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程应鏐先生（1916—1994）百年诞辰。程先生青年时代相继在燕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学习；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并数次奔赴抗日战争前线；抗战胜利后，在昆明和上海投身民主运动。1949年以后，程先生先后在中学和高校从事教育工作。他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也是现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人。我们在此回顾程先生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纪念他道德文章皆令人敬仰的一生。
    1954年7月，程应鏐先生从高桥中学调至筹建中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出任历史科主任。1956年，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分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和上海第二师范学院，程先生任第一师院历史系主任，直至1957年7月。这三年间，他为现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付出诸多努力。
    反右运动开始，程先生被划为“右派”，贬入历史系资料室工作。学校决定让他的同事魏建猷先生接任系主任，程先生对他说：“你和我在教育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你接手，我就放心了。”可见他即使身陷政治风暴，最牵挂的也是历史学科的建设。此后直至“文革”，程先生在政治上屡遭打击，被迫中断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学科发展更无权过问。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学校重新招生。次年，程先生复出工作。1979年改正错划“右派”后，他终于又能将满怀热忱投入到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的事业中。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领域不乏卓著成果，但相较于历史学家的声名和地位，他更珍视自己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和使命。在77级学生虞云国的印象里，程先生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他多次对人强调：“我首先是一名教师，不是什么学问家。”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程应鏐先生百年诞辰。我们在此回顾程先生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纪念他道德文章皆令人敬仰的一生。
    读书卡片正反面都要写
    1979年，程先生成为“文革”以后第一批恢复招生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的负责人。严耀中是那年唯一考上的、程先生的第一位中国古代史研究生。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按照以前的辈分，像程先生这样的学者，恐怕是轮不到他当亲炙弟子的，但当时右派平反，一批有真才实学的老先生重回高校教学第一线，他才有幸在初入学术殿堂时，遇到一位真正有学识的老师。何况他当年是个“独苗”，程先生几乎按照传统的师徒关系，一对一地带他深入学术堂奥。
    程先生非常重视基本功，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资治通鉴》是一年级的必修课。严耀中是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学生，还要读二十四史中从《三国志》到《南史》《北史》的十一史。程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上过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程，这种传统据说是陈寅恪先生确立的。此外，程先生规定，江辛眉先生的“校雠学”必须上，因为校勘、版本诸学是读史书的基础。程先生让严耀中将《资治通鉴》和十一史对读，以比较相同事件的不同叙述方式，体会其中或隐讳，或彰显的事实——这也是陈垣、陈寅恪先生训练基本功的方法。
    每周六下午，严耀中会到程先生办公室去面谈。程序几乎是固定的。他先汇报一周读书内容和体会，提出疑问，程先生或点拨，或解释；然后换程先生提问；最后布置下周读书任务。
    程先生的思路和视野都很开阔，交谈中，有时会从一个问题延伸出去，比如说到北魏的“平齐户”里，有人以教书和抄书谋生，他就说，在希腊被罗马征服后，一些希腊名家子弟也在罗马教书，即使在不同的文明进程里也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接着就举出一连串的名字。
    程先生要求严耀中养成做读书卡片的习惯，正反面都要写：读书时要把霎那间深有体会的内容抄在正面，背面写明抄写的原因，然后分类整理；看论文时要把摘要写在正面，把心得写在背面。这都是思想的火花，日积月累，结合正史的记载和他人的论文，就能找出可以反驳或补充的地方，这就是写文章的基础。这样的卡片，严耀中在整个研究生阶段一共做了3000多张。
    程先生上课的风格与一般老师完全不一样，77级的本科生们也非常喜欢听。大一时，程先生开了一门“中国历史文选”课。那一届学生年龄和基础相差很多，刘昶是其中比较小的。开学后，他第一次听程先生上课，“风度非常好”的程先生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上课不带讲稿，却能自然地引申出很多典故。
    77级学生上三年级时，程先生为他们开了“魏晋南北朝史”的课，教室里坐满了人。程先生从个人的遭遇讲到历史，讲得非常生动。听过课的学生无不觉得收获很大。
    刘昶记得，程先生教历史，反复强调，历史要研究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宣扬意识形态，要把人的生活、思想、情感和价值阐发出来，这样的历史研究才是能传世的。这一点是程先生在学问上对他影响最大的。
    老师的寓所是向学生开放的
    据说程先生只在寒暑假写自己的文章，平时的精力都是放在指导学生上的。
    严耀中住的学校宿舍，离程先生家不远，有时候饭后散步，就散到程先生家去了。当时他的年龄、阅历、学术水平和程先生差距甚大，在他印象里，程先生每次都饶有兴致地和他闲聊，丝毫不在意自己的休息时间被占用。“文科的研究并非只是为考证而考证、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格局是很窄的。如司马迁所言，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一定是古今相连，学术和生活相连的。程先生愿意如此耐心地和一个毛头小伙儿聊天，是因为，他真是时刻把作为教师的本色牢牢记在心上的人。”
    学生去找程先生，无论是学习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总是尽最大努力去关心，对谁都是既热情又客气。有一次，程先生的研究生张荣明登门，程先生当天大概有重要的活动，因为，“穿着平时不常穿的西装，坐在沙发上，气度真是很不一般，有着世代熏陶出来的大家风范”。他一见学生来了，马上笑眯眯的，满面春风。
    虞云国记得程先生和他讲过：学生到家里来，我才知道他们想些什么、缺些什么、需要什么，作为老师，我才能有全面的把握。他还和另一位77级的同学讲过：你
    知道为什么以前大学老师的寓所都是设在大学里面的吗？这说明老师的寓所是向学生开放的，这样，学生才能近距离地接受熏陶。
    程先生对学生登门是很欢迎的，但他并不在家中随意谈公事。他的儿子程念祺说：“爸爸的学生、同事有时候到家里来，进进出出，我们也会听到一些事情。我们关心他，到吃饭时，会询问一下，爸爸就反问我：你是古籍所的吗？你是历史系的吗？”就是这样直来直去。严耀中也记得，到程先生家里聊天，“国家大事可以谈，系里的事绝对不谈”。
    程先生复出以后，行政、研究等各方面工作都很忙碌。二十年风雨如晦，光阴耗尽，他十分珍惜雨后新晴的晚年。即使分身乏术，他在如何培养学生、为学生创造更多条件方面，还是动了很多脑筋，花了很多精力。他凭借自己在学界深厚的人脉关系，经常从校外请老师来给历史系学生上课或做讲座，不少是史学界名家。陈志让、邓广铭、杨廷福、赵俪生、漆侠、胡道静、苏渊雷、靳文翰、齐世荣、徐中玉等诸位先生都曾前来开讲，使学生拓宽了视野，受益无穷。当时，复旦、华师大等学校也有很多学生专门赶过来听讲。
    程先生海纳百川，又对朋友怀有赤诚之心。叶笑雪先生曾私下对张荣明讲过：“你的导师不得了啊，我们背后叫他‘通天教主’。”意思是，程先生认识的人多，总能办成事情。程先生自己摘掉右派帽子，回到领导岗位以后，也很照顾当时尚未翻身的学者，把一些没有进入高校、身份普通但很有学问的老师请来，给学生上课。比如李家骥先生，程先生就曾帮他把著作油印出来，再让他给学生上课。
    当时这样做，阻力不可谓不小。严耀中就记得，有人议论程先生：把资产阶级的教授请来，把无产阶级的课都挤掉了。
    青年之中，人才还是有的
    虞云国在上师大档案馆里找到一封程先生当年写给李培栋先生的信。李老师是反右以前就深得程先生赞赏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反右以后受程先生牵连到中学任教，改革开放后才被程先生召回。程先生在信上说：“七七级有个学生刘昶，写了一篇论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文章，我陆续地看了一半，很有见解，也读了不少书，你有时间，等我看完了，也可以看看。青年当中，人才还是有的。”
    虞云国认为，最后一句话特别重要，这说明，程先生既发现刘昶是个人才，为人才的出现而喜悦，也感到77级、78级中，是有大批人才可以涌现出来，为我们民族的复兴事业添砖加瓦的。
    刘昶的这篇《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写于1980年，当时他还是个本科生，出于学术兴趣，写了十几万字。写完以后，他拿着文章到程先生家里给他看。那是他第一次登门拜访。程先生靠在躺椅上，看上去特别累，但是他和师母见到刘昶，都非常客气。“程先生最初不知道文章有多长，就说，你放着，我看一下。等我拿出来，一看，那么多字啊！所以他让我把文章留下，他要看一段时间。”随后两人闲聊了几句，刘昶担心程先生太累，就先告辞了。
    他知道程先生很忙，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完，所以也没有太在意。一个多星期后，他听到其他班上在议论，说程先生表扬了77级一个学生的文章云云。刘昶再去找程先生，两人聊得很开心。程先生对他说，这篇文章应该赶快发表出去，所以一边推荐给上海社联，一边又推荐给学报。刘昶说：“这篇文章有些观点与当时主流观点是相左的。如果不是程先生极力促成，肯定是无法发表的。”
    当年10月，程先生去北京开会，还向《历史研究》主编庞朴先生推荐了刘昶的文章。1980年12月的《上海师院学报》发表了刘昶的文章后，程先生把这期学报寄给了庞朴，《历史研究》很快就在1981年第2期上就转载了这篇文章，这在《历史研究》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全文转载外刊文章。
    80年代还是乍暖还寒。文章发表后，果然，学界有很多讨论，也有很多批评。程先生是学报主要负责人，首当其冲受到很大的压力。这些压力，刘昶从未听他谈起过，而是从旁人议论中得知的。“程先生只对我说，你不要怕，这是学术观点，有什么关系，要追究责任，也是我的责任。”刘昶和其他同学一两周就会去一次程先生家，不管聊什么，程先生从来不会训诫他们什么话不能讲，总是鼓励他们：要敢于有想法，敢于挑战不同的观点。
    刘昶快毕业时，程先生希望他能留校任教，当时有些人认为他是反动学生，总想把他发配出去。程先生去争取，说，不留这个学生我就辞职了。这些事，他也从未主动和刘昶说起过。
    程先生对学生，关爱有加，扶持有加，他的爱才如渴是有目共睹的。
    他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释幹》，其他学者看到后，也发表了商榷文章。严耀中把两篇文章都看过后，结合自己的体会和程先生的启发，写成一篇文章，经程先生修改后去投稿。《中华文史论丛》的作者，大都是名家，编辑部和程先生商量，能不能把他的名字加上去。程先生回复：这主要是我的学生写的文章，我是不能署名的。
    78级一位学生毕业后去中学任教，在教学过程中感到苦闷，来信倾诉。程先生在身体特别不好、耳朵失聪的情况下，仍回信指点他：上课应该多讲英雄人物和贤良人士，这样才能激励我们的学生，才能达到历史教学的目的。
    有位78级的本科学生写了一篇文章给程先生看，程先生看了几日，请他来取，文中的错别字都被圈了出来。这位学生事后才知道，程先生在看完文章后没几天，就去医院接受鼻咽癌手术了。
    文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
    张荣明在读《黄侃日记》时发现，晚年章太炎在和自己的得意弟子黄侃相处时，讨论最多的便是，“最近发现了佳弟子没有”。黄侃告诉他，发现了一个，潘重规。章太炎听后大为高兴，觉得学术的命脉得到了继承。读到这里时，张荣明就想起了程先生。
    张荣明原先在安徽插队，因种种原因回到上海浦东，成天在家看书自学。1979年，他想尽办法把户口迁回了上海，当年中国社科院招研究人员，他去考了中哲史专业。考试很不容易，需要写中文论文和英文作文。上海共有四个人考过了分数线，他是第一名。但是，由于“逃避上山下乡”，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
    “文革”后期，上海师范学院曾参与二十四史标点工作，主要负责《宋史》的整理，标点组后改为古籍整理研究室，1983年，在原有基础上创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
    1984年，某日《文汇报》第二版刊登一则启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向社会公开招聘能够标点古籍的人员。张荣明看到后，给古籍所去信一封，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不久收到程先生回信：既然你有这方面才能，就来吧。
    张荣明说：“程先生看人是这样的，他听我讲话，就马上注意到我，注意到了，也并不会轻易相信我，而是马上安排我标点。”他标点了《朱子大全》中的30万字资料，给程先生看。程先生看完后问他：“你有这样的水平，为何不考研究生？”他如实回答：“四年前考过，政治上没通过。”程先生告诉他：“如果你品德没有问题，那么就算你是反革命，我也可保你。我已经生病了，原来不准备招学生了，你来考，我就招你
    一个。”程先生是坐在学校西部古籍所办公室里对他说这番话的，当时穿着一件圆领汗衫，手里拿着一支珐琅质笔套的金笔，笔身是墨绿色镶嵌一点红色。这一幕清晰地刻在张荣明的脑海里，每次回忆起来，就像电影画面一样。
    程先生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是要考文章的，不少学生认为，这是程先生独树一帜的地方。他常和学生说：虽然我们经常批判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认为它埋没人才，但科举有一点好，要写文章，这是传统教育中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文章写得好的人，说明思路是清晰的，是有办事能力的，文理不通的人，思路也不通，何谈做事情，搞研究。
    1985年，张荣明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可以常常见到程先生了。程先生有着慈祥的神态，与他接触，如坐春风；程先生又有不怒自威的风度，他一走进古籍所，有些年轻老师就躲进自己的教研室去了。张荣明说：“程先生的内在修炼、道德文章都臻完美，所以才有这样外在的气度。这样的老先生，平生‘仅此一见’，但也已经足够幸运了。”
    在虞云国看来，程先生一般很少直接批评学生，倘若沉默不语，便表示不以为然了。他一直记得自己的一件“糗事”。80年代中期，一波“文化热”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加以反思批判，成为一时之势。1986年，虞云国和一位好友准备一起参加一个科学史讨论会，需要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完全是当时拍脑袋想出来的”，题目也颇有时代印记——《西方的神学理性和东方的理学迷信》。虞云国提供中国思想与科学的材料和想法，好友贡献西方神学与科学的资料和论点。文章写成后，在会上颇受好评。
    这篇文章程先生也看了，会后某日，虞云国登门，程先生问了两句话：西方的东西你了解多少？宋明理学的书你都看过了吗？尽管说完就转移了话题，但虞云国知道，这几乎就是一个批评。“我当时对西方的了解，无非是大学世界史课程中那些皮毛，对宋明理学虽有涉猎，也远远没有到达全面透彻把握的程度。”
    程先生的诘问，就像醍醐灌顶。他后来琢磨程先生的意思，并不是说传统文化不能批判，而是在下结论时，应自问是否已经充分占有必要的史料，如果观点先行，再找材料，那是没有说服力的，也是背离史学正道的。虞云国说：“这是程先生在学术道路上对我唯一的正面批评，所以铭记终身。这些年来，对历史与传统中的负面因素，我在历史随笔与史学书评里仍会进行批判与反思，但每当完稿之际，总会扪心自问，你的观点与结论，是否经得起全部史料的覆案与拷问，从来不敢再有造次。”
    我的私信不要用宋史研究会的邮票寄
    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曾在回忆文章里如此评价：“在知名学者当中，程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办事能力极强的干才。”对此，程先生的学生兼助手们感受尤深。
    1980年，程先生与邓广铭、陈乐素先生发起成立第一个全国性断代史学术研究团体——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设在上海师范学院，程先生任秘书长。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在上海师大的14年间，俞宗宪、虞云国、范荧曾先后协助先生开展工作，而后十年主要是范荧在协助操持，因为程先生认为“女孩子管账细心”。
    程先生年轻时在大学里、在军队里都办过杂志，他编宋史研究会的《宋史研究通讯》也是驾轻就熟。范荧说：程先生威望高，人脉广，他要做的事情总能一呼百应。比如要在《宋史研究通讯》上开个专栏，学界的老先生、中青年学者，都很积极地响应，所以好几个专栏都顺利办起来了。办杂志需要各方面人手，上师大学报的资深编辑、历史系的资料员、印刷厂的有关同志等，都长期不计个人付出地全力支持。这其中固然有大家对文化事业的奉献，而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更是无声的感召力。
    在程先生的操持下，《宋史研究通讯》在海外影响也非常大。1987年，邓广铭先生访问日本，致信程先生：“在日本两个月，只到了东京、京都、奈良、大阪四地，但那里的研究宋辽金史的学者，老中青三代人，我大都见到了。他们对我们宋史研究会的注意，是我去日本前决不曾想到的。……他们还极重视您所编辑的《宋史研究通讯》，有许多人都以看不到这一刊物为憾。”
    宋史研究会的经费是很紧张的。每年的经费，最初是三千、四千元，最多一年是五千元，加上会员每年一元钱的会费，满打满算，14年间的总经费不过五万元。程先生用这点钱维持了宋史研究会那么多年的运转，要出杂志，还要资助年会。所以他不止一次对范荧说：宋史研究会的钱，要精打细算，一分也不能乱花。有一次，程先生让范荧寄信，其中有几封是他的私人信件。他拿出五毛钱，说：“这几封是我自己的信，不要用宋史研究会的邮票寄。”因此范荧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总压着一些邮票，那是专门用来给程先生寄私信的。
    举办年会是研究会的大事，程先生十分重视。1984年，第三届年会在杭州举行，程先生几乎把当年全部经费都用来资助会议，上海师大还派出了一个八人会务组前往协助办会。巧的是，范荧的婚期正是年会闭幕那一天，同事们都以为她可以不用去了。但程先生考虑到接下来范荧要负责秘书处的具体事务，还是要求她参会，但允许她提前两天回沪。
    看上去，程先生似乎不大在意学生的“大事”，但是，年会结束后，程先生一上班，就递给范荧一叶很精美的诗笺，上书一首《浣溪沙》，作为她的新婚礼物。范荧注意到，词的落款是30日，年会28日闭幕，程先生是29日才从杭州回来的。“他经过这么大一个年会，前前后后忙碌多日，加上车马劳顿，一定十分疲惫，但在回沪第二天就给我写了这首新婚贺词。这就是程先生！他一切以工作为重，但同时又不乏对学生的殷殷关切。他对学生的好，从来都不挂在嘴边，而是真正放在心上。”
    做人、做事、做学问
    程先生的一些学生，日后陆续也都成为老师，继承了程先生的事业。对他们而言，程先生不仅是学问上的引路人，更以高蹈人格为他们树立了人师的榜样。
    张荣明记得，在他考上研究生后，程先生在开学的第一天，告诫过大家一句“非常简单却有千钧之重”的话：勿为小名小利所动。这不啻为人生指南——要把握住自己，要能抵挡世间种种诱惑。他后来读到陆俨少先生的回忆文章，陆先生的老师对他说过：你一下笔，就必须与古人血战一番。言下之意，今人尚无定论，要比，就须与古人比。读到这里，他觉得这和程先生给他的感觉是非常一致的。程先生所谓“勿为小名小利所动”，正是要求他们，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都是大境界！”
    刘昶印象很深的是，在读研究生期间，程先生反复对他们强调：人们常说，做人做事做学问，是非常有道理的。读书、做学问是排在第三位的事情，第一位是做人，第二位是做事的能力。具体而言，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有正确并为之坚守的价值观，要关心社会现实，关心生活实践，从现实中产生问题意识，然后，才能做好学问。刘昶现在也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这样强调，并告诉他们：“这是从我的导师那里传下来的。”在他看来，程先生身上有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美德，这是他留给一代又一代学生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常说要接续道统，程先生所具有的风骨、美德和情怀，就是永远值得继承下去的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