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有关中朝边境的“间岛”交涉问题。1907年，宋教仁到东三省，意外发现了日本欲利用合并朝鲜之机侵吞中国东北领土的阴谋。他于是发挥了其国际法和东亚历史的丰富知识，写出了一决中朝边境问题的6万余字鸿篇——《间岛问题》。“间岛”（中国从未有此称呼），是当年日本人和朝鲜人对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中国延边领土擅自单向的称谓，包括今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市。在《间岛问题》中，宋教仁首先厘清了所谓“间岛”的领土主权历史。他通过大量的文献，尤其是朝方文献，证实“‘间岛’之领土主权，自唐中叶迄于明末，即属通古斯人之传来取得者，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人民亦无丝毫之关系也”。其次，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向为中朝两国天然边界，古往今来，早有定谳，毋庸置喙。最后，必须尊重康熙五十一年（朝鲜肃宗三十八年）中朝划界的历史事实。他精心选用了两种朝方文献——《通文馆志》和《东国文献备考》，有力地证明了当时两国官员曾在长白山共立石碑并镌刻“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于石碑之上的历史事实。这些丝毫不违背国际法边界条约的史实使“间岛当为中国领土，其条件已完全具备”，于是有后人记录曰：（宋教仁）“精舆地学，曾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得之，间岛交涉，得以不败（1909）。清政府欲请先生任外交，先生不为动”。于右任复谓：“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沈，又得中国及日本之史迹足以为此案之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望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宋教仁只“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宋渔父先生传略》）然而，宋教仁成功的学术戍边工作，却并未成为之后中国涉外纠纷时可供效法的恒例。
    对此，《禹贡》杂志主编冯家升先生曾大为感慨：“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早几年前就在国际间宣传他们的‘满蒙非支那论’，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反驳的。同时日本人为了实现此种基调起见，就雇用了大批学人专门致力于‘满鲜学’或‘满蒙学’，研究的成绩很能独树一帜”，“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不论古今，不论哪一科，无不有突飞猛进的成绩。返看我国，事事落后，又事事颟顸，真不禁令人长叹息！按：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冯氏在如此复杂的心境下，甚至表达了下面的忧惧：“凭日本人对于东北研究的成绩，也可以把东北取走了。假使国际联盟注重学术上研究的话，凭我们临时作的几种小册子，是要失败的，东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禹贡》）他所说的“国际联盟”一事，指的是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对日本霸占东三省事件的“国联”干预行动。在这一干预下，日本吞并东北的法理前提，已被根源性地取消。
    今天，在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单方面挑起的“南海问题仲裁案”中，中国的研究队伍已表现出史上罕有的成熟度和学术制胜能力。而中国能最终实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首先是中国自古形成的“一”的观念，在国疆既有的“大一统”事实面前，早已凝结为不须讨论的哲学及其国家意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已集中表达了这一哲学及其国家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其次，中国自古已然的“协和万邦”理念即今天所谓“国际主义”传统，仍适合于当下的国际事务而远未过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应该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的世界性表达，而该表达能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则精准地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人类生存之道和全球价值。这意味着，以维护国家主权与保障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学术戍边工作，将成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世界史研究者们的长期任务和光荣使命。
    （作者：韩东育，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