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安徽庐江三塘乡轮窑厂出土了4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盒形器。其盖面呈正方形，四角尖突，盖顶四边弧凹，盖为圆口，器、盖子母口，器身扁矮，敛口，弧腹，平底，设有四个圆柱状短足，四足之间有凸出的宽条将底部围成一个方形。盖、器两侧应设有半环耳衔环，但器身衔环缺失。通高21厘米，口径28.5厘米。无独有偶，上海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此类器物，造型、纹饰、尺寸基本相同。这类盒形器出土不多，1971年安徽肥西县柿树岗小八里村出土1件，1975年安徽寿县严肖湖出土1件，造型略有不同，但盖面四角尖突，盖顶四边弧凹却是一致的。关于这类青铜器的定名，或称之为簋，或称之为小方盒，我们暂称为盒形器。  盒形器及其底部 与盒形器同出的青铜器有牺首鼎、流甗等，这些青铜器的时代均属春秋时期，在器类、组合、形制诸方面皆有明显地域特点。这些器物1950年代以来，在安徽中部的舒城及其附近地区陆续都有出土。《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杜预注：“群舒，偃姓，舒庸、舒鸠之属，今庐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龙舒。”孔颖达正义：“《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以其非一，故言属以包之。”舒原本为一个大亲属集团，后分为各部，在此基础上形成小国林立的态势，既有宗亲关系，又相互独立。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认为群舒之宗国大致在今舒城，而散居于舒城、庐江至巢县一带。从出土地点和所属时代分析，盒形器等青铜器有别于同时期周边的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属于一种区域性的青铜文化遗存——群舒青铜器。 关于群舒青铜器，近30年来陆续有研究成果推出，其中有关群舒青铜器的造型来源也有所涉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根据张懋镕先生在《简论仿陶铜器与非仿陶铜器》一文中的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仿自陶器，即所谓的仿陶青铜器，诸如鼎、鬲、甗、簋、豆、觚、爵、斝、罍、尊、卣、壶等等，这种类型占了青铜器中的多数；另一类为非仿陶青铜器，如觥、方彝、簠、盨、敦、铺等。 群舒青铜器中的流甗造型也是自陶器而来。流甗亦称甗形盉，由两个连铸部分组成，上为较深的钵形口部，束腰，下为空足鬲形，器腹设流，右侧设有一曲形鋬，流与鋬呈直角。在江淮地区的早期文化遗址中，有一类陶器可以看作是青铜流甗的祖型。19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工作，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薛家岗文化，以及堆积其上的商周文化遗存。在商周文化遗存中，出土了一种陶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有较深的钵形敞口，下半部有三足，并设置流和鋬，已具备流甗的基本型态。安徽六安堰墩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陶质流甗，上半部为钵口，下半部呈锥足鬲状，并具长鋬、短流，安徽肥西小八里村出土的流甗与之器型接近。牺首鼎的造型来源则是另一类的非仿陶青铜器，郑小炉先生在《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一文中认为，兽首鼎在当地早期文化中难以找到踪影，因此把目光投向别处，与之形制最为相近的是山西侯马上马14号墓出土的青铜匜形鼎，明显是由青铜匜结合青铜鼎形制发展而来，但是这种器物前面的兽首中空成流形，与兽首鼎的兽首封口、卷曲双耳的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后者的这种特征正好与部分青铜觥的兽面特征比较接近，因此，兽首鼎是由青铜匜、附耳鼎和觥三者部分因素的结合并有所改造而成。 盒形器虽少见，但器盖面四角尖突，四个尖突之间呈弧线下凹的造型极具特点。从陶器烧制角度分析，这类造型用陶土不易拉坯成形，也不易烧制成器，目前也没有发现过有关陶质盒形器的出土资料，源自陶器应该是不成立的。那么盒形器到底来自什么器物？  广西民族博物馆陈列的竹编盒 在南宁的广西民族博物馆的陈列中，展示了一种竹编盒，其盖的四角尖突，四边弧凹，盒身扁矮，盒形器的造型特点正与其相同，虽然竹编盒是近代制品，但也启示了我们青铜盒形器应当来源于竹编器具或是以竹编为内胎的漆器。类似的竹编器具直到现今仍在使用。盒形器虽然从竹编器到青铜器，但竹编器的痕迹依然存在，盖面的四角尖突，四边弧凹正是竹编的特点；圆柱状的四足应当是仿竹管造型；足上部突出的长方形当为固定足部之用的竹钉；外底四足之间有凸出的宽条当是加固底部的竹条。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墓葬出土器物中多见竹编器具，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了15件，而包山2号墓有近90件。按其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用于丧葬的竹席、竹帘等；第二，用于日常生活的竹笥、竹篓和竹篮等；第三，作为生产工具的竹簸箕、竹筐和竹提篓等。青铜盒形器的原型竹器可能属于第二类，并发展为盛放祭祀品的竹质礼仪之器，最终成为极具区域特色的青铜礼器。  牺首鼎  流甗 群舒青铜器中的典型器物流甗、兽首鼎、盒形器造型有着不同的来源。一方面无一例外地都成为群舒青铜器中最重要的礼器，这类有别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器物，应当是群舒为建立自己的礼仪制度而创造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反映了群舒确实具有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礼制，这也是研究春秋时期礼制以及礼仪制度演变的实物资料；另一方面正如张懋镕先生指出“这种多元因素的影响，势必造成中国古代青铜器型式多样，异彩纷呈，不仅使中国古代青铜器更具有艺术观赏价值，也使中国青铜器更具发展潜力。”（作者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8年3月9日第16版）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