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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国统治者凭借其背山负海的地理优势，以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制度遗产，很快通过海洋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看来，南汉国进一步拓展了唐代以来形成的南海至印度洋、阿拉伯海地区的贸易网络，并为北宋迎来海外贸易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近日，记者就南汉国与南中国海贸易等相关问题，采访了李庆新。 承接唐代盛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五代时期南汉国的海外贸易情况，相关文献记载似乎并不多，您对南汉国的海外贸易情况是如何看待的？ 李庆新：史籍文献对南汉国的相关记载数量较少，而关于海上贸易的直接记载就更少了。但是通过零散的文献记载、传世的碑刻资料、考古发现，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当时海外贸易情况。 首先，南汉国海外贸易承继了唐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市舶管理制度。 其次，南汉国在海洋经略、海外贸易等领域作出了新的拓展。早期南海地区水下考古发现的唐五代沉船都不是中国船，导致国外学者对唐代以前中国船能否航行到南中国海一带多持怀疑态度。但在南汉国文献中，确实明确记录了中国战船航行到南中国海，以及在南汉国军队中由“巨舰指挥使”统率水师海军的情况，显示南汉国对海洋经略保持了高度重视，并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南汉后主还尊南海神为昭明帝，“庙为聪正宫，其衣饰以龙凤”，如此高封号的南海神也显示了南汉王朝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 从印坦、井里汶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中外器物数量、种类来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地区的海上贸易在五代时期非常活跃，货物交易量庞大。印坦沉船中发掘出了97枚银锭，每枚重约50两，总共近5000两，如此巨额的官库银锭出现在一艘沉船上，可以推测出南汉政府介入了这一贸易，也印证了南汉海外贸易的繁荣局面。 最后，南汉国海外贸易不仅承接了唐代盛势，而且开启了北宋海外贸易新局面。宋太祖赵匡胤曾言：“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广南、江南地区海外贸易繁荣，北宋统治者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平定南汉后，北宋统治者立即以广帅尹崇珂、潘美并兼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又重修南海神庙。 开中国银本位制度之先河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货币史的角度来看，在南汉时期，岭南地区并用铅铜银等多种货币。在10世纪的印坦沉船上仅发现了145枚“乾亨重宝”铅钱，却发现了数额巨大的银锭。您对此如何解释？ 李庆新：印坦沉船上确实银锭多铅钱少，但这并不是说铅钱在南汉不重要，相反“乾亨重宝”铅钱是南汉国主要货币。由于铅钱材质低劣，在海外市场不如金银、铜钱受欢迎，这是造成沉船发现的银多铅钱少的原因之一。 在古代东西方贸易中，各国钱币很容易随着物流“漂洋过海”，并在相关国家流通。南海诸国有兼用外国钱币的习惯，古罗马钱币、波斯银币、中国铜钱在这些国家的考古中时有发现。印坦沉船发现的巨量南汉银锭，显然是国际贸易之物，这与岭南地区在唐五代时期是特殊通货区有很大关系。唐初推行统一货币制度，使用铜钱，兼用布帛谷粟，但在岭南地区依然维持了两晋以来使用金银、杂用铜钱的习俗。例如，《天宝地志残卷》中记载了各郡公廨本钱的数目，计量单位有贯（铜钱）和两（白银）。岭南共有65郡，公廨本钱用铜钱的有18郡，用白银的有33郡。 岭南以金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一方面，如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所说，是对南朝以金银为货币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唐王朝刻意为之的结果。在进行远距离、高价值、大数额的交易时，金银作为岭南地区广泛使用的货币具有天然优势。唐王朝不仅特许岭南地区开采金银矿，而且鼓励金银在这一地区流通，以避免在海外贸易中铜钱大量流失海外。同时也因为海外贸易发展，外商以金银购买中国产品，大量海外金银货币进入岭南地区，时称“南金”，导致金银增多、金价下跌。这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印坦沉船上银多铅钱少。 从货币史的角度来看，学界一般认为白银是在唐代后期和五代时期进入流通领域成为正式货币，从事实上确立了银本位制度，这是中国货币史上划时代的变化。而作为以金银为货币的通货区，银本位制度在岭南地区早已形成，可谓开中国银本位制度之先河，意义非同一般。 具有海洋特性的濒海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等角度出发，您如何认知南汉国的历史地位？ 李庆新：一直以来，文献中较少出现有关唐五代时期岭南地区的记录。因缺少了解，后人会误以为这一时期的岭南地区仍处在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货币经济不发达。实际上，岭南地域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虽然偏远内陆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落后，交换手段相对原始，但在广州等沿海城市与贸易中心，社会经济则是另一番景象。海外贸易繁荣、商品经济活跃，货币形态与支付手段趋于多元，本地所产金银与海外“南金”广泛进入流通市场，适应了海外贸易需求，成为铜钱之外的重要货币。在唐代，广州凭借南海贸易优势，与国外市场建立了密切联系，形成了与海外贸易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市场机制，成为唐代海外贸易中心。“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可以说广州的城市功能已超出了区域体系，广州不仅是全国性贸易中心城市，而且是南海、印度洋海外贸易中重要的东方港口，这也是南汉立国后能够在短时期内积累大量财富的经济基础与制度原因。 繁荣的海外贸易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宋代统治者实施“通商惠工”政策，传统“重农抑商”政策和经济结构有所改变，城市商业地位显著提高，海外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变局。 从东亚海洋发展历史来看，传统大陆国家形态的认知思维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我们认识南汉国的视角。在海洋史学界，南中国海也被称为“东方地中海”，这个“贸易圈”形成时间早，在西汉南越国时期已见端倪。岭南地区或者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很早就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中原内陆地区的特质，例如货币流通领域的“特殊通货区”。与五代内陆各国不同的是，南汉国面向海洋、倚海立国，是中国南方具有海洋特性的濒海国家。因此对于南汉史研究，对中国沿海古国乃至东南亚古代国家形态的认知与研究，我们要跳出“陆地史观”的以往经验，从“海洋史观”的新角度去认识南汉国，并展开研究。 记者 武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