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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早期录音“归家”的历史与意义(2)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中国民俗学网 《民族艺术研究》 参加讨论

    【文章内容提要】
    [李松]国家文化工程中的声音记忆——以集成志书中的音乐记录为例
    将我国的传统音乐档案置于国家记忆的语境中定位,是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话题。作者从自己多年来在文化数字化记录、保存、管理、传播等领域的工作经验出发,介绍了不同历史阶段政府层面所做的档案工作及绩效并分析评价了声音档案的意义。
    首先,从1979年开始开展的“中国十大集成志书工程”,是一项全国性的普查工程。文章分别介绍了民歌、戏曲、曲艺、器乐四大类的编撰情况和出版规模。此工程作为全国性的普查,作者认为自上而下的“集成”既是以传统音乐构成的集体记忆,也是以各地区、各民族民间声音为主构成的国家记忆。当时尽管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但大量资料具有文物价值。此次参与田野的人员构成包括各地学者,基层文化工作人员、社区文化经营者共十几万人,历时30年完成,此项工程就规模之大、全面系统和声音的记录而言,的确是第一次,也为后来的民族民间音乐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范式。
    21世纪以来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持的“再记录和抢救”工程,秉承之前的工作,在技术手段与学科视野上都有进一步提升。一方面展开修复档案与老唱片数字化的工作,另一方面逐步展开了地方影像资料抢救性修复和著录。
    随后作者提出要进一步展开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数据库的“元数据”建设,让文化信息的空间表达更为精细化、系统化。总体上,要将国家记忆与大众生活、艺术发展、文化交流联系起来,推进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延续和发展,推进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文化保护、传承与创造的终极目标。
    [安东尼·西格]虽难尽人意,但我们做得越来越好:存档、“返回”与未来的挑战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民族音乐学家发现让历史录音资料“归家”并非如他们想象般简单,但他们也在努力地确保这些录音资料能够以当地民众了解且运用自如的方式来进行归还。
    作为一位有着多年档案建设工作经验的资深民族音乐学家,Seeger在文章中主要分享了三个案例,分别是: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1890年代人类学家进行的大规模蜡筒录音;Edward Herbst自2002年起对巴厘岛录音的“归家”实践与研究项目;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对所收藏的11000卷早期商业蜡筒录音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自己的田野经验,讨论了早期录音的功能性与重要性,强调了数字档案“归家”的意义。
    作者提出:成功的“归家”离不开当地群体或个人的全程积极参与,这些录音不仅可以让当地的音乐传统重新焕发活力,也有利于人们对它们进行改造。如果接收社区的个人或者团体对于录音资料的归还(return)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样的早期录音归还是最成功的;若他们参与到策划以及归还的方法中,则这一过程最为奏效;当策划或者执行都是单方面的时候,归还就不会有那么成功。
    通过研究不同类型的“归家”项目,可帮助我们避免遭遇曾经遇到的困难,并且从中吸取成功经验。对于不同国家“归家”项目中运用的多种不同方式,民族音乐学家和其他学者需要从这些多样的试验中进行归纳和总结。
    [唐·尼尔斯]发现、获取、运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早期录音“归家”的经验
    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澳大利亚以北,印度尼西亚以东。巴布亚新几内亚虽为岛国,但750万人口讲着840种语言,是全世界语言最丰富的地区。音乐录音工作的最初研究目的就是丰富、涵盖并保存所有的音乐与民俗文化,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音乐和舞蹈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集合而言,早期录音的“归家”意义重大。
    作者在文中讲述了过去40年间他所参与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音乐录音工作,他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研究人员的录音工作及其所绘制的录音足迹地图:最早的录音工作起始于1898年,受大环境影响,当时的研究者主要以英国研究员为主;1904—1918年,越来越多的德奥人员参与了录音工作,譬如柏林音响档案馆的研究员;1921—1944年,一战、二战期间,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员开始占有较大比例;而在此之后,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录音设备开始普及,个人研究者也逐渐增多,同时,研究者开始注重录音文件的存档。作者从整个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以及总结出来的规律都颇具借鉴意义。
    针对早期录音“归家”,作者提出了三个步骤——寻找、获取、运用。“寻找”录音,涉及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以及如何定义“早期录音”等问题;“获取”录音,即将录音进行拷贝和备份,使得它们能更好的“归家”,牵涉到以什么形式、归还到哪里等问题;“运用”录音,是第三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将录音进行梳理与出版,将信息进行反馈,并反思录音对于当代的意义。
    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所的音乐档案馆通过翻译、编辑、注释和整理原收藏于维也纳音响档案馆中的三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早期录音所获得的成果,不仅为这些音乐提供了更多相关的文档资料,同时还可能推动、刺激和影响新的表演和表演观念。
    [提科特·塔芙拉]有声历史的意义与对象
    “柏林音响档案馆”中收藏了埃里希·卡施克(Erich Kaschke)博士于1906年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首都阿克苏姆记录的37段歌曲和器乐作品。经过文本与音乐的研究,作者发现该档案内容涉及宗教、狩猎、爱情等传统歌曲。在对歌词文本的记写方式分析中,不仅推测其可能的记写者,并发现这些歌曲几乎由有限的文本组成的典型特征,推测当时的参与者缺乏对歌曲内容的理解。此外,通过录音时间和当地节庆时间的比较,推测该档案是专门录音工作的结果,并探讨了表演者的身份。阿兹玛里人的音乐传统虽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且旋律、韵律和歌词会随着时间有所改变,但大部分歌曲的表演方式和风格是相对稳定的。作为历史资料,该档案有其特殊意义,且具有进一步研究或再研究的必要性。
    [吉萨·贾妮珍]从维护文化资源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回返”
    未来,文化资源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任何程度的人工智能都无法取代这些资源所传递的信息及其与人的关系。
    文章主要探讨了作为文化资源的音响如何共享的问题。作者认为,“归家”是文化资源共享的一部分,这种共享不是私人的占有,录音的数字化传播和反馈尤其重要;同时,人们需要构建历史音响与当下音响之间的关系,还要根据当下的录音和历史的录音进行比较。
    在全球化的时代,早期的录音有着宝贵的价值,对文化资源的维护,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理解,而未来会不断给予我们新的视角。
    (本组文章刊于《民族艺术研究》2018年第1期,详细内容参见刊物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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