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为作者“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鸟瞰”主题第二篇，请参考上篇《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以及表现》。 中国历史上的安全战略内涵十分丰富，形态相对稳定，功效至为显著，并随着历史的嬗递而形成为一种传统，渗透于古典战略文化的各个层面，在巩固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维系正常统治秩序与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这种安全战略逐渐形成了自己一些鲜明的特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宝库。大致而言，其主要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内先于安外，立足于自身建设，由内及外，循序渐进。 历史上明智的统治者在制定与推行其安全战略时的显著特色之一，是普遍注意正确处理治理内部与抗御外敌两者之间的关系，摆正双方轻重缓急的具体位置。他们通常的选择，是将改良内政，增强内部的凝聚力放在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作为抵御外侮、安定四方、号令天下的基础和前提，唐太宗的那段名言“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三年），就概括洗炼地反映了这种理性认识。 在汉、唐、宋、明、清那些有作为的君主看来，国防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内政建设问题，唯有国内政治清明，君臣和辑，民众归心，经济发展，制度健全，才能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缔造起坚不可摧的国防体系。而有了强大的国防，则对外无论是战是和，是攻是守，均可以应付裕如，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一个清明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均处于优势地位的泱泱中原王朝，对周边各少数民族必将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使其主动内附，加快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以夏变夷”、“服远徕众”，俱臻文明，共同繁荣。韩愈《原道》中所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映的正是这层意思。 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历史上少数雄才大略的皇帝，如唐太宗、清康熙，甚至把修筑长城防御边患都看作是消极的举措，主张以清明内政为守国固边之根本。如唐太宗就表示“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康熙帝也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道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正因为他们能明智处理内政与治边的关系，治内优先于安外，遂使当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方向正确，成效显著。 （二）在势力上升的初期，善于韬光养晦，掩盖自己真实的战略企图，诱使敌人放松警惕，懈怠斗志，利用这一机会，积蓄力量，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 强大的国防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为了顺利实现敌我双方战略优势的转化，达到建设强大国防的目标，并在这个过程中避免敌方的干扰破坏，就需要处于势力上升初期的战略决策者善于隐蔽自己的战略企图，韬光养晦，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俟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坚决出击，克敌制胜。这就是范蠡所说的：“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所以要“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国语·越语下》） 历史上的明智统治者在推行其安全战略过程中，普遍重视“韬光养晦”，“待其坏败，随而袭之”的策略原则。如越王勾践在灭吴过程中，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的军事实力得到根本的改观，完成了吴越双方战略态势的转换，尔后对吴国发起摧毁性的进攻，一举翦灭了吴国，登上了霸主的地位。又如西汉立国之初，统治者面对百废待兴的客观现实，对北方劲敌匈奴故示卑弱，通过“和亲”等手段，卑辞厚赂以求得边境局势的相对平静，为自己赢得发展经济、稳定政局、扩充军力的时间与空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一切准备完成就绪，这时乃由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用巨手揭开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帷幕，在经历了前后五次的战役出击，遂歼灭匈奴主力，迫使匈奴远遁漠北苦寒之地，基本平定了匈奴边患，“幕南无王庭”，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一，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再如唐朝建立之初，在内乱尚未平定的特殊情况下，对来自西北强大的突厥贵族势力的军事威胁，也采取了退让容忍的对策，唐高祖李渊甚至还一度向突厥“称臣”，然而，唐朝君臣正是利用这一军事压力稍缓的间隙，韬光养晦，励精图治，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在平定内部的同时，作好了打击突厥的军事准备，并适时出击，战胜突厥，一洗国耻，从根本上改变了唐王朝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 （三）在制定与实施安全战略时，高度重视把握重点，注意抓制约全局的关键环节，突出中心，兼顾一般，纲举目张，确保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收到积极的成效。 在矛盾的对立关系中，必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规定矛盾的性质，并制约着矛盾次要方面的存在与发展，在安全战略问题上，这一性质同样存在。一个国家必然会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安全威胁，仅就外部环境来说，敌对的势力就往往是多个的，虽然它们对国家的安全都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却有轻重缓急的差异。这时候如果不分主次，全面出击，那么就容易分散力量，陷于多线作战的困境，正如孙子所言，“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兵法·虚实篇》）这不仅不能维护国家的安全，反容易四面树敌，陷入被动，导致国家安全的更大危机。所以正确的态度与方法是，集中主要的力量消除对国家安全构成最直接、最突出的威胁，然后带动其他问题的迎刃而解。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于上述道理通常都是有深切体会的，因此，其在制定与实施安全战略时，能够注意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分辨事物的轻重缓急，集中力量优先处理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从而使自己安全战略的实施事半功倍，成效卓著。汉、唐时期都有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如汉武帝在位时，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的，除了同姓诸侯国的分裂倾向外，需要动用军事手段解决的安全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匈奴的侵扰，二是“西南夷”的对峙，三是赵陀“南越国”的“不臣”闹独立。但在这三者之中，匈奴的军事侵掠骚扰，才是西汉王朝安全上的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所以汉武帝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中，毫不犹豫将反击匈奴作为整个安全战略的中心环节来抓，于是收到了从根本上改观西汉王朝安全形势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再“通西南夷”，收降“南越国”也就随之水到渠成。又如唐太宗登基后，面临的军事威胁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北方突厥，西面吐蕃、吐谷浑，西北高昌及西域诸国，东北高丽、新罗、百济等等，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唐太宗善于区别轻重缓急，一一列出不同时期的重点打击对象，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运用“以夷制夷”、“远交近攻”、“服近慑远”、“隔断南北”等策略手段，将突厥、吐谷浑、高昌、高丽等劲敌逐个加以击破，为唐王朝创造了有利的安全形势。 在其他问题上，突出重点把握关键的战略选择也同样为统治者所遵循。如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巩固国防，是安全战略制定与实施方面的共性内容，然而根据安全的需要和可能，优先发展具有“杀手锏”意义的兵种，则是军队建设上的重中之重。这方面，汉武帝也做出了榜样，给后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汉朝初年匈奴之所以能横行边地，屡战屡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拥有一支强大而机动性强的骑兵部队。而汉军当时以步兵为主体，它在飘忽无定、机动性强的匈奴骑兵面前常常处于下风，无可奈何，“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汉朝要反击匈奴，平定边患，维护国家安全，军事上的重要准备之一，就是需要适时地进行兵种建设上的战略转移。建设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从根本上扭转汉朝军队同匈奴抗衡中兵种对比上的劣势。 汉武帝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关键环节，于是在从事军队建设时，除了健全军制和修筑军事要道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并积极选拔善于指挥骑兵集团作战的青年将领。他凭借文、景两帝给他留下苑马四十五万匹的物质力量，在京师军和地方军中扩建骑兵。经过不懈的努力，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骑兵终于建立了起来。这样就使得汉匈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军从此便可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赢得战场上的主动优势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汉武帝胜利地发动了前后五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从根本上遏制住了匈奴贵族对中原北部地区的入侵骚扰，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 （四）善于用整体联系的观点和方法，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摈弃单纯军事因素，将维护国家安全置放于有机综合的大系统之中，文武兼备，刚柔相济，使国家安全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注重辩证思维，强调宏观整体的动态平衡。这一点在安全战略问题上也同样有突出的表现。在历代战略决策者眼里，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不能单纯就军事而言军事，而必须把它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要素联系在一起加以通盘的考虑。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用明成祖的话说，便是“不可以武而废文教，亦不可以文而弛武备。文武并用，久长之术。”（《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应该说，这一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尉缭子·兵令上》）的概括反映了人们将军事与政治对应联系的共性认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这一理念长期延续于中国古代社会，潜移默化、感化挹注，影响着人们的战略思维，并被贯彻于国防建设的实践之中。 这里还是可以汉武帝为事例来说明问题。汉武帝反击匈奴，维护国家安全，当然是重大的军事举措，然而寻根究底，它又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斗争的范围，而是有政治、经济、文化诸多综合因素在其中施加影响，发挥作用的。换言之，汉武帝从事反击匈奴战争，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各方面条件成熟基础之上的，军事在这里与政治、经济是融汇为一个整体的。这表现为，文景之治所造就的雄厚物质基础，为武帝即位后的战争动员和战争实施提供了充分的保证。而政治上贬抑相权，举“贤良文学”以扩大地主阶级统治基础，举行封禅典礼以提高皇帝权威，实行“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势力，任用酷吏以保证专制措施畅行全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统一人们思想等举措，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为开展军事行动提供了政治保障。经济上征收商人车船税以增加储备，发动“杨可告缗”以增加国库收入，推行盐铁专卖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等举措，有力地集中了全国的经济资源，为从事战争活动创造了物质基础。由此可见，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是综合性的安全战略系统，其整体性、联系性、互补性至为显著。 （五）中国历史上的安全战略，其主导倾向是注重防御，对穷兵黩武采取否定的态度，带有显著的崇尚稳定、热爱和平的性质。 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了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从本质上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内向持重的伟大民族。这一文化传统，影响到其对待战争的态度，自然而然是慎战观念的源远流长、深入人心。杜甫《前出塞》诗云“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就是这一基本立场的形象反映。自先秦时代起，“从古知兵非好战”、“尚武而不黩武”的军事观念即获得肯定和弘扬。当时的思想家，不论其政治立场和主张存在着多大的差异，但是在反对穷兵黩武这一点上，却有共同的语言。如道家强调“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然为上”（《老子·三十一章》）；儒家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兵家指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孙膑兵法·见威王》）；连倾向于“主战”的法家学派，也对穷兵黩武持保留态度，像韩非子就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韩非子·存韩》）。 秦汉以降，这一军事文化价值取向依然受到推崇，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始终是民族深层心理中的普遍认同。于是便有“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之类的言辞常见于各类文字载体，成为人们的普遍理性主张。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安全战略，自然具有注重防御的特色，即守成大于进取，守土重于拓疆，防御先于进攻，同化优于分异，重谋贵于力战。尤其是推崇仁义礼乐的儒家思想被确立 为统治理论后，统治者在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时，都不敢放弃“仁义”这杆大旗，都不得不强调“慎战”这个口号。如唐太宗就鲜明指出：“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贞观政要》卷九）明太祖也认为：“兵以戢乱非为乱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不为也。”（《明太祖宝训》卷五）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在从事维护国家安全的活动 ，总是将军事手段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与同时期西方社会崇尚实力，热衷扩张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表明，中国历史上明智统治者的安全战略观念，是以施展文化、政治影响力为主导，以运用有限军事手段为辅助的理智型的安全战略观念，其所追求的，是“德被四海”、“服远徕众”的境界；所向往的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这种占主导地位的非侵略扩张性质的安全战略，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历史的贡献，也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的精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