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聂绀弩对公安部外调人员谈胡风
    1980年的某一天，胡风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公安部胡风专案组的两位同志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找聂绀弩先生外调胡风。出版社当时的政治处主任李智敏找古代文学编辑室负责人杜维沫，让他派一个人陪同胡风专案组找聂绀弩。老杜不在办公室，李智敏便把陪同公安部外调同志找聂老的任务交给了我。聂老当时正在二龙路邮电医院住院。我同李智敏一起回到二楼的政治处，与公安部两位外调同志见了见面，便下楼坐上他们的黑色轿车，驱车去了二龙路邮电医院。
    我知道聂老的脾气，在路上就和两位外调同志吹吹风、关照一下。我说，聂绀弩是文艺界的名人，“左联”时期的老作家。1957年之前是我社的副总编辑，因“右派”问题去过北大荒。“文革”中因写诗骂“四人帮”被红卫兵抄家抄出，被视为攻击中央领导的现行反革命送进监狱，后被法院判为无期徒刑，在山西服刑多年，1976年遇特赦释放回京，起初只给每月18元生活费，现在“右派”和“现行”问题均以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原工资级别。他是文艺二级，每月工资287元，现在是我社工资最高的一人，比我们行政10级的社长严文井和总编辑韦君宜还高40多元。他脾气有点怪，你们和他说话时要注意点。
    到了医院，我对聂老说，他们两位是公安部的，要向您了解点儿情况。外调同志马上插话说：我们想通过您了解胡风的情况。聂老突然回答了一句话：“胡风我不了解！”这时他仍躺在病床上，我清楚地看到，在他身穿的带蓝条的病号服内，肚子一鼓一鼓的。
    彼此都沉默了两分钟。
    聂老稍微平息之后，向外调同志问了一句：“胡风现在情况如何？”外调同志回答：还可以。聂老说：“胡风的老婆昨天还来医院看我，说胡风住在文化部招待所内要跳窗子。胡风的情况，你们应该比我了解得更多。”
    外调同志对聂老的话既没肯定也没否定，便接着说：“我们主要了解三十年代初胡风在日本的情况，我们外调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胡风的问题。”大概是这两句话起了作用，气氛顿时缓和了下来。聂老说：“好吧。”
    因聂老住的病房不是单间，还有另一病人住在那里。住院部也没有空闲的房间，便找到了聂老病房斜对面的一间配餐室，从病房内拉了几把椅子，我们四人便在配餐室里坐了下来，听聂老谈胡风。
    聂老说：“胡风当时是‘左联’东京支部的负责人，我参加‘左联’就是他介绍的。我们当时在东京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抗敌文化》①，只印了一期便被日本警察发现，有关联的十八人被日本警察押解回国。我和胡风等十八人就是这样一起坐着轮船回国的。”外调同志在做记录，聂老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冒出一句：“胡风是党员。”②
    外调同志问：“是日共党员还是中共党员？”
    聂老回答：“当然是中共党员。”
    外调同志问：“是胡风自己告诉您的吗？”
    聂老回答说：“我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他怎么能告诉我！”
    外调同志问：“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中共党员的？”
    聂老回答说：“我感觉他是。”
    我听到这里几乎要笑出来。又过了片刻，聂老又说了两句惊人之语：“周扬曾对我说：胡风是中国最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人，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外调同志问他：“周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你说的这两句话？”
    聂老回答说：“周扬是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对我说的。我当时对周扬说，你要为胡风说几句话，不然他的问题很难解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扬说出这几句话的。”话说到这里，外调同志没有继续再提问题，聂老也没有再说什么，他们的谈话便结束了。
    外调同志用他们的车把我送回出版社。在回出版社的路上，两位外调同志当着我的面，在车上议论说：“周扬怎么会说这种话？”
    后来我才知道，我向公安部外调同志简介聂老的情况有一点是不准确的，把聂老送进大牢的不是红卫兵抄家抄出骂林彪、江青“四人帮”的诗，是聂老的朋友、画家黄苗子揭发了聂绀弩的所谓“恶攻”言论。揭秘这一事件的是章诒和在2012年10月28日《南方周末》所刊文章。而我向公安部外调同志说的是文学出版社流行的“版本”。按照公安部门的惯例，举报揭发的人，公安部门要为他保密的。所以这个秘密少为人知。
    二 两次拜访聂老
    1976年底，我住在朝外大街298号一个有三进院子的平房宿舍，聂绀弩从山西被特赦释放回北京，第一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我的同院邻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退休职工殷维汉。出狱后每月18元生活费，也是殷维汉告诉我的。聂绀弩被特赦回京这一消息对文学出版社来说可谓不胫而走，是个特大的新闻。
    我第一次拜访聂老是在1979年某一天，是李易带我去的。当时聂老住在新源里9号楼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子比较旧，面积也不大。李易和我敲了几下门，因家中只有聂老在家，是他亲自给我们开的门。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聂老。他的背有点驼，走路很慢，但精气神还算不错。我向他握手问好，李易向他介绍我说：这是我们编辑室的主要编辑刘文忠，他是山东大学陆侃如先生的研究生。
    进屋之后，聂老斜靠在床上，李易和我分别坐在床前的两把椅子上。他们两人闲聊五十年代文学出版社二编室的一些旧事。我留下印象的只有一件事：当聂老谈到我社第二任社长王任叔时，他说：“王任叔对我不好，我对他也不好。不过有一件事我是很感激他的。我成了‘右派’之后，他向文化部请示说：‘像聂绀弩这样的老党员，能否保留他的党籍？’结果没有获准。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向我说过，我是后来听别人告诉我的。”
    李易同聂老闲聊了大约一个小时。趁着他和李易的聊天稍微停顿了一下，我向聂老说明了我的拜访之意。我说：“我受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的委托，想求您一篇论述《聊斋志异》的论文。论文将在齐鲁书社出版的《蒲松龄研究集刊》创刊号上使用，请您赐稿一篇。”
    聂老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他说：“我写了三篇《聊斋》的文章，都让《文学遗产》的张白山（时为《文学遗产》编辑部主任）拿走了。他也没说在哪期刊物上用。我给你写封信，你找他要回一篇给山东。”聂老立即给我写了一个短笺。我接在手一看，他在我的名字上加了“主要编辑”四个字。这是我与聂老见面握手时李易随口说出的四个字，一个钟头之后被聂老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真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又不能让聂老修改，只好把信原封不动交给张白山先生，并从他那里要回来聂老的《聊斋志异》的一篇论文，同时我也写了一篇论文《论〈聊斋志异〉的情节提炼》，和聂老的论文一并寄给了袁世硕先生。很快聂老和我的论文都在《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上发表了。
    聂绀弩先生的《散宜生诗》出版之后，某天，我和李易、林东海去劲松小区111号楼拜访聂老。这是我第二次登门拜访他。
    这次去聂老家，除了探访问候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想跟聂老要一本《散宜生诗》的签名书。我们三人在编辑室商量了一下，书出版好几个月了，一人要一本不知聂老还有没有这么多书，为了不让聂老为难，比较稳妥的办法是一人自备一本书，只求聂老签个名。这是李易想出的办法，三人一致同意，便在我社的读者服务部买了《散宜生诗》，骑着自行车直奔劲松小区而去。
    他住的单元房也是一个60平方米左右两居室，只是比新源里那套房子新了一些，是刚建成没几年的房子。据说这套房子是聂老的夫人周颖分得的，所以聂老对人说，他住的是周婆的房。
    当我们走进聂老的房间时，看见聂老仰面靠在床上，双手捧着一本书在看，这本书是舒芜前不久送给他的《红楼说梦》，看见我们进来，他把书放在胸前，于是他的谈话便从这本书切入。
    他说：“舒芜这本书写的不错，对于研究《红楼梦》来说，可以说舒芜是真正进入角色了。周汝昌虽然写了《红楼梦新证》，他还没进入角色。”这时我插了两句话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搞的是曹学，是‘红外线’。”聂老点了点头。
    舒芜在1974年从干校回来之后因“右派”问题被安排到我社校对组当校对，1978年“右派”平反改正之后，才回到了古编室。1981年调离我社去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几乎所有与胡风关系密切并受到迫害的人都在抱怨或者大骂舒芜，但聂绀弩却是个例外。借用杜甫的两句诗来说，可以说是“世人皆曰杀，我独爱其才”了。
    这时李易说：“我们三人都很喜欢聂老的诗，怕您手头无书，我们自备了几本《散宜生诗》，请您签名给我们留个纪念吧。”聂老给我们一一签上了名字。
    我又问聂老：“您的诗有何师法？”聂老不加思索地回答我：“我的老师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后来我想，我问的无理，他的回答也有些率意。他的诗自成一格，自创一体。他的独特的个性，独有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体验，是任何人学不来也写不出的。他的“形似打油，旨同庄骚”的聂体诗，很难说师法何人何派，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借用胡乔木《散宜生诗·序》中的一句话来说：“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三 晚年的寂寞
    聂老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的组织关系在古典党支部，据说这是他自选的。他是古典支部最老的党员，1934年入党，比我的出生还早一年。
    1979年3月10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指1974年由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无期徒刑），宣告无罪。1979年4月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了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恢复了党籍、级别、工资。因为当时他已七十六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安排了一个顾问的头衔。在1979年冬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聂绀弩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1980年还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对聂老来说可以说好事接踵而来，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些头衔他并没有看重。他的大半生是在批判、撤职、察看、戴帽、劳改、服刑中度过的，对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他已看透了。聂老唯一的一个女儿海燕也自杀了，这对聂老是个最大的打击。
    为了安慰晚年的寂寞，他认了一个干女儿吴丹丹，听说她是聂老的亲戚，湖北人，学医的。自从1979年开始，每月代聂老领工资的就是吴丹丹。
    那时每月4号是出版社发工资的日子。当时没有活期一本通的存折，是由财务处当日从银行领来钱再分发给个人。吴丹丹领工资后马上上四楼找党支部书记杜维沫代聂老交党费。我和老杜在一个办公室，所以每月都能遇到她。
    大约在1985年夏天的某一天，她向办公室打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我接的。她说聂老需要住院，已联系好二龙路医院，社里能不能派个车把聂老送进医院。
    我当时是编辑室的副主任，聂老又在我们的党支部，送聂老住院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对吴丹丹说：我马上与司机班联系。
    联系好车以后，是我一个人带车去还是再请一人一起去，我正在犹豫时，林东海马上自告奋勇要和我一起去。张连武师傅拉着我们到了聂老家。
    聂老正靠在床上，两个膝盖高高地隆起。他因穿着不到膝盖的短裤，两条腿露在外边。只见他的大腿和小腿上几乎没有什么肌肉，瘦得皮包骨头，两个膝盖显得格外大。他的肌肉萎缩得太厉害了，看了令人心酸。
    我和林东海都是壮劳力，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背着他下楼上车。但是聂老不让我们背他下楼。我和林东海一左一右地搀扶着他下楼上车。聂老不愿意住医院，我劝说了他几句。后来听说他没住几天便回来了。
    四、聂老身后事
    1986年3月26日，聂老因病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84岁（1903—1986）。据说他病重期间拒不吃药，3月24日住院，26日便去世了。《光明日报》发了消息。
    社领导也很重视这位1924就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后又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左联”老作家的悼念活动。总编辑韦君宜让新任社长孟伟哉草拟悼词。孟伟哉草成后交韦君宜审阅，韦君宜等老同志看后觉得不行，韦君宜当机立断，请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时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另起炉灶。大约在聂老去世后七天左右，我看到了聂老悼词的铅印稿。大约有两千多字，当时我还不知道聂绀弩悼词出自谁的手笔，我看了之后十分欣赏这个悼词，心想文学出版社谁能写出这样好的悼词。悼词对聂绀弩的诗歌、杂文、小说及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等方面的成就，都做了很高的而且是很中肯的评价，如果对聂绀弩不是素有研究，即使有很高的文字水平，在短时间内也写不出这样的悼词来。我是个爱“每事问”的“包打听”，经我多方打听，才知道悼词出自刘再复之手和韦君宜“临阵换将”的故事。
    在我读到聂老悼词的这天，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习仲勋的秘书打来的，说习仲勋同志要为聂绀弩送个花圈，要治丧小组代为办理。习仲勋同志当时是中纪委的副书记（陈云为书记），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为什么要给聂老送花圈，习仲勋同志和聂老有什么关系，我一时搞不清楚。我问古编室的老同志杜维沫和李易，他们也不知道。后来我看了聂老的简历，他在解放初任过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当时习仲勋任过中央文委，1953年我读高中的时候，教我们政治课的张老师在讲课时，数次引用中央文委习仲勋的讲话，从那时开始，我就把“中央文委习仲勋”这七个字刻在脑子里了，现在得知聂绀弩任过中南区文委，习仲勋与他的关系是上下级的关系，当时习仲勋正是聂绀弩的顶头上司。
    1986年4月7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向聂绀弩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徐向前、乌兰夫、习仲勋、胡乔木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送了花圈。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侨联、中国作协、黄埔军校同学会、国家出版局以及湖北京山县委和县政府也献了花圈。习仲勋、邓力群、朱学范、杨静仁、屈武等领导人和首都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等6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前几年在加拿大出版的学术季刊《文化中国》杂志（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一次《文心雕龙》的国际研讨会上认识《文化中国》的总编辑梁燕城先生，二十多年来，他一直给我邮寄了将近九十期刊物，令我十分铭感）上，我看到了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刘炜先生一篇论述诗教的论文，有一条注说这是他们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因为我刚出一本研究诗教的专著《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我细读了刘炜的全篇论文。在其论文的后半部分，它论到鲁迅的美学思想，并明确提出：传承鲁迅美学思想的是聂绀弩和胡风。而传承聂绀弩和胡风美学思想的，是刘再复和李泽厚。遗憾的是刘炜没有做具体论证，我不能完全解读刘炜的观点，但我相信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由此我还悟出了一点：为什么刘再复1986年为聂绀弩所写的悼词为我所佩服，原来刘再复就是聂绀弩美学思想的传人，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③
    五 两个热点：诗词与杂文
    聂绀弩去世已经三十二年了。2004年3月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聂绀弩全集》问世，这对聂绀弩的研究是个极大的推动。我很想拜读一下《聂绀弩全集》，因我是个“多病缠身度残生，杖行只能十分钟”的“八零后”，无法去资料室或图书馆，不能如愿以偿。
    2017年春节年初三，与我相识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北师大的张巨才来访，聊天时得知他有一套《聂绀弩全集》。年初六，他背着《聂绀弩全集》再次来我家。我看到《聂绀弩全集》时，真有如获至宝的感觉。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聂绀弩全集》的题签竟然出自黄苗子，书签后不仅盖着苗子的印章，而且有“苗子敬题”四字。
    我在媒体上看到，聂绀弩研究热已经形成。中华诗词学会已经设立了“聂绀弩诗词奖”的奖项，这是因为聂绀弩的诗词备受读者喜爱。中华诗词学会的副会长袁第锐先生评价聂绀弩的诗说：“聂绀弩是‘五四’以来成就最大的一位传统诗人，聂诗题材之广泛，功力之深厚，含蕴之幽邃，状景状物之生动，思维之活泼，以及炼词之精到和改革之迈步之大，不仅当代无人企及，即黄公度、梁任公，亦瞠乎其后。”这个评价十分中肯。
    继聂绀弩十卷本全集出版之后，又出版了《聂绀弩诗词全编》，现在聂绀弩诗词和他的杂文已经成了两个热点。聂绀弩的杂文是鲁迅后的第一人，旧体诗词在鲁迅之上，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让我引用钟敬文先生的两句诗作为结束吧：“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怀念聂绀弩》）聂绀弩是永垂不朽的。
    注释：
    ①据聂绀弩1955年7月25日所写的《历史交待再补充》说：“在东京办的油印刊物，先名《文化斗争》，出过两期，大概是被日本刑事发现了，改名《文化之光》”见《聂绀弩全集》第十卷第69页。又《胡风回忆录》记为《新兴文化》。《抗敌文化》是误记。
    ②从1932年在东京聂绀弩认识胡风开始，直到“左联”时期，他一直认为胡风是中共党员。在1955年12月聂绀弩所写的交待材料《我和反革命的关系及其危害性》一文中，他说：“整个在东京期间，胡风的历史，胡风除了跟我来往的活动，胡风和什么日本人来往，我都不知道。胡风从来不谈他的历史，问他，他只说那有什么可谈的呢？只从方瀚口中知道他在大革命时代入过党。”见《聂绀弩全集》第十卷第125页。
    ③聂绀弩与刘再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不止一次的交往。聂绀弩曾有两首诗赠刘再复。其一为“题刘再复《深海的追寻》：‘春愁隐隐走龙蛇，每一沉思一朵花。天地古今失绵邈，雷霆风雨悔喧哗。我诗长恨无佳句，君卷何言不作家。深海定知深莫测，惟逢野草却新芽。”另有“读刘再复《太阳·土地·人》漫为三绝句：（一）一部《太阳·土地·人》，三头六臂风火轮。不知前辈周君子，知否莲花有化身。（二）山川日月何代无，风流人物古今殊。因人俯仰终奴仆，家数自成始丈夫。（三）月落乌啼霜满天，一诗张继已千年。彩云易散琉璃脆，只有文章最久坚。”参见《聂绀弩全集》第五卷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