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林语堂先生一封亲笔函的翻拍件，信里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出版商翻译外国书籍的，其中写到“敝友杨维铨”愿译某短篇小说选，“舍侄林疑今”愿译某集子等。杨维铨即杨骚的本名。信末时间写着“二月二十四日”，没有年份。我推断，这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写的。这封信读后，勾起我几许思绪。
    许多年以前，我刚从南京一所学校毕业不久，有一回公干到广州。广州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也是父亲杨骚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于我有一种温馨和亲切。一天晚上，到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北京路闲逛，从灯火的河流和人的河流中走进新华书店。我无意识地走动，在一架书柜最上层的角落，看到了上下册的《鲁迅日记》，请服务员取下来一看，还是精装本的，没什么犹豫，就买下了，尽管价格不菲。父亲杨骚与鲁迅曾有过交往，或许里面有什么记载，如果没有也无碍，看看伟人的日记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后来的情况说明还真买对了。
    回到流花宾馆，躺在床上翻开《日记》，很快找到有关父亲的记录，远不止一处。《日记》里出现文坛赫赫有名的郁达夫、柔石等等，还有林语堂。说来不好意思，我还很不清楚林语堂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他的书，只是片段地看到过一些贬斥他的文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远离政治、专事闲适小品文的文人。此时“文革”刚刚结束，想来应有不少人同我一样，对林语堂不甚了然。但有一个名字那天晚上我是记住了，叫林和清。
    在1928年1月25日那一天的日记里，鲁迅这样写道：“二十五日雨，下午晴。寿山来。林和清及杨君来。”《日记》后面的人名索引表明“杨君”就是杨骚。这则简短的日记里一个“及”字，表明林和清同父亲是一起到鲁迅家中的。这个林和清是什么人呢？脑子里出现一个盘旋不去的问号。
    “文革”结束后，断断续续出现了一些回忆和研究杨骚的文章，只要我发现，都会搜集起来。忘了在哪一篇文章或何处提到了林和清，说他带杨骚认识了鲁迅。还提到了林疑今，说他们都是林语堂的亲戚，林疑今还是厦门大学外文系主任。于是我到了厦门，这座美丽的小城离漳州很近。夜暮降临不久，我来到厦门大学西村一座楼房的二楼，同林疑今先生做了一番时间不是太长的交谈。他是个和蔼的老人，在黄色的灯光下，他凝神地看着我，让人有点犯嘀咕。谈话中才知道，他认识父亲，很熟悉。30年代他同父母都在上海，有几次半夜时分，杨骚来敲门，原来同白薇吵嘴，跑来消气，消完气后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凑合一宿。在林疑今先生的帮助下，我终于解开了那个问号。
    原来林和清是林语堂的三哥，原是一名西医，却非常喜欢文学，同鲁迅认识较早，给鲁迅主编的杂志《奔流》写稿时用的笔名叫林憾。林语堂当时创办了《宇宙风》杂志，后来离开上海到美国，林和清接替弟弟主编这份杂志，此时名字改成了林憾庐。他倾尽全力于这本杂志，实际上是累死在这个位置上的，时为1943年2月。巴金写了《纪念憾翁》的文章，通篇哀思绵绵，说他在“朋友中间发射着光彩”。正是他引领杨骚认识鲁迅，使杨骚从新加坡回国才几个月，便得到鲁迅的赏识和提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以自己一批作品获得文坛的认可。
    林疑今先生是林语堂二哥林玉霖的儿子，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如今也已远去，但是他翻译的海明威名著《永别了，武器》，自上世纪30年代起至今，一版再版，长盛不衰。1932年2月杨骚回漳州，途中给白薇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船中碰到疑今的弟弟们，听说语堂太太也回来了，坐二等舱，我没有看到她。疑今和他的父母仍在上海，三义坊20号。疑今的父亲今早到船上来见送他的儿子，临别时拿十块钱交给我，请我代他送给他的老母，听说他的老母已经七八十了，他言时竟眼泪流了起来，很是感伤的样子，一个上四五十岁的人，还会念起老母来而落泪，这回我算是初次见到。
    林玉霖拿钱托杨骚带给漳州家中的老母，想来关系很好。
    因为共同的志趣，又因为都是福建漳州人氏，同在海上文坛的老乡，杨骚与林语堂及他的几个兄弟和侄儿，都同鲁迅过往甚密。鲁迅在1928年9月27日的日记里记载：“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合。夜邀请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玉堂即林语堂。若狂即林惠元，是林语堂大哥林孟温的长子，也是个文学青年。4个乡亲一起到鲁迅家作客，又由鲁迅作东一起到饭馆吃饭，其乐融融，这情景也会让文坛不少人羡慕吧。
    但是文坛不是一泓清水，不知道有多少是是非非的事情在不停地搅和。杨骚同林语堂有这一层的同乡关系，后来让人想不到会成为杨骚同鲁迅疏离的一个缘由。
    这是1929年的一件事情。有一天，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夫妇、杨骚等好些人在上海南云楼一起吃饭，席间，鲁迅同林语堂发生激烈的争执，大家不欢而散。离席后，鲁迅满腹火气还没有消，他要拉杨骚到自己家里，再叙谈叙谈，正好杨骚那天拉肚子，不舒服，没有同鲁迅一道回去。鲁迅大概认为杨骚偏袒自己的老乡，心里有了疙瘩。
    有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称这件事情为“南云楼风波”。鲁迅在当天的日记里也记下了此事。《鲁迅日记》1929年8月28日这么写着：“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讽，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我对这件“南云楼风波”的事颇为在意，耐心查阅了一些资料。因为从1930年起，《鲁迅日记》中杨骚的踪迹突然消失了，但他仍在上海，让人不解。在这之前的1928年和1929年两年中，《日记》中有关他的记载有69次之多，在当时文学青年同鲁迅的交往中是少见的。晚年杨骚同侄儿杨荣谈起同鲁迅误解的几件事中，“南云楼风波”是其中的一件。
    这件已过去有80年之久的事情，缘起和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上海北新书局的李小峰拖欠鲁迅大笔版税，鲁迅提出诉讼，李小峰请来郁达夫调解，谈妥了将欠鲁迅的2万元版税分10个月付清。这天他们一起去南云楼吃饭，与此事没有瓜葛的林语堂酒后言多，讲到了张友松。张友松是原北新书局编辑，春野书店创办人。鲁迅认为林语堂提起张友松是讥讽他提出诉讼与张友松有关，因为张友松也想办书局。鲁迅亦有几分酒意，他脸色发青，拍案而起，连连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林语堂也不相让。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刊《回忆鲁迅及其他》，1940年7月宇宙风社出版）一文中，详尽地叙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林语堂在《忆鲁迅》一文中则说此事是“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度过了。”实际上，这件事情导致鲁迅同林语堂两三年没有来往。
    “南云楼风波”中鲁迅同林语堂的冲突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少有人知道杨骚因此事与鲁迅也生出了隔阂。这种误解他大约无法对鲁迅多作解释。
    尽管出现过“南云楼风波”这样的事，短时间也无法抹去它的阴影，但他们终有过密切的交往，在大的事情面前，在对待恶势力的残暴，他们依然是非分明，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前面提到的林语堂的侄子林惠元，曾是漳州进步学生组织“震中学社”和“非基大同盟”的骨干，“四·一二”后，为躲避迫害，远走新加坡，之后回乡又转到上海，同杨骚成为好朋友，他有时住在父亲林孟温家中，有时就同杨骚住在一起，也是鲁迅家里的常客。1929年，他回漳州组织进步团体“群学社”，同进步青年胡大机主编《爝火》月刊。3年后又接办《回风报》。后来《回风报》准备迁往厦门，杨骚也回漳州住了一段时间，要同林惠元一起办这张报纸，因为经费不足，此事最终没有结果。
    1933年5月初，任福建省龙溪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的林惠元，没收了一批大宗的走私日货。不料这起走私与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有关，黄强企图用巨款收买林惠元，要求归还日货，想不到被林惠元拒绝。他恼怒之下，便指使手下诱捕林惠元，并立即枪杀。林惠元被押上车后大声喊冤，又被匆忙拖回，用短竹子将他的嘴撑开，不让他呼叫。当时有许多人看到这个场景，林惠元被押赴刑场时，在车上挣扎着要讲什么的样子，但是嘴被竹子顶着无法出声。后来有尚存的老人记得此事的，提起仍充满惋惜之情。
    林惠元被残忍地报复杀害的消息传到上海。当时漳州文艺青年蔡大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登门找林语堂陈述此事。林语堂和杨骚立刻行动起来，奔走联络了一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道签署了《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署名的有柳亚子、鲁迅、郁达夫、傅斯年、叶圣陶、林语堂、杨骚等20人。这份《宣言》于当年6月2日和6月3日先后在上海《大美晚报》和《申报》发表，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宋庆龄和蔡元培也分别向有关当局发了电文要求惩治凶犯。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林惠元的冤案还是石沉大海。对林语堂来说，林惠元是侄子，对杨骚来说，林惠元是好朋友，但这场抗争却不是私人恩仇，这是正义同邪恶的斗争，当正义被绞杀了，他们能沉默无语吗？在邪恶的面前，当年他们曾同是正义的卫道者，一起发出了呐喊的强音。
    岁月茫茫，往事如烟。杨骚比林语堂迟4年多才来到这个人世间，却比他早了近20年离开。20年，不知能在这个人世间走多远的路。林语堂出生在福建平和县的坂仔村，平和一家瓷厂烧了一种摆设的瓷盘，上头印着林语堂的头像，他手里拿着烟斗，表情很祥和。旁边有两行字，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林语堂语录：“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许多年前的话也同样适合表达如今开放社会的包容和务实。
    林语堂的祖籍在漳州近郊的天宝镇五里沙村，这里仍埋葬着他的父亲和母亲。由于种种原因，他后来再没有回过家乡，没有在父母的墓前为身为牧师和基督徒的父亲母亲做做祈祷。幸好，假如有过遗憾，女儿替他抹平了。2002年4月，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和林相如回到五里沙村。在座谈会上，我见到了她们。她们姐妹中，只有林太乙接过了林语堂的衣钵，写过小说，是闻名于世的《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她显得很疲惫，步履蹒跚，说话语音不亮。她在自己写的《林家次女》一书中，曾引用美国作家沃尔夫的话“故乡是不能再回去的”，因为人事景物已经全非。但是她还是回来了。某种意义上说，她回来，也代表了林语堂回来。2011年10月，我在林语堂出生地平和县的一次文学活动中同林相如又相遇。我谈起一些往事，但她对文坛的事似乎很生疏。
    我到过台北林语堂故居，他的坟墓就在这里。参观时，我心里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林语堂仍在，他会回家乡吗？也许，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