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启蒙运动爆发于1904年-1910年，但在1949年之前并没有爱国启蒙运动这样的说法，这一说法的提出者是孙晋泰。孙晋泰对这场运动的评价基本是肯定的，但也有学者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究竟后世对爱国启蒙运动的评价具体是怎样的呢？ 后世最早提出“爱国启蒙运动”这一说法的是1949年孙晋泰的《国史大要》，他在书中提出爱国启蒙运动包括新教育运动和民族宗教运动，并指出“这种爱国启蒙运动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和宗教打下基础，是一项历史大业，从那时起，教育才开始向民众开放”。此后学者们进一步扩大其范围，将爱国启蒙运动定性为：1905年日本逼迫韩国签订《乙巳条约》之后，以开化自强派为中心、以完全恢复国权为目标而在1904年至1910年间展开的开发民力和培养民族独立力量的运动总称，主要包括：教育救国运动、舆论启蒙运动、实业救国运动、国债报偿运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国学运动、民族宗教运动以及创建国外独立军基地运动等。由于爱国启蒙运动对韩国民族主义形成所产生的关键作用，因此在后世普遍受到肯定为主的评价，与义兵运动并列为旧韩末救亡运动的两大潮流。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否定的意见。犹太裔韩国左翼历史学家、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朴露子在200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爱国启蒙运动”是否为“爱国”运动？》的文章，对爱国启蒙运动的对日妥协性进行尖锐批判。他指出大韩自强会聘任日本“友人”大垣丈夫作为顾问，而大垣丈夫则主张韩国没有必要保留军队，文明的列强会以正义对待韩国，因此韩国没有必要担心遭受侵略，当务之急是致力于教育和殖产兴业，在适当的时机恢复独立。这种观点实际上与当时爱国启蒙运动的知识界产生共鸣，大韩自强会的领导者之一李沂高度评价大垣丈夫的观点“唤醒世人，振奋人心”。大垣丈夫是一个日本国粹主义者，正如1936年出版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记录他所说的那样，他来韩的目的是“指导和启发韩国人，以利于帝国的政策，以报答国家的大恩”。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够成为大韩自强会的顾问，与张志渊、吴世昌等爱国启蒙运动领导人成为至交的呢？其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持有矛盾的对日观。面对日帝剥夺国家主权的现实感到焦急和愤怒，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爱国的；但他们所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将东渡日本留学和对日贸易视为财富积累的手段，因此对他们而言，日本不是一种威胁，而是值得学习的楷模。大垣丈夫提出的“日韩同盟论”以及安于保护国现实的“实力养成论”正好与他们的阶级利益相吻合。所以朴露子认为，从即将沦为亡国奴的人民群众的角度来说，这个运动实在不配冠以“爱国”，而单称之为启蒙运动或自强运动更为恰当。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史学界则将其舆论活动、学会和私立学校的设立活动称为“爱国文化运动”，政治制度改革运动、民族产业运动和民族财政金融制度确立运动称为“爱国的启蒙运动”，合称为“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代表朝鲜观点的《朝鲜全史》称其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人民的反日斗争的鼓舞后为恢复国权而掀起的运动”，“作为以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为主的一大潮流，对人民政治文化的启蒙是其活动的基本内容”。又谓其启蒙活动“由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我国的日帝侵略者与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政策，不仅没能想到对劳动人民大众的子女实施近代教育，而且其所有教育的内容没有脱离封建的框架，完全陷入了沉滞状态”，对爱国启蒙运动给予较低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