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全集》自1994年出版后,至2011年已是第三版印刷了,每一版的文章与书信都有所增补,独未收入日记。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认为,冰心不写日记。 冰心逝世五年后的2004年冬天,子女们决定将冰心遗物全部捐献给冰心文学馆。我带了馆里的工作人员,先后三批用五个10吨的集装箱,将冰心的全部遗物运回福州,这其中就有大量的冰心与吴文藻未刊的日记、笔记、书信、佚文及其他资料。在经过初步分类整理后,于200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冰心佚文与遗稿发布会”,除公布佚文外,还公布了在整理遗物中发现的“大量未收入《冰心全集》的书信、日记、笔记和家庭账本等遗稿”。(佚文由我编成《我自己走过的路》,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部分佚文收入2011年版《冰心全集》,同时作为单独一集“佚文集”,收入我编的六卷本《冰心文选》。) 最先进行整理的是“家庭账本”。我组织了冰心文学馆年轻馆员邱伟坛、熊婷、鲁普文、刘冰冰、林幼润和郑薇等进行录入,之后由我统一整理校正。冰心日记起初发现的是冰心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记,这些日记不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本子里,而是分散记在外出视察、参观、访问的笔记本中。这些笔记本有23本之多,每一本都被密密麻麻地写满。我将每一个笔记本通读并注出内容,有不少本里就没有日记,大都是政界、文艺界、党派领导人的讲话,开会的发言记录,外出视察、访问的现场记录等,日记只是散落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是将这些文字全部整理出来,还是仅将日记单列,我颇为踌躇。如果全部整理,工作量巨大,仅是日记部分,所用精力与时间也不易估量。此时,我接受了作家出版社“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冰心传》的写作任务,与黄宾堂先生有电话联系,当他得知冰心日记与家庭账本时,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希望尽早完成整理,由作家出版社首刊出版。 从2008年6月起,我开始了《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的写作,耗时整整6年,同时完成的还有《冰心年谱长编》。不用说,两部书的写作,都使用了冰心吴文藻的未刊日记,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日记与笔记,两部书的资料将会大为逊色,甚至会影响到书的思想深度、传主的人生轨迹与艺术视野。因而,我在每一章节的写作前,总是要阅读与此章节相关的日记、笔记等,并将其录成文档,以便使用。冰心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未刊日记,便是这样陆续整理出来的。 在接触冰心日记后,深感其独立面世的意义与价值。2014年夏天,我应邀到内蒙古出席一个女性文学的研讨会,与北京语言大学李玲教授谈起整理出版冰心日记之事,询问她是否有研究生愿意来做这项工作。李玲从研究冰心起步而日渐享誉学界,自然懂得“冰心日记”四个字的分量,说她自己就十分愿意参与,碍于时间的不允,她答应,开学后即与她的博士生商量,请她参与,并以此进行学术研究。 李玲的博士生刘嵘在来年的寒假尚未结束时,便只身来到冰心文学馆,翻阅、翻拍了冰心的23个笔记本。回到北京后,便开始录入、注释。我收到她的录入注释稿是在2016年9月间,速度之快,令我惊奇。此时,我将出版冰心日记的想法,正式告诉了吴青、陈恕二位老师,他们是冰心版权的授权人。2017年早春,我到北京拜访了吴青、陈恕教授,他们同意授权出版,并且提供了另外三本80年代之后的日记,希望一并收入。 从北京回榕后,我即着手进行冰心日记出版前的案头工作,即将我之前的录入与刘嵘的录入进行比对,疑难处依据原稿解决,做出最后的定稿整理;刘嵘则在北京,进行另三本日记的录入与注释,最后由我根据原稿复制件进行定稿整理。 整理与注释,遵循以下的准则: 一、冰心日记,不以发表为目的,多为写作积累素材,也有思想认知、身心感受,亦有人事纷沓的记录等,整理时只做标点、断句、分段,文字一律保持原貌,无法辨认之字,以□代替;需要订正、补充的字以[ ]加入。尤其到了晚年,作为不以示众为目的的书写,随意至如天书,辨认十分困难,逾近晚年,还出现了思维与书写的游移,反复与重复、多字与缺字、语法不妥等时现,整理时亦不做更动,保持日记者的书写与心灵的真实面貌,保持日记者真实的生命状态。 二、冰心日记断断续续跨越了半个世纪,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尤其是一些流行的术语,都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消失,读来有隔时之感,但在当时却是路人皆知,甚至成为口头禅。冰心的日记保留了这种时代的文化符号,甚至她自己还创造、缩写了一些流行词组,比如, “Cl.S.为纲”,便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英文缩写等,这些都保持原貌。 三、注释希望尽量简洁,阅读与研究者如有需要,可自寻答案。必要的注释,一是与冰心作品与人生关联较多、较密切的人与事;二是补充日记中提及,但未详尽的内容,比如诗词、对联、地名、人物关系等;三是整理者认为需要特别提示的内容。 四、为了便于阅读与查阅,编者按一个完整的时间段,编制目录,加入标题。 深感冰心日记的整理与注释责任重大,从个人空间的书写,到公开出版的呈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形式转换,在一定的意义上,烙下了整理者的印迹等,但又不能失却原文的本意,现在这样把握,是否恰当?希望得到读者与研究者的指正。一些人名、地名与名称等是否准确,都有待完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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