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在自述中曾说：“回顾这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我觉得我所坚持的研究方法，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严格遵照事实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分析任何历史与社会问题时，都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是我的研究所以取得一点成绩的重要原因。”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胡绳武先生，2016年6月1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胡先生1923年10月7日出生，山东枣庄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史地系，留系任助教。1952年秋任复旦历史系讲师、系教学秘书，负责新开设的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任副教授、系副主任，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1962年由教育部借调到北京编写教材《史学概论》。1964年秋，回复旦参加社教运动。1970年负责为新进校的工农兵学员讲授中国近代史。1974年借调至《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1975年10月，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古文献研究室负责人。1980年12月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1981年秋评为教授。
    胡绳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有《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合著有《论清末立宪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上下卷)、《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孙中山》《二十世纪全史》第一卷《辛亥风雷》。主编有《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清史研究集》《中华文明史》（清后期卷）。发表论文百余篇。
    没有教过我一节课的导师
    1964年7月，我从复旦历史系本科毕业，考取复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胡绳武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1967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适逢“文革”，毕业推迟至1968年5月，被分配至安徽省图书馆工作。在我近四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中，胡先生没有找我谈过一次话，上过一节课。这真是匪夷所思！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似乎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记得我研究生入学时，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陈匡时老师找我与同时考取研究生的李清祿谈过一次话，称胡先生在北京从事教材编写工作，由他代表胡先生布置学习任务，要我们借阅中国近代史的几套专题资料，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本一本认真阅读，练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功。1964年秋，全国开展社教运动。胡先生回复旦，先后参加奉贤县、宝山县的社教运动。我也参加了奉贤县头桥公社的运动。当时，我住公社，胡先生与65届学生吃住在大队。期间，我与胡先生有所接触交谈，但谈的都是四清四不清之类的问题。“文革”爆发后，胡先生作为复旦历史系仅次于周谷城、周予同的“反动学术权威”，在复旦大学第十宿舍操场，受到批判斗争。我当时任校学生会主席，成为复旦保守派红卫兵的负责人，“一月风暴”后，受到学校造反派隔离审查，交代检查，日子也很不好过。这时候，我与胡先生自然没有任何接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我与胡先生的交谈接触多了起来。
    1982年9月，我赴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时胡先生60岁。有一天，我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朱宗震同学一起，前往中国人民大学静园看望胡先生。我向胡先生汇报了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回安徽后，准备调到省社科院历史所，从事安徽地方史研究。胡先生非常支持，认为安徽的李鸿章集团、安徽的辛亥革命活动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值得研究。
    1992年9月，安徽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在黄山举行“中日关系史和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胡先生70岁，我邀请胡先生和师母与会。胡先生在会上发表了二万余字的《近代中日友谊史上的感人篇章》论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天，胡先生、师母和我们一起乘缆车上了黄山。
    1995年9月，因工作需要，我调回上海图书馆任党委书记，主持刚合并的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所的工作。上海图书馆是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的特大型公共图书馆，藏书丰富，尤其是家谱收藏更为世人瞩目，是海内外收藏中国家谱数量最多的单位。我当时兼任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深知家谱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就直接领导上图家谱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期间，我有机会就向胡先生请教家谱文献的研究。2000年5月8日，由上海图书馆主办的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图召开，我请胡先生专程来上海，主持了研讨会的开幕式。
    2000年10月，我年届60，卸下繁琐的党政事务后，便将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家谱文献的整理、开发和研究中去。
    2002年胡先生80岁，新著《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于是由上海历史学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于10月25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胡绳武先生八十华诞暨《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出版座谈会”。胡先生在沪期间，我也向先生汇报了退休后的打算，准备利用上图的家谱资料写些家谱论文。胡先生非常支持我的设想，他说，上图的家谱资料得天独厚，当今中国家谱研究领域尚没有一部稍具规模的中国家谱史著作，为此，他鼓励我：“不仅要写论文，要下决心撰写一部中国家谱史的专著，沉下去五年，一定会有收获。”
    “沉下去”，沉到家谱文献的海洋中去！退休后，遵照先生指导，我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安徽等地查阅2000多种家谱，将重要资料做了摘抄、复印，并按专题进行分类。仅此一项，字数就有千万计，为撰写家谱专著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资料基础。
    十年磨一剑。2010年初，60万字的《中国家谱通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次年再版，并入选国家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人文社科类），还荣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2014年10月19日，我应国家图书馆邀请，在“文津讲坛”作家谱文化讲座，会后即去海淀区世纪城看望胡先生。那天先生精神很好，谈风甚健，表示了身体许可想再次回上海复旦看看的打算。我对胡先生说：当年我做您的研究生，1967年7月没交毕业论文就算毕业了，现在在您鼓励指导下，《中国家谱通论》出版了，并获了奖，就算我的毕业论文吧！胡先生笑了。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脑际，想不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永别！
    毕生贡献辛亥革命史研究
    胡绳武先生毕生追求学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潜心钻研，深入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先生回忆，自己走上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道路，带有偶然的因素。2007年，胡先生接受北师大历史学院邹兆辰教授采访时说：我在1948年从复旦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由于一个偶然机会，留系当助教，为大学选修班讲授中国通史。1952年复旦院系调整后，各系普遍开展了学习苏联制订教学计划的活动。中国近代史被确定为历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讲授一年，每周6课时。这样一门份量很重的专业基础课谁来开呢？当时复旦历史系的教授阵容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这些教授各有专长，没人愿意开新设的中国近代史课。究竟谁来上这门课，系里一再讨论，结果决定让我这个在教师中年纪最轻、中国史方面唯一的一名助教来担任，并决定提升我为讲师以示鼓励。当时，我实在不敢承担，因为这每周6课的中国近代史，马上就要开课，我就以没有时间备课来推辞。最后，经过讨论，公推系里在理论方面最有修养的陈守实先生和我共同负责这门课，陈先生讲课我辅导，半年之后由我接替。1953年春季开学以后，我就独立地承担起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
    胡先生决心将自已毕生精力放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清末民初的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方面，则是在充分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后而作出的深思熟虑选择。胡先生认识到：近代中国，人们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过程中，清末和民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一方面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之际，人们已痛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国家面临被瓜分灭亡的危险，所谓国无时不可亡。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他们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活动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这一时期内，客观环境和人们的思想都处在激烈的变动中，各种社会矛盾都表现得异常尖锐、复杂，一切变化也来得格外迅猛。具体地来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对历史研究来说，无疑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再者，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来看，这段历史也是研究比较薄弱的部分。基于这种认识，胡先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清末民初的历史和社会方面。胡先生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与金冲及先生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他说：“我这一生的主要精力确实都用在了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上了。这五十年来，围绕辛亥革命的问题包括各种事件、团体、人物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我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辛亥革命史稿》这部书里。”
    《辛亥革命史稿》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酝酿到1991年正式出版，经历了30余年时间。胡先生回忆：“在我与金冲及同志合作完成《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吴慈生同志已经约我把在1955年发表的那篇《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的论文，扩写成一部30万字的专著，并且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时候，我和金冲及同志已经开始合作撰写《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彼此合作非常愉快，所以我就约他和我共同完成这部书。我们商量，个人先围绕课题撰写一些专题论文，然后再写成专著，这样可以保证专著的质量。”“后来，我们又进一步商定这部专著由他负责写1903年以前的部分，由我负责写1903年到同盟会成立前的部分。这部书稿写到1962年4-5月，大体上就完成了。就在我们准备最后完成的关键时刻，教育部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来信借调我去北京参加黎澍主编的史学概论教材，当时我心里是不想去的。去北京，一来打断了我们合作写书的计划；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部教材很难编。可是领导已经决定了，我只好前去。”“临走之前，把已经写成的稿子和有关的资料都交给金冲及同志，请他完成统稿的任务。这部稿子后来他整理了出来，并且交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但是书稿在‘文革’之前并没有正式出版。”
    胡先生还讲到过：“到了1979年，当我们发现1962年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那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的稿件并未丢失，后来经过金冲及同志修订再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正式出版后，我们才开始考虑续写以后三卷，争取于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日之前四卷全部出齐。并议定，第二、三卷，主要由金冲及同志负责，我写少数节、目，第四卷完全由我执笔。之所以如此分工，主要是因为第四卷需要使用报纸的资料，工作量较大的关系。”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终于在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前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2011年5月，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重印发行。
    《辛亥革命史稿》问世后，与金冲及先生同年出生的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段云章教授以《一部博大精深的辛亥革命史》（刊《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为题发表了书评。段教授指出：“作者努力把本书作为一场革命运动的过程来考察。对它的发生、发展、走向高潮，又终归失败作了历史的、具体的合乎情理的剖析。它不是一块块的拼凑，而是指导思想明确、脉络线索清楚、一环紧扣一环，阶段性特点划然分明，而又一气呵成，浑然一体。一部150万字的巨著，犹如一篇前后融贯的生动文章。”《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出版后，被同行专家评论为“代表了我国现今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一部佳作”。《辛亥革命史稿》获得第一届郭沫若中国史研究奖和中国大陆1949—1992年孙中山学术研究优秀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凤翰教授也发表了两万字的长篇书评加以推介。
    胡、金亲密合作成史学界一段佳话
    在学术研究方面，胡绳武先生和金冲及先生长达一个甲子之久的亲密合作，称得上是中国史学界的一段佳话，为广大学术研究人员所敬佩和称赞！
    胡先生与金先生1947年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来改为历史系）开始成为同学。那时胡先生是四年级学生，金先生是一年级新生。
    1953年秋天，新闻系向历史系提出开设一门每周3课时为期一年的中国近代史课。胡先生就邀请当时在学校先任团委书记、后任教务处教学科科长的金冲及同志来系里兼任教师，负责为新闻系讲授中国近代史。自此开始，两人一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刚成立的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工作，经常在一起讨论教学和学术问题。
    1957年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讨论会上，胡先生和金先生与会分别发表了一些意见。会后不久，金先生就写成一篇《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问题》的稿子。他对胡先生说：“您在会上的发言我很赞同，我现在把讨论会上的内容综合成一篇稿子，您看我们联名发表如何？”胡先生说，文章是您写的，还是以您一个人的名义发表好了。金说，许多意见是您讲的，还是联名发表吧！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上。这是胡先生与金先生长期合作的开端。
    1956年的时候，胡先生打算要写一篇关于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胡先生所以起意要写这篇文章，是感到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同时，也应该研究它的对立面立宪派。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胡先生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共计十二册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是个油印本，上面许多材料都没有被人使用过，胡先生就约金冲及合作写这篇文章。胡先生邀请金先生和他合作撰写《论清末立宪运动》，实际上是对金先生邀他合作撰写太平天国这篇文章的好意的回应。
    从此以后，两位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合作便开启了。以后的合作大体上是先交换意见，进行讨论，然后一个人执笔来写。写出以后，另一个人看过，或者作修改补充后发表。两人联名共发表二十多篇文章。胡先生回忆：“我和金冲及同志合作研究的中国近代史，除了一部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外，还有《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部上、下两卷本六十三万字的论文集。”
    胡先生与金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亲密合作不仅为中国学者称赞，也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和赞扬。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先生在京都一次学术会议上曾风趣地对他们两人说：“在我们的印象中，你们两位的名字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次，韩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泰斗闵斗基教授在东京问金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两位为什么能够合作这样长的时间？一般说来，这是并不容易的。”金冲及先生回答：“第一，我们俩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就是同学，他是四年级，我是一年级。以后，我们又一起在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工作，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交流看法，在长时期的交流中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没有这个条件能保持长期一致是不可能的。第二，我们都感到两个人在一起的力量比一个人要大。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如果由一个人搞谈何容易。我们一起合作时，没有什么个人计较。通常容易发生计较的，一个是署名，一个是稿酬。我们的办法是，谁执笔的或主要执笔的，就把谁的名字写在前边。你看《辛亥革命史稿》这部书，第一、二、三卷，署名金冲及、胡绳武著，第四卷署名胡绳武、金冲及著，写文章的署名也是这样。至于稿费，任何情况下都是两个人对分，谁多谁少都不在乎，有这两条就可以长期合作了。”
    胡先生与金先生历时一个甲子之久的亲密无间的合作，不仅是中国史学界优秀学风的典范，也是世界史坛的一段佳话。
    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
    胡绳武先生在治学过程中，十分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
    2013年11月复旦大学《校史通讯》刊载《胡绳武自述》一文结尾时，胡先生强调：“回顾这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我觉得我所坚持的研究方法，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严格遵照事实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分析任何历史与社会问题时，都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是我的研究所以取得一点成绩的重要原因。”
    胡先生在“文革”前参加由教育部文科教材编选办公室聘请黎澍同志任主编的史学概论的编写工作，曾撰写《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一书，1984年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胡先生在书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来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客观的规律，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给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标志着对世界历史全部理解上的一个根本的变革，一个真正的革命。”“唯物主义历史观，给人们提供了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一些基本原理，但它却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具体研究。”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一书的写作，对胡先生后来的辛亥革命等课题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使我掌握了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这种指导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不是教条主义的套用。”以《辛亥革命史稿》为例，这部书之所以被称为“佳作”，首先是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来分析那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所产生的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历史人物。胡先生认为：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紧要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的发生、发展、胜利到失败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很多情况让人感到眼花缭乱。要把这一复杂历史过程交代清楚，必须抓住最基本的线索。我们把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界定为：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当然是通过最先觉悟的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旨在推翻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场革命。所以，我们的书在论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组织和成长，民主革命的纲领、战略、策略的形成和运用，以及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功过、事件成败的评估上作为重点。《辛亥革命史稿》这部书之所以被称为“佳作”，还因为这部书在占有史料方面见长。段云章教授的书评中说：“作者在本书中摘引的史料，极少是转引的，绝大多数是第一手史料，其史料来源之浩繁实属罕见。”又说：“初步统计，图书报刊资料约540种，其中很有分量的报刊杂志140种。”
    胡先生在《胡绳武自述》一文最后一节“治学感悟”中，对如何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提出了建议：“首先，应该重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弄清楚他们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过程中究竟运用过哪些方法，把它们归纳出来。其次，在引进当代外国史学使用的各种方法的过程中，加强对它们的分析与批判，肯定它们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确实有成效的一面，同时批判其明显的唯心论的东西。再就是，应该认真研究近现代中外史学家的成功之作，总结它们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成功之作，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我觉得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能够从事实出发，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来科学地说明历史现象，探求历史规律，也可以写出体现唯物史观的令人信服的史学专著。另外，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离开传统的史学方法孤立地加以运用。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史学遗产和优良的史学传统，我们应该重视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研究，努力把新史学方法和传统史学方法结合起来。最后，我感觉无论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的论述，都应该结合具体史实进行，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中作出令人信服的成果，这样才有说服力，才能够被人们接受和利用。”
    作为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先生结合自己60余年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实践，留给我们关于如何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的“治学感悟”，对我们从事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启示意义。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