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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话语威权促成了知识的淘汰和更替 既然历史和传说都只是传说，那历史和传说的分野还有意义吗？当然是有意义的。正如60分和59分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但划定一条及格分数线仍然是必要的。 尽管完美的历史叙述并不存在，但历史也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有一定叙事法则的，历史首先必须使人相信，必须基于可靠的史料，做出合乎逻辑的叙述。在没有更多新史料或新证据出现之前，叙述必须基于现有史料，合情合理，令人难以驳斥。正因为这样的叙事法则，历史才具有了高于一般传说的话语权威。 大量的田野调查可以证明，叙述者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历史叙述也会更加规范，更具可信性。对于许多文盲，或者头脑不够清晰的老人来说，我们很难指望其历史叙述具有较高的可信性。我曾经向一位百岁老人询问长辛店大街的槐树是哪年栽种的，老人说：“很多年了。”我改问是否记得解放前种的还是解放后种的，老人说：“解放后的生活好。”我再问，老人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尽管后来的调查证明这些槐树的确种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8年，但我对于老人的回答却不敢贸然相信，这并不是因为老人的讲述与事实不符，而是老人的叙事方式让我产生怀疑。 我们常常以为传说是一种人人都可参与的文化创造，呈现为一种开放的叙述姿态，但是，陈泳超在山西洪洞的研究告诉我们，就算是纯粹的“民间传说”，其实也是民俗精英的文化创造；普通村民大多随波逐流，没有明确的责任感，很少参与传说生产。按照当地民俗精英的说法，就算是新生产的传说，也要尊重历史、尊重民俗，体现时代大背景，他们还常常以“不敢乱说”来打击和排斥异已传说。[39] 不同的叙述者生产了不同的知识，知识与知识并非是平行、并列的，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当我们以雄辩的气势将原本已经被视作“历史知识”的“泽畔说”划入到“传说”阵营的时候，就等于否认了“泽畔说”的“历史合法性”。一种可能的结果，假以时日，本文的考证将会逐渐淘汰“长辛店古称泽畔店”的说法。事实上，长辛店的部分政府官员在获悉本文论证之后，已经表态将放弃这一提法。 本文对于长辛店地名来历的考证，是以一种历史研究的面目出现的，但是由于关键史料的缺乏，许多关键的论述仍然需要借助想象来完成。虽然我们为这些想象的历史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合理并不代表事实。世界上有许多合理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不合理的事情却层出不穷。 完全忠于史实的、完美的历史叙述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已经有无数先贤做过精当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叙述其实都只是传说。职业历史学者生产的传说当然会更精致、更具说服力，他们不愿意混迹于芸芸传说之间，更愿意区分历史与传说，并且将自己划入历史研究的阵营，将对方划入传说阵营。 尽管纯粹的历史真相是永远不可能抵达的知识彼岸，但无限地向彼岸靠拢依然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离开彼岸一百步的“传说”固然未达彼岸，离开彼岸五十步的“历史”依然未达彼岸，可是，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五十步却拥有了嘲笑一百步的权力。 尽管五十步和一百步都只是我们想象中差别，合情合理的五十步未必就比假语村言的一百步更接近历史真相。但是，五十步的知识体系总是比一百步的知识体系让我们感觉更踏实、更可靠、更有信心。而所谓的历史建构，正是在这种优胜劣汰的基础上逐步累积而成的。 我们需要多元的传说来丰富我们的生活，但也需要通过历史的话语威权来淘汰那些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明显与史实不相吻合的、可能扰乱我们知识系统的传说。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出现新的史料，能证明卢沟桥西确有一个“泽畔店”，那么，“长辛店古称泽畔店”这则旧传说就有可能获得新的生命，而本文的长篇大论则必须遭到淘汰，否则，各种互相矛盾的知识不分良莠共存于同一体系，只能导向历史虚无主义。 传统知识论认为历史知识是一种不断累积的文化系统，可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知识的增长亦如生命的新陈代谢，累积的知识相对于被淘汰的知识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人类的知识体系不可能无限地兼收并蓄，知识与知识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不断地上演着更新和再造。张士闪在小章竹马的叙事研究中发现，“知识从来就是在艺人与乡民的相互磋商之中逐渐塑形”，乡民会不断对既有的家族传统予以追溯和评估，进而采取选择性的遗忘、创新和知识更替，民间知识“不具有结构的永久稳固性，而是徘徊于传承与再造之间，在知识的不断发明与增长的过程中自我更新”[40]。 知识更替的本质就是知识革命，五十步的历史与一百步的传说之间的关系，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接一浪地涌向真理的彼岸，历史的后浪涌起，前浪就变成了传说。而彼岸的史实，却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会公布给人类瞧的。”[41] 八、历史因传说而完整，因传说而精彩 真实的历史已经被上帝锁进了柜子，强烈的历史欲却又驱使我们不停地试图接近历史、了解历史，于是，我们站在上帝的柜子边上，展开了无穷无尽的再造历史的想象，形成了多元丰富的传说。可是，绝大多数传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被淘汰的命运。一方面是旧传说旧历史不断遭到淘汰，一方面是生生不息的新传说再生产，两种进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历史建构截然相反的两个面向。 历史是以文字记录和实物考证为依托的，文字缺失的地方，是历史研究望洋兴叹之处，也是传说生产的英雄用武之地。顾颉刚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里正是“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分野之处。“研究圣贤文化时，材料是很丰富的，中国古来的载籍差不多十之八九是属于这一方面的；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缺乏材料的民众历史依靠什么来构建呢？依靠传说！传说是一种基于既有历史知识，借助想象再造的历史。 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历史欲，会提出各种启发性的历史问题，不断刺激新传说的再生产。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和书面历史的领域，民俗精英正好大显身手，他们借助类比、关联、归纳、想象、磨合、矫正等“历史文学化”的创作方式，生产出了无限丰富的传说。那些更精致可信、更契合民众趣味、更适应时代需要的传说会得到更多的认同、更广泛的传播，经过时间的筛洗和沉淀，逐渐达到“文学历史化”的效果，于是，部分传说就成了区域社会的历史知识。 民俗精英一般都会很好地处理新传说与既有权威历史知识之间的微妙关系。那些优秀的传说总是会努力保持其与地方志、族谱、文人著述等文字传统的一致性追求，并且“倾向于将本地区的历史与文明传统演绎得悠久古老，竭力与上古圣贤、神灵怪异发生关联，以贴近‘人杰地灵’的叙事逻辑。或者说，我们看到了地方社会在不断地重新定义和重构自身伟大传统的努力，只不过县志以县境为单元，村落则以村境为指向”[42]。 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所有的传说都有历史的特点，同样，所有的历史都有传说的特点。所谓历史与传说的区别，是学术发展不断精细化的结果，是精英阶层为了区分自己的传说和普通老百姓的传说而做出的划分。在绝大多数老百姓眼里，或许根本没有区分的必要，历史就是传说，传说就是历史。正如陈泳超的调查对象李学智老人所说：“传说的生息就是历史真实的延袭，推动生息延袭的动力是一种心的力量，这力量就是人们不愿意忘记自己的祖宗……陈老师，实话对您讲，我的思想叫走亲习俗绑架了，挣也挣不开，脱也脱不掉，您坚持您的疑古观，我坚持我的‘真的有’。反正我总不能忘记我的老祖宗。”[43] 民众一样有寻根溯源的历史欲，有朝花夕拾的浪漫情怀，有塑造伟大传统的崇高追求，可是，由于文字的缺失，精英历史面对民间文化显得束手无策。这种束手无策同样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无从建构，一方面是无力排斥。所以我们看到，越是偏远的乡村，越是文字缺失的领域，传说越丰富，民众对于传说的执念也越加坚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说不仅是民众的文学创作，也是民众的历史叙事。 假设我们悬置历史的“真实性”诉求，就会发现：因为有了传说的需求，民众的历史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有了用武之地；因为有了传说的存在，我们在精英的历史之外发现了民众的历史；因为有了传说的补充，人类历史变得更加丰富而完整。传说回答了我们对于历史的各种疑问和猜想，将残断的历史联缀成了一幅完整的画卷。传说在历史缺席之处充当了历史的化身，传说为既有的历史骨骼填充了血肉，传说让历史变得更加饱满、更有温度、更具生活气息。 历史给传说留出了足够挥洒的巨大空间，历史的挑剔和淘汰功能，又让那些优秀的传说得以脱颖而出，免于泯然众说。我们无法保证每一项知识生产都是有意义的，研究者们所从事的，就是在不断否定的历史考辨中，以更加丰满的证据和更为科学的认识，一方面不断生产新传说，一方面通过修正、淘汰、更替、覆盖，不断地将一百步外的传说推进到五十步之内，用这种不懈的努力，建设起更丰富多彩、更稳定有效、更富有意义的人类知识体系。 （原文载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