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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发生于1933年1月至5月，是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国战场上爆发的重要战役。长城抗战始于山海关。1933年1月，日军守备队向中国驻军挑起事端，中国军队虽奋勇抵抗，但终因双方力量悬殊，日本侵略者很快便控制了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接着，日本侵略者军将位于长城以北的热河作为下一目标，并于2月23日发动进攻。3月上旬，热河已全境沦陷。在中国军队作出调整之时，日本侵略者对长城各关口发动进攻。于是，爆发了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等战役。中日双方各有进退，总体上呈相持态势。此时，日本裕仁天皇认为占领中国华北的时机并不成熟，遂否定了关东军侵入中国更广大地区的意见和要求。5月底，中日双方停战并签订《塘沽协定》。这虽延缓了日军侵略华北的军事行动，但也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三省和热河的军事占领。 长城抗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上的重要战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和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多家著名媒体对长城抗战，特别是喜峰口战役持续关注，并进行了系列报道，以新闻消息、照片集与评论等多种形式，较为客观中立地记叙了战役的过程，并对战局走向进行了一些分析与预测。 喜峰口位于今唐山市迁西县与宽城县交界处（当时处于河北和热河省交界地区），1933年3月12日，喜峰口战役爆发，交战双方为宋哲元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和日本关东军。《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对此役极为关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 《泰晤士报》的新闻报道 1933年3月15日，《泰晤士报》在新闻报道《热河之战——中方宣称的重大胜利》中首次提及喜峰口：“日军第13和第14师在向喜峰口前进的途中，遭遇了察哈尔省宋哲元部的军队并被包围。”在次日的新闻报道《中国在长城的抵抗》中再次提及：“据报道，数百名国民革命军士兵在日军对古北口的轰炸中丧生，在这长城上最后一座关隘的军事行动便宣告终结。但战火仍然在喜峰口（在昨日报道中提及）蔓延，宋哲元部坚决抵抗日军靠近关口的企图，因此日军从古北口调遣了部分战机。日军在长城南下的军事行动使北平笼罩在一片恐惧中。（北平，3月15日电）”当天，该报刊发的另一篇新闻报道——《冲突的声明》则注意到中日交战双方对战役结果的不同说法，“日本陆军部声称，近期喜峰口附近发生战争的严重性被高估，并认为自古北口陷落以来，形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日军仍然在长城附近，华北秩序井然，而军事当局也不必担心下一步的必要军事行动。而位于伦敦的中国使馆则表示，喜峰口北部的战役取得大捷，超过500名日军被俘。中国军队于夜间偷袭日军，日军无法组织战线被迫投降。原计划用于轰炸喜峰口的18门火炮被中国军队缴获。（东京，3月15日电）”从中方披露的信息里，读者和世界各国反抗日本侵华的朋友对喜峰口之战的战况及其战果有了一定的了解。 由于战地新闻获取不易，所以《泰晤士报》到3月17日才发表了对喜峰口战役较为详细的新闻报道——《长城之战》。消息同样来自交战双方。第一则新闻《短暂的平和》是3月16日从北平发出的，透露出更多的喜峰口战役的细节：“中方消息显示，今日喜峰口战役休战，但日军增援并预谋下一次袭击的行动则随时可能发生。延迟的中方报道显示，喜峰口战役发生于3月9日，宋哲元部‘大刀队’夜袭驻守长城的日军，迫使日军撤退至附近的山丘上，此后双方多次交战，损失惨重。指挥着三万名全副武装士兵的宋哲元在一定程度上独立采取行动，将蒋介石置于两难处境中。这也加剧了北平的紧张局势，担心中方的抵抗会刺激日军南下进攻长城。日方消息警告，在喜峰口未来的抵抗中，为减少伤亡，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而这也加剧了紧张气氛。”第二则新闻《中方“无谓的”抵抗》则是同日由东京发出的，强调的是中国军人不要抵抗日本的侵略，日本侵略者的伤亡人数也不多。“今日下午，日本国会在探讨热河战役时，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表示，除非中方坚持进攻日军，不然无需担心在华北的行动进展；但出于远东和平的利益，中方应放弃无谓的抵抗。今天并未收到关于长城战役的新闻。陆军部否认向喜峰口派遣援军。3月10日至13日，日军在古北口共52人阵亡153人受伤，在喜峰口20人阵亡，40人受伤。” 《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 同时，《纽约时报》也对喜峰口战役予以关注，并进行了报道。其中，最早提及喜峰口抗战的报道要数3月13日该报刊发的新闻报道——《日军击退中方进攻》。该文对周日（指12日）在喜峰口发生的战斗进行了报道：“国军通过调度集结兵力，希望夺回关口”。关于中日双方的伤亡情况，该报称：“国军伤亡约500人，而日军则声称13人阵亡31人受伤”。不仅如此，该报还戳穿了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有迹象显示，日本侵略者自认为必须跨过长城——热河省同华北的边界，以粉碎国军在长城以南的迅速集结”。该报还对喜峰口进行了简介，使读者更多地了解战斗的背景情况。“喜峰口位于滦河穿过长城、古北口以东约60英里处，是继最近交战的古北口之后第二重要的关口”。 3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撰写的系列报道《日军在长城战役中损失惨重》（天津，3月13日电）：“日军昨日（12日）击退了国军对喜峰口的进攻，但由于国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的伤亡已超过热河战役中其他战场的死伤数；这给日方带来极大不安，日方表示，如果抵抗持续下去，日军将必须‘做出重要决定’——这明显指向对长城以南的进攻。日军承认，国军已集结一万兵力，十倍于日军；而国军仍在前线持续加强兵力，增加火炮部署和军需品投入。”记者在第二部分着重报道了日本陆军中将中村孝太郎关于建立中立区的构想，分析日本侵略军对战局的分析和判断：“局面愈发动荡的原因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中方不接受日方在长城以南建立中立区的提议，但日军必将采取该行动。第二种，虽然我们相信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不希望挑起事端或无谓地夺取热河，但公众意见与敌对政治家们则可能迫使他采取行动。第三种，张学良元帅的前任官员中没有辞职者。”在引述中村孝太郎的原话后，阿班写道：“他估计目前国军在河北省北部集结了超过两万名士兵”。在该篇报道中，阿班为读者呈现出喜峰口战役的残酷性：“经过最为残酷的斗争，当喜峰口被占领后，有超过500具中国人的尸首被发现，它们中有很多还是十几岁的孩子”。系列报道中的最后一篇则彰显了国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勇气与斗志，甚至在小标题中以“vigorous”一词来形容，既显示出中国战士们作战英勇、精力充沛，又体现了战事本身的焦灼与惨烈。“日军消息称，今天（13日）在长城各关口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战役，尽管中国军队的许多抵抗都被挫败了，但其奋勇程度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战役便发生在喜峰口，国军使用高射炮发动了一系列反击。” 3月15日，记者哈雷特·阿班继续发表有关长城抗战的新闻报道。据他披露：河北省军政府及天津地区长官于学忠拒绝了建立中立区的提议。中日双方在长城沿线的战斗虽然暂时停止，但双方都在加强战备，战火随时都有可能复燃。3月16日《纽约时报》共发表了3篇涉及喜峰口的报道，报道了宋哲元率部坚持对窃据喜峰口的日本侵略军发动袭击，并将其围困，致使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侵略军被迫寻求增援，极有可能是从山海关地区调遣部队。虽然蒋介石从中调停，但人们依然对战事的持续及其产生的严峻后果深表担忧。就在人们急于得到答案的时候，3月17日东京传来电讯：“日军某空军中队于昨日（16日）跨越长城，穿过喜峰口对滦河沿岸的国军据点进行轰炸……但这是昨日收到的唯一战况。”中方的军事消息并没有如期而至，令人不免失望和更加焦虑。 就《纽约时报》而言，中方的军事信息同样出现延迟等问题。3月17日，该报发表了战况报道，实际上是对上周（3月9日后）的战况补充——《中国大刀队击败日军——赤膊上阵的士兵在寒风中保卫关口》，对夜袭日本侵略军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并指出战役使双方损失惨重，与《泰晤士报》的报道基本一致，但并未提及中日双方具体的伤亡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报表明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信心：“中方声称关口仍处于国军的控制下，但当日本援军到来之时新的战斗便爆发了”。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3月18日来自奉天的报道显示，日本侵略军正在加紧防御。哈雷特·阿班从天津发来报道，则披露了华北地区的恐惧日益增长等事实。 与此同时，中日双方在喜峰口等长城要隘的军事冲突仍在持续。《纽约时报》3月19日报道（3月18日东京电）显示：“据日军消息，中日双方在喜峰口交战数日，某日军巡逻队于昨日（17日）被歼灭……另一队的尸首也被发现，但日方并未透露具体的阵亡人数”。3月20日报道（3月19日奉天电）还进一步透露，在喜峰口战役中，服部旅团遭受重创，“86人阵亡，129人负伤”。于是，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方向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和改变，以求一逞。同日报道（3月20日东京电）中就显示出以下信息：“服部旅团补兵突袭长城以南地区，并占领了位于喜峰口西南方9英里处的沙河桥。这一行动意图结束日军在喜峰口的反复还击。由于喜峰口控制着通往北平的道路，中日双方再次陷入长达数日的苦战……国军放弃了喜峰口以南的一些重要据点，并沿着滦河向东南方撤退”。难得的是，该报还报道了每天都有战役打响的事实。“来自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Rengo）的通讯员今日报道，尽管日本侵略军的军官称机枪阵地扫射了数以百计的敌军，第29军将领宋哲元在上周仍然投入全部兵力每日进攻喜峰口。该报道称，占领沙河桥前，超过1000名国军在连日的战斗中为国捐躯。有消息还称，国军从长城关口以南的部分阵地撤退。另外一份报纸上刊发的新闻报道说，日本侵略军的增援部队已于周六（18日）穿过长城，希望以此缓解喜峰口的压力……日本军官称服部旅团将会返回喜峰口，因为他们并不希望让日军止步于长城。他们还强调，当前并未计划在华北地区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欧美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些天，《泰晤士报》并未对喜峰口战役进行连续报道。直到3月21日，该报才发表了一篇来自北平通讯员的稿件，对喜峰口附近的沙河口战役进行了报道，并秉持对比中日双方消息的特性，态度鲜明地指出：“中国军方声称，3月18日夜，为夺取长城以南并对喜峰口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沙河桥，日军发动袭击，国军英勇抵抗。中方的消息显示，国军成功地抵御了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双方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而日方的消息则宣称，沙河桥已于爆发战事的当天被占领。该报还说自3月9日以来，日本侵略军便已经控制着喜峰口，随后国军反复进攻，但日本侵略军在3月12日仍然占领着长城的最后堡垒，使国军难以重新控制关口。日军还称，在此次遭遇战中，中方损失约400人。”随后，《纽约时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记者哈雷特·阿班再次发文，依据的是3月21日天津电，“日方声称占领了位于喜峰口以南9英里处的沙河桥，但天津当局并未确认。但即使沙河桥被日军占领，这也并不意味着日军将会对华北地区开展军事占领行动。”该文对战争走势作了分析，坚持如果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热河，军事行动不会沿着热河边界向外扩展，以免拖长战线的观点。中外军事专家则分析道，如果日军试图占领华北，将会从山海关向西南方向进军，同时派遣部队从天津沿河地区登陆。 随着战事的持续进行，华北地区的局势愈发紧张。喜峰口战役的一个备受关注的“战利品”更加剧了这种不安的情绪。据《纽约时报》3月21日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来电，“一封电文显示，喜峰口战役中，在一位阵亡的日军炮兵指挥官身上发现了一份关于‘大满洲国’的地图，地图将北平、天津、济南以及山东省中部包含在内。”这份地图就像是火上浇油，引发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进入4月，日本侵略军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石门寨、海阳镇、冷口关和滦县等地。随着战争进程的加快，以及报纸消息来源的逐渐稳定，《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对长城抗战的报道重心也有所转移，有关喜峰口战况往往一笔带过，并不过多分析和渲染。如《泰晤士报》4月11日报道（4月10日山海关电），“经过长达数日的休战，长城沿线多次爆发殊死搏斗之战，尤其是在喜峰口和古北口，双方损失惨重”。显然，日本侵略军在长城沿线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进攻。据《纽约时报》4月11日报道，“据悉，日军在对长城关口的四次攻击中获胜，最主要的战役发生在冷口关，约五万名国军奋勇抵抗。其余战役发生在喜峰口、界岭口和南天门”，并绘制了示意图详细说明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华北地区的军事进攻和武装侵略。这一时期，喜峰口附近仍有一些日本侵略军四处活动，遇到爱国军民的顽强反击。新闻报道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日本侵略军在喜峰口所遭受的惨重损失，“鉴于国军的奋勇抵抗，日军担心会面临像在古北口和喜峰口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日军只好谨慎突进”。 综上所述，自3月9日起，中日双方在喜峰口持续交战，除正面对抗外，国军也发动夜袭并袭击巡逻队以打击日本侵略军。与此同时，古北口等地仍处在交战状态。日本侵略军虽然在喜峰口等地部署的兵力较少，但有一定的增援兵力可以补充，而且还调遣了军用飞机对关口附近的国军据点进行轰炸。3月中下旬，日本侵略军向罗文裕等地发起疯狂的进攻，喜峰口战况日益激烈。4月以后，日军对华北地区长城各关口进行全面进攻，最终占领了喜峰口，但出于下一步战略意图的考量，随后又撤出。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均对以喜峰口战役作了较为详细的追踪报道，战役发生的具体时间和经过，与当地现存的中文、日文重要史料基本相符，但由于多数战役无具体名称且持续数日，新闻媒体往往侧重于对激烈战况的报道，因此在部分战役的时间上也可能存在一两日的差异。报道同样显示，当时中日双方对战役结果的报道不尽相同，难以从中判定何方获得实际控制权和主动权。但战争双方各有胜负，战役呈胶着状态。此外，由于《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消息来源同样是中日军方，向媒体所透露的工作人员和补给等信息较为笼统，故难以从中具体分析伤亡人数以及损失状况。就《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报道而言，《纽约时报》更为详细充分，而《泰晤士报》比较强调对比性和概括性，前者有利于还原战争场景和局势，而后者则利于对战争过程和阶段进行分析。两报社均主要采用来自中方和日方军事界的消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延迟，但《纽约时报》的驻地记者较多，除驻天津的知名记者哈雷特·阿班外，在奉天、山海关等地均有通讯员，除电报外也有专用电缆同记者站联系，故报道较多。《泰晤士报》则在东京、北平和伦敦等地收集了中日军方高层的消息，并进行比对，客观性较强；并在报道中多次绘制地图，便于参考和研究，也在4月13日的报纸上发表了三张关于古北口战役的照片，更为生动形象。 除媒体外，长城战役还引起了欧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长城抗战的交战双方为中国和日本，但其具备鲜明的国际性特征，不仅在华北问题上至关重要，在远东安全问题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