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戍边，是指从事国家边疆、周边邻国和区域关系研究的人员及相关工作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区域安全而自觉承担的学术责任和职能担当。在当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特色日益凸显为区域史研究的情况下，在环中国周边的国际关系已明显步入扑朔迷离状态的时期，发挥学术工作的戍边作用，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紧迫。有关中国世界史学科分布特色的区域调研显示，地处中国边疆地区的高等院校及相关学术机构，均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域国别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特色，诸如东北地区的日本、朝鲜半岛史和俄国远东史研究，东南与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史和南亚史研究，西北地区的中亚史与中东史研究等。
    为了不使该话题给人造成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觉，我们需要同时讨论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畛域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是指倡导和支持国家间为共同利益而开展更广泛经济政治合作的跨境指导原则。这无疑是实现全球一体化和大同理想的最美好目标，所以，一批以解放全人类为天职的志士仁人，在人类发展进步史上留下了一页页绚烂卓绝的篇章，可钦可敬。不过，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并不冲突。一般来讲，人们对家园的守护甚至为之献身的冲动，缘于世居某地者对该地或父母之邦的天然情感和深沉的爱。知识人对家国的保卫几乎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在东周时期，子贡挺身而出抵御齐国的行动，之所以能立收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之功效，也只是因为孔子一句并不抽象的话：“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然而，这种家国情怀，似乎并没有妨碍孔子及其弟子去终生追求他们心中的至高理想——“大同”伟业。（《礼记·礼运》）
    这几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它方便人们理解，何以东汉的班超要“投笔从戎”，唐朝会出现像高适、岑参、王维、王之涣、王昌龄等一大批边塞诗人，以及南宋朱熹在为人类贡献出天人宇宙论图示的同时，又一定要通过《通鉴纲目》等学术利器来整顿“华夷秩序”，去“收拾旧山河”。近代以来，潜藏于国际法背后的强权政治，曾一度使中国的边疆安全和领土完整遭受到严重的威胁。清人沈垚、张穆、龚自珍等知识人乃通过融接中西国际法理的学术工作，纷纷投身于边疆事务，大倡“回人皆内地人也”，并上疏安西北策，视新疆为内地，主张“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龚自珍全集》第一、第五辑）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横被倭祸，割地赔款，“四万万人齐下泪，举国何处是神州”的巨大悲情曾被康有为列举为以下事件：“日本蕞尔岛国，其地十八万方里，当中国之一蜀，而敢灭我琉球，剪我朝鲜，破我辽东，跞我威海，虏我兵船，割我台湾！”（《日本书目志》）他显然是针对总理衙门因循守旧、智慧衰竭进而导致丧权辱国的恶果说这番话的。他和千千万万举子不顾个人前途甚至身家安危而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运动，在唤起中国人近代化改革意识的同时，复将新学新政的导入视为解决内忧外患和边疆主权问题的首要选项，并为后来的“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立下了首功。然而与前贤无异，他们的领土主权意识，似同样没有妨碍其宇宙关怀和天下主义。（《大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