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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冉成 想必很多人都不会对《盗墓笔记》这部小说陌生吧。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是这些寻宝探险题材文学作品的铁杆粉丝。但文学毕竟是文学，它所呈现给大家的考古和真实的考古实际上差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再谈谈另一个被媒体广为误传的概念，即“恐龙考古”。很多人，一听到哪儿又发现了什么古老的化石，尤其是恐龙化石，紧接着的一句话就是：“哇！真羡慕这些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听了会嘀咕，“这跟我们有毛关系？”古生物学家听了也会抱怨，“明明是我们古生物学家的功劳，又被误认为是考古的了！”这些误解跟这两个学科的封闭性和小众化有直接的关系，也和它俩之间的相似性有着根本性的因果联系。 这里我想对这两门学科作一点思考，也想探究一下两者是否能擦出点儿“爱情”的火花。 首先，相似性，即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都是以研究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过去遗留下来的实物材料为鲜明标志的学科。 实际上，不论考古还是古生物，乃至整个地质学，都是研究地球过去历史的学问，可以统称为广义的历史科学。甚至有学者说过，在终极的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在抽象的意义下，一切科学都是数学；在理性的基础上，所有的判断都是统计学。 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先挖，再观察，根据形态特征分门别类地将它们安排到一个既有分类体系中的合适位置上，然后作一些推理和判断。 当然，稍微了解点考古学史，就能理解两者为什么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了。中国考古学是西方的舶来品，而西方的考古学有三个源头或传统，一个是欧洲的古典学或艺术史传统，一个是北欧的古生物学或史前史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欧洲大陆的旧石器古人类传统。 旧石器古人类和经常伴出的动物化石让考古和古生物学的时间区间有了部分重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将两者混为一谈了。 整个考古学所依托的两大理论支柱：地层学和类型学，就是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中借用过来的。考古地层学源自地质地层学，主要根据是地层层序律和化石层序律。不管是考古地层学还是古生物地层学，两者都是田野工作（挖掘）所依托的基本原理。 考古类型学则源自林奈的生物分类系统学、莱伊尔的均变论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考古学认为根据器物的形态可以将各类出土器物进行分类，而且器物的演变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变化也是按照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高级再到式微的过程。所以，考古类型学基本可以和古生物形态学和系统发育学相对应。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将人类室与其他脊椎动物室囊括在一个机构里，就是最好的、最生动的例子。这也是我能从考古专业转到古生物研究中的关键因素，两者确实有太多相似性和相关性了。 目前来看，考古学依旧继承了它最初的那些习性，把“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仅从古生物学中借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就有孢粉分析、植硅体分析、埋藏学分析、动物个体数量分析，动物群分析等各种分析方法。甚至，点断平衡理论也能很好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规律。 当然考古学也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据我所知，考古地层学虽然没有突破史密斯的地层学原理，但其以更加精细的空间信息记录在考古学分析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田野考古的发掘方法也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西方采用大面积揭露法，中国采用探方法发掘，两者各有优劣。 另一方面，这些源自古生物又经考古发扬光大拓展出来的新方法，是否可以反过来用于古生物学研究中呢？我个人希望可以，如果考古学那种更加精细的发掘和分析方法可以用于古生物学的研究中，那真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但是否真的可行，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实践的检验。 首先，考古地层堆积的年代晚，其中基本没有石化等化学和物理过程。新石器时代及以后，除了遗物，遗迹单位也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之前的旧石器时代，尤其是早中期，很少有遗迹现象发现，是早期本就没有形成明显可见的遗迹现象还是漫长的时间长河将其冲蚀殆尽？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时间更为久远的古生物化石堆积，原生堆积本就罕见，更遑论遗迹现象了。即便有原生堆积，有遗迹现象（本文所讲的遗迹现象包括单独的遗迹化石，但更倾向于那些能指示动物行为模式和社会属性的遗迹组合），是否可以读懂它的意思，遗迹现象是否有意义，也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 令人高兴的是，前些日子听同学讲恐龙蛋的研究时，才知道一窝或几窝恐龙蛋组合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古生物遗迹现象，不但可以用来研究恐龙蛋本身，还可以根据其空间结构推断其产卵行为和社会属性等。 后来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到国内外其实还是有一定量的古生物遗迹现象的。比如河北赤城下白垩统土城子组的兽脚类恐龙足迹化石、伊朗中新世哺乳动物足迹化石、韩国哈曼组鸟类足迹化石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古生物遗迹现象。 所以，古生物学向考古学或是其他更多学科学习是完全可行的。只要运用合理，就一定能碰撞出神奇的火花。 其实，不管理论方法和技术是哪个学科提出来的，只要好用，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拿来用之。当然，一味地只拿不创造是不行的，也要积极发展自身的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