纪、实录、《会要》和国史《契丹传》的考证，认为此条应系于十一月，而不是《契丹传》所记的十月。如此也就可以看到，李焘所见的宋国史中，至少已有《契丹传》、《女真传》、《高丽传》等传，而非仅限于今日《宋史》所含范围。但是在现存的《长编》中却没有一次征引国史中有关域外记载时使用的是“外国传”或其他的类传名。 由此可见，宋代官方修纂的《两朝国史》、《三朝国史》以及未修成的《五朝国史》中，都没有使用“外国”作为类传名，这说明宋代国史可能从体例上一直沿用了“四夷”、“夷狄”等作为列传类目名，到元代官修《宋史》时，这些明显代表华夷观念的列传类目名称终于被“外国”取而代之。 3.汉宋时期正史中的“外国” 在传统中国的纪传体史书中，不乏使用“外国”以指称“中国”以外国家、政权的例子。如《后汉书》所记建初三年(78)班超上书请兵的奏疏中说“臣窃闻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80)“外国”即是指张骞出使时的西域各国。《南齐书·交州传》中说“交州斗绝海岛，控带外国，故恃险数不宾”，(81)此处的外国应该指的是“交州以南的国家”。 “外国”一词不仅用以对应“中国”的周边国家、政权，也会用来称呼其周边的国家。《史记·大宛列传》中记：“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82)此处的“外国”颇值得玩味，似乎是指安息以条支为外国，然而“安息役属之”。颜师古认为此处“安息以条支为外国，如言蕃国”。(83)若是依颜注来说，“外国”不是一般性指称周边国家的方式，而是与“蕃国”一词有共通之意，“中”与“外”似乎与“内”与“外”相通，与“华”与“夷”、“夏”与“藩”相似，这又带有了区分、等级的意味，与前述佛教徒所用“外国”的含义大不相同。 也就是说，虽然宋以前的正史中，在指称“天下”(84)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政权，并非仅仅局限于“蛮夷”等华夷思想影响下带有尊卑差别的词汇，有时也会使用“外国”(可作域外邦国之解)一词来作对域外国家的指称。但是这种指称的背后，可能是与“蕃国”(所谓“内为夏，外为蕃”)这样带有等级、比较意味的词汇有关。当然，总体而言仍然是一种模糊的一般性指称，并未形成该词具体、特定的意涵，这恐怕是因为“外”、“国”两字本身具有复杂与模糊的意涵。 前文已说过，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没有为我们提供证据以判定证明在宋代国史编纂中是否直接采用“外国传”、“夷狄传”或“四夷传”作为记录周边的类传名，但是在《长编》中用“外国”指称周边国家的情况则多有出现，以下简要举例说明。 天禧二年(1018)十一月，秘书丞朱正臣上书谈到蕃商到宋交易时，经常先到交州贸易，换得黎朝的货币，再到广州进行贸易。对此，真宗说：“本州海路与交州、占城相接，蕃商乘舟多为海风所漂，因至外国，本非故往货易。”(85)这里所说的“外国”就是指交趾、占城等国。又如天禧三年(1019)三月，真宗下诏要求“礼宾院自今不得以外国人充通事”，原因是有“夏州子弟”辛荣到礼宾院担任小蕃通事，被人告发。这里的“外国”则包含了西夏。(86)再如同年十二月，翰林学士钱惟演上奏，谈到赐宴契丹、高丽使者时，因为乐人的语言太粗浅通俗，所以请求“赐外国使宴，其乐人词语，教坊即令舍人院撰，京府衙前令馆阁官撰。”(87)这里所说的“外国”又包括了契丹、高丽等国。可以看出，在真宗朝时，似乎“外国”一词已经大量出现于各类文献中，不仅出现在奏章，也出现在皇帝的谕旨中；不仅包含了如契丹、西夏这些在军事上势均力敌的对手，还包括了对宋不具军事威胁的高丽、占城。并且“中国”与“外国”作为对应的概念，也开始出现。例如，在谈到唃厮啰的立遵因“峻酷专恣”，欺凌周边的部族，造成了边境外的动荡时，真宗引用了王嗣宗的评价，称“外国相残，中国之利也”。(88)这里的“外国”指代并不明确。如果可以确定这些信息来自于宋代的记录的话，那么将“中国”与“外国”作为相对的概念，从侧面说明了至少在观念世界中，宋人可能已经将“外国”作为对周边国家的普遍代指。 需要注意的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编成以后，因为卷帙浩繁，刻印困难，所以成书后传世的诸本多是节录本，而且大多逐渐散佚、残缺，直到乾隆年间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原文，并将其重新厘定为五百二十卷，其中徽宗、钦宗两朝全缺，英宗、神宗、哲宗朝也有缺漏。(89)就像邵晋涵辑佚《旧五代史》过程中曾对内容进行修改一样，四库馆臣常常对史书进行或多或少的调整，这在当时十分普遍，尤其是类似“夷”、“狄”等字因其与清朝立场冲突，通常会被修改为“外国”一类的词汇。因此虽然在李焘的《长编》中已经多次出现“外国”来指代不同的域外政权，同时书中也保留了不少“夷狄”之类的词，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说明宋代史书中已经开始有意识使用“外国”一词用以标识域外诸国。 四库馆臣或多或少的调整给本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这不仅体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前文已经引证过的《武溪集》中也是一例。同样是在《契丹官仪》一篇中，四库本则作“契丹旧俗，皆书于国史《外国传》”，即将“夷狄”改作“外国”。另外一个有关宋代著述中使用“外国”的例子，是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在《岭外代答》中，周去非将其所记录的有关周边国家归类为“外国门”，这或许是最接近“外国传”分类的表述。对这个例子一样需要小心，因为现存的《岭外代答》不是自宋代流传下来的原本，也是在清代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抄出。据《四库总目》所说，到了清代时《岭外代答》只剩下纲目，共有十卷二十门，除一门标题缺佚，其他标题都存留下来，(90)但并没有证据可以断定，“外国”两字是否由四库馆臣改定。 应当说，可以据信的汉唐正史中不乏言及“外国”，然而其含义模糊，又多与“蕃国”相近，仍带有传统世界秩序中区分华夷的色彩。而在宋代文本中频繁出现的“外国”，则渐有与“中国”相对之意，但是这些文本多由清代四库馆臣经手，不少应是由“夷狄”等字改定而成。与其说代表着宋代中国人的观念，倒不如说更代表清代官方的意志，也恰说明在宋以后历史时期对于世界观念与“中外分际”的不断往复、强化与再塑，与对“外国”一词及其意涵的接纳。 五、小结 历史书写是近年来一再引发争论的话题。其中原因无非是史家不得不身处在对过去的“想象”、对未来的期待和可掌握的有限史料之间，对已过去的时代进行描述。因此，历史书写中究竟展现的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史家的一己之见，或是代表史家生存时代的政治意志和社会思潮，在史学理论不断翻新的时代，给后代历史学家重新理解过去提供出新的可能。本文所讨论的“外国传”问题亦是如此。 汉唐时期的正史中，从未曾使用过“外国传”作为周边叙事的列传类目名，而常常使用类似“四夷”、“四裔”、“夷狄”等词汇。就像王明珂曾经提到过的，正史作为一种模式化的文类，实际上是受到前代正史书写(“文本规范”)、正史编纂制度与流程(“制度规范”)和各朝代对“帝国”的模仿(“政治社会规范”)综合影响的。(91)因此，透过对正史中一再出现的叙事模式，也同样可以看出正史背后所透露出的历史传统与王朝结构。因为无论是“四夷传”还是“外国传”，均既是对某历史时期“中国”周边族群、政权的历史记录，是史家所观察和书写的外部世界，也是我们对“中国”内与外关系究查的管道。 从秦汉开始出现的统一王朝，和与之相应出现的儒家政治秩序观，将传统中国的历史书写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开始书写“中国”周边的异民族与异文化，并将周边塑造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文明世界的边缘。此时的核心与边缘区分，虽然表明了政治观念中的统治层级，但无远弗届的政治影响也透露出区分本身的暧昧与模糊。(92)这种观念先行的正史书写，在唐代初年达到高潮，这背后恰是官方意志强势介入历史编纂的政治现实。然而政治局势的发展，并不受王朝意志的控制，宋辽、宋金的对峙格局，以及异民族统一王朝元朝的建立，为正史周边叙事结构的改变提供了契机，也因此开始了从“四夷传”向“外国传”的转变。 毫无疑问，“外国传”一词的使用和“蛮夷传”的分立，表示元代史官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区分“中国”(核心)与周边(边缘)，标识出两者在疆域、政治结构、文化发展的多重差异。就像开篇中所提到的王洙的例子，从民族、文化、政治立场出发的明代士人，不少都反对正史的这一改变。但是，流传至今的不少明人重修宋史中，如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王惟俭的《宋史记》中都采用“外国传”为列传类目名，似乎也在表明一种关于王朝、国家结构的历史书写模式，正在被汉民族中国人所接纳。 本文的讨论集中于正史中周边叙事列传的叙事传统与结构，试图透过对书写模式的考察，探讨历史变化中不同时代对于王朝结构的记忆、观念与想象，这只是文本考察的第一步。史书体例的变化固然代表着史学思想的转变，实际上与政治发展、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牵涉到不同政治文化的历代王朝的域外认识，还关系到不同族群、文化、政治立场对于“中国”、“外国”的不同观念，这将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注释： ①有关《宋史质》，柳诒征《述宋史质》、王德毅《由宋史质谈到明人的宋史观》两文可参考，俱载《宋史质》，明嘉靖刻本影印本，台北：大化书局，1977年。 ②清人赵翼印已注意明代重修宋史的情况，见：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3，“宋辽金三史重修”，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6～497页。另外可参见吴漫：《明代宋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朱鸿林：《15世纪之学术趋势》，载氏著《儒者思想与出处》，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54～79页。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史部六·别史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54页。 ④王洙：《宋史质》，“史质叙略”，第5页。 ⑤“正史”之名始于《正史削繁》，而以正史作为书籍分类，则首见于《隋书·经籍志》。有关“正史”的形成可参考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⑥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9页。杨文所指宋朝出现的“外国(列)传”恐怕指的是通行本《旧五代史》中所用，这一观点当不成立，本文第四节中将作辨析。 ⑦王赓武：《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载《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33页。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所修《元史》中，以“外夷传”而非“外国传”为名。 ⑧尹达编：《中国史学发展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3～213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是笔者仅见在众多史学史著作中清楚地指出《宋史》中“外国传”的出现背景及其意义的研究，但是，是否可以轻易地将元代史官修纂的《宋史》视作是宋代史学发展的新特点，仍值得商榷。 ⑨例如《南越传》中记载南越国是由“域内人”(真定赵佗)所建，不同于“匈奴”另有族属的问题；而资料的详密不同，也使得《大宛列传》中所记诸“国”不可能依照《匈奴列传》的书写方式究其远古，以类传的形式便更为合适。 ⑩胡鸿对《史记·匈奴列传》与《后汉书·西羌传》的叙述策略有过详细比较。见胡鸿：《中国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构造——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载《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42页，尤其是第33～37页。 (11)王若虚撰，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11，“史记辨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12)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3，“编次第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13)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史记编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页。 (14)汪之昌：《青学斋集》卷14，“史记列传编次先后有无义例说”，复旦大学藏民国二十年(1931)汪氏刻本。 (15)张守节《史记正义》语，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最近，胡鸿的研究认为，《史记》是以事件为中心，因此“异族传”与朝臣传记混编在一起，而《汉书》则是以身份为中心，因此异族传便被置于类传之末，这种变化受到当时经学的影响。参见胡鸿：《中国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构造——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第17～42页。 (16)例如余太山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西域传”入手，认为《汉书》的书写体例对后世正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见余太山：《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17)当然也存在另一种看法，即认为《史记》中部分周边叙事早已散佚，乃是据《汉书》记载补充，由此说明其之间的相似性。见：A.F.P.Hulsewé(何四维)，China in Central Asia,125B.C-A.D.23(Leiden:E.J.Brill,1979) 12～25。 (18)平势隆郎认为，战国时代“夷狄”的出现，是为了诽谤其他“正统”王朝而诞生的，是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一种主张，因此战国时代的“天下”之下包含“夷狄”的存在。秦汉统一“天下”后，伴随着新的世界观念的产生，“夷狄”的意涵也发生了转化，变成指代“中国”之外“野蛮人生息的土地”了。见平势隆郎著，周洁译：《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62页。 (19)童书业早就提出，东西南北与夷蛮戎狄本身并不对应，将其一一对应的情况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在汉代经学的发展下逐渐固定。见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载《童书业著作集·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14～522页。 (20)甘怀真在对《三国志·东夷传》的个案讨论中，将其视作是“经学的一环”，并认为“经学的史学有两面性。一是对经学的信仰，二是对客观真实性的信念。”参见甘怀真：《第三世纪辰王政权与东亚册封体制》，《新史学》(台北)，二十二卷三期(2011年)，第19页。 (21)《晋书》卷97，“四夷传·序”，第2531页。 (22)《晋书》卷97，“四夷传·史臣曰”，第2550页。 (23)有关唐初，基于确立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而进行的文化重塑，可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24)在唐初值得注意的还有《汉书》学的兴盛，这为当时正史体例的固定奠定了学术基础，见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注》卷20，“唐初三礼汉书文选文学”条，第441页。 (25)杜佑在《通典》中，亦有与前代正史不同之处，他将有关域外的记载集中在《边防典》，而将六子诸候之宾礼收入《州郡典》，初步区分了内与外的地域范围。可参考张哲绕：《〈通典·宾礼〉所见的唐代对外意识》，《史原》(台北)，复刊第六期(2015年)，第89～116页。 (26)余英时在讨论汉代的外交政策时，就曾指出：“汉朝政府也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生活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见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载崔瑞德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61页。)然而汉唐时期编纂的史书中，却鲜少对此进行明确的区分。 (27)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曾说：“(五代)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第922页)因此在材料多寡、势力不一的前提下，不少史书也在“四夷叙事”的基础上有所调整。例如欧阳修的《新唐书》中，就先立突厥、吐蕃、回鹘、沙陀诸传，再依次列北狄、东夷、西域及南蛮。 (28)《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85页。 (29)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1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92页。 (30)向达先生认为：“昙无竭，此云法勇，《隋·志》、《通典》截取首字之音，无竭则译其义，而《隋·志》又讹勇为景，其实一人也。”见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载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2～573页。此书有部分遗文见于《翻蕃语》中，该书中亦有《历国传》的部分遗文(信行：《翻蕃语》，日本京都大学藏京都东寺宽保元年(1741)抄本)。 (31)杜佑：《通典》卷191，“西戎”总序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5199页。 (32)在《考古编》中，程大昌说“外国地理书难信”，原因是“既欲张大释教，则所夸国土，略如释语之诞无疑也。”见程大昌著，刘尚荣整理：《程氏考古编》，收入《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33)释志磐：《佛祖统纪》卷32，“东土震旦地理图”，《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313页上。 (34)葛兆光：《作为思想的古舆图》，收入《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1～116页。 (35)《隋书》卷33，“经籍志”，第986、987页。 (36)《太平御览》卷790，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3502页。 (37)永昌郡自汉永平十二年(69)设置，到东晋咸康八年(342)取消郡治(见《晋书》卷15，“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41页)。 (38)《太平御览》卷359，第1650页。 (39)《梁书》卷54，“扶南传”，第783页。康泰出使及孙吴时期遣使南海一事，可以参见駒井義明：《所謂孫權の南方遣使につぃて》，《历史と地理》(京都)，二十五卷第六号(1929年)，第1～14页；冯承钧：《中国南海交通史》，第二章“康泰等之使海南诸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20页；陈佳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和《吴时外国传考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40)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认为：“泰便历百数十国，必不止专记扶南一方，其大名当是《吴时外国传》，而《扶南传》则其中之一种，《扶南土俗》又《扶南传》之别名也。”(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182页。)伯希和未能给出理由，只是将其视作同一书(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扶南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95年，第75～119页)。陈佳荣支持侯康的看法，但认为总名应以《外国传》为宜，“吴时”二字“显系后人所加”，亦有道理(陈佳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和〈吴时外国传考释〉》，第77页)。冯承钧支持向达的观点，认为“余疑不惟所谓《扶南传》者即《吴时外国传》之一部分，即《扶南记》、《扶南土俗》、与《外国传》亦实为一书。《扶南记》等名如非原书之子题，则系传抄者有意分之，后时沿袭，遂成二书耳”(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记》，第15～16页。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565页)。 (41)除向先生以外，清人陈运溶等亦曾辑佚，然均不及向先生所辑。见佛驮耶舍(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一辑)》，《史学杂志》(北平)，1929：1，第35～41页。 (42)(4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60、3162页。 (44)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00页。 (45)Paul Pelliot,La Théorie Des Quatre Fils Du Ciel,T'oung Pao,1929,97-125.汉译本见：冯承钧译：《四天子说》，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4～103页；列维著，冯承钧译：《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第160～234页。 (46)《佛说十二游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147页；《法苑珠林》，卷44“王都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第627页。 (47)伯希和这样解释这一说法与“四天子说”的关系：“看这段文字，只有三众，并不是按照四方分配四主的传说，可也不是发源于中国的一种传说，乃是康泰得自南海的，所以说‘外国称’云云。印度原来是否也在其内，或是康泰对于这种传说了解未善，或是印度只对于三个邻国想出此说，而将本国位置于三众之外，皆难知之”(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四天子说》，第97页)。 (48)近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1949)中印有关此问题的论述。近年来从正统论等的角度，对此事有不少解释，可参见：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食货月刊·复刊》(台北)，2：8(1972)，载罗炳良编：《宋史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57～82页；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52～56页；Hok-Lam Chan(陈学霖)，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Chin,and Sung Histories,ed.J.D.Langlois,China Under Mongol Ru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 56-106; Richard L.Davis,Historiography as Politics and Yang Wei-chen's Polemic on Legitimate Succession,T'oung Pao,59(1983):33-72；古松崇志：《脩端〈辯遼宋金正統〉》をめく·って——元代におけゐ〈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の過程》，《東方學報》(京都)，75(2003)，第123～200页。然而这些论述都未曾提及“外国传”的设立原由，也往往将元修三史背后的史学思想仅归因于正统论。 (49)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陶晋生：《对等：宋辽金时期外交的问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50)《辽史》卷36，“兵卫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33页。 (51)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注》卷27，“辽史立表最善”，第587页。 (52)程妮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辽代黑龙江流域属国、属部朝贡活动研究》，《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三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辽朝乌古敌烈地区属国、属部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3)(56)《辽史》卷36，“兵卫志”，第429页。 (54)《辽史》卷46，“北面属国官”，第754页。 (55)《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25页。 (57)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4页。 (58)《金史》卷72，“西夏传”，第2865页。 (59)《周礼注疏》卷37，“秋官·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条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893页。 (6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页。 (61)卫湜：《礼记集说》卷148，“聘仪四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120册。 (62)《金史》卷135，“高丽传”，第2889页。又如《宋会要辑稿》中记“(女真)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见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蕃夷三·女真”，第108页。 (63)《金史》卷134，“西夏传”，第2876页。 (64)薛居正进书奏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5年，第326页。 (65)有关章宗削去薛史而用更具“华夷之辩”意味的欧史，是颇为有趣的问题。松崎光久通过讨论两部《五代史》中有关契丹记录的部分，发现薛史对于契丹的记载远较欧史更为积极，故而认为金章宗从史料和态度两个层面选择了欧史。但是，松崎的研究也无法证明薛史中已经使用“外国传”作为列传名。见松崎光久：《削薛居正五代史政》，载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中國正史の基礎的研究》，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287～310页。 (66)有关《旧史》的辑佚及其问题，参见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8～203页。 (67)这一点笔者将另撰《明清时期的“重修宋史”运动与“外国传”的盛行》一文详加分析，亦可参见拙文《从“四夷”到“外国”：宋史·外国传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143～148页。 (68)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1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71页。 (69)《四库总目》中就断言“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第412页)。此当源于邵晋涵所言，在《宋史提要》中，邵晋涵说：“当时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3“宋史提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63册)。又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宋史多国史原本”一节(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第498～500页)。 (70)宋人亦用“正史”称国史，正史常指某一朝国史，如神宗熙宁十年(1077)“诏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见《长编》卷283，熙宁十年五月戊午条，第6903页)，而若是数朝通修的国史则通常称之为国史。 (71)《元史》卷156，“董文炳传”，第3672页。 (72)王应麟：《玉海》卷46，“景德太祖太宗两朝史”，江苏古籍影印浙江书局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876页上。 (73)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正》，《麟台故事残本》卷3下，“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3～314页。 (74)余靖：《武溪集》卷18，明成化刻本影印本，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75)余靖生平见《宋史》卷320，“余靖传”，第10407～10411页。 (76)曾巩撰，王瑞来校正：《隆平集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7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5，“史部三·别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9页。 (78)《长编》卷325，元丰五年四月戊寅条，第7830页；又见王应麟：《玉海》卷46，“元丰修五朝史”条，第877页下。 (79)《长编》卷11，开宝三年十一月壬戌条，第253页。 (80)《后汉书》卷47，“班超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75页。 (81)《南齐书》卷58，“交州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17页。 (82)《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3页。 (83)《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88页。 (84)在渡边信一郎的研究中，说明在早期“天下观”的形成中，有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将天下理解为由同一语言圈、同一交通圈、统一文化圈所构成的九州=中国这样的政治社会，这是今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另一种是“将天下理解为包含中国与夷狄在内的复合型政治社会(帝国)，这是古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而本文此处所说之“天下”更偏重于复合型政治社会面貌的“天下”。参见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对照史的视角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85)《长编》卷92，天禧二年十一月癸未条，第2129页。 (86)《长编》卷93，天禧三年三月丙寅条，第2139页。 (87)《长编》卷93，天禧三年十二月丙午条，第2174页。 (88)《长编》卷87，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甲寅条，第1949页。 (89)《长编》，点校说明，第1～2页。 (90)《四库全书总目》卷70，“史部·地理类存目”，第625页。 (91)(92)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1、49～5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