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先生总结出千百年来政治制度的因素,大都在权力分配上着眼于制衡与均衡两个方面。在权力核心内部以及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间都存在着权力制衡关系,失衡和制衡不当都必将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失控。
    先生走了，平静地走了。2016年2月23日凌晨，著名历史学家关文发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6岁。遵照先生遗嘱，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惊悉先生辞世，不禁为中国史学界的损失而扼腕叹惜，也为先生之风范而肃然起敬。
    关先生1931年出生，广东南海人，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此后长期在该校任教，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分会负责人、武汉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分会主席、湖北省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88年后调任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会顾问。
    关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以明清史研究见长，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学术造诣精，尤其对明清时期的典章制度有着纯熟的素养，他在明代内阁制度、督抚制度、翰林制度、嘉庆皇帝研究、清代海盗问题、民族关系、城市研究、河督问题、人物评论以及吏治、外交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学术著作《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嘉庆帝传》，以及主编的《中国监察制度研究》在学界均有重要影响。关先生的学风、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作为当代优秀的学术遗产之一，值得我们珍视和继承。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制度史研究是公认的难点，也是学问大家的必由之路。关先生把明代政治制度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领域。1980年，关先生应邀出席了郑天挺先生主持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名作《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1987年，关先生在“第二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重要论文《试论明代督抚》； 1991年，关先生出席了“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力作《明代翰林制度考述》。这三篇专论环环相扣，对明代几大主要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考察，论文探微求真，分析绵密，层层剥笋，持论中肯，展现了关先生从事制度史研究的深厚功力，从而奠定了关先生在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明代政制在中国政制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先生等撰写的学术专著《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6年再版）集中了关先生多年研究的心得，先生把明代政治制度置于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宏观构架中去考察,围绕着强化皇权这一政治轴心，分析了明代的中央政治体制与地方政治体制，官制与吏制，国家监控体制与各级官员管理体制都已出现的新的重大变革。其中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制度、总督巡抚制度的创设；“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任官制度的奠定；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庶吉士制度、观政进士制度、国子监生历事制度等，都对其后的清代政制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关先生总结出千百年来政治制度的因素,大都在权力分配上着眼于制衡与均衡两个方面。在权力核心内部以及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间都存在着权力制衡关系,失衡和制衡不当都必将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失控。全书把握明代政制之源流与演变发展，高屋建瓴，脉络清晰，对传统皇权政制的认知极富启迪意义。
    明代政制研究歧见颇多,如明代内阁基本形成于何时?关先生不囿成说，爬梳史料，深入辨析。并从阁员组成、内阁职责及内阁名称三个主要方面对“宣德说”、“正统—正德说”提出了质疑和辨析，坚持了“永乐说”。又如针对有些论者将内阁制的建立看成是丞相制度的复活,作者从内阁建制、法定地位与权力基础三个方面,将两者作出区别,说明内阁制的建立,只能是皇权强化在中枢机制变革上的一种反映,实非丞相制的恢复。关于总督巡抚制度,关先生指出:督抚“分省设抚,跨省置督”的原则,至迟到嘉靖时已大体定型。督抚已从单纯代表中央督察地方，发展为“总领一方,节制三司”,从而突破了明初“三司分立”的地方政制格局,而巡抚与都察院派出的巡按御史区别也越来越明显。从督抚的任职时间看,已从短期的临事派遣发展为长驻久任,开府置属;从暂设变为定设、专设，为清代督抚正式成为地方大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明代翰林院在职能结构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关先生敏锐地抓住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一简拔官员体制的奠立进行突破，重点辨析了由翰林制度衍生的庶吉士制、内阁制的相互关系。其中特别是翰林与内阁，过去论者往往对此混淆不清以至出现诸多歧见，这在该书的论述中获得了澄清。关先生还对明朝通过翰林机制，将国家育才、储才、用才紧密结合起来，对于促进官员素质的提高，保证政权的持续稳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它所存在的因袭性太强、圈子过窄、不足以平章举国重事的弱点，也如实地作了揭示。这些评论由于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因而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具有说服力的。该书还特意将明代始创的观政进士制度、国子监监生历事制度、庶吉士制度,全都纳入官员职前培训制度进行综合考察,应该说,这种合并归类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在该项研究中是一个新的思路。像上述这些具有拓新性的学术见解,在该书中数量不少,从而大大丰富了该书学术价值（见陈长琦等《关文发颜广文新著〈明代政治制度研究〉评介》）。该著问世对明史研究尤其是明代制度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现代政治制度建设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中国史研究动态》《华南师大学报》《武汉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曾刊出专题书评予以好评，《二十世纪明史研究综述》一书对该著的内容与特点作了重点介绍和评述，多所高校将该著作列为研究生必读文献，该著作1998年获得第二届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嘉庆皇帝研究
    嘉庆皇帝是清代第五个皇帝，嘉庆王朝是中国社会政治兴废、传统变更的关键时期。关先生在开展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的同时，还对清代中叶嘉庆帝及其王朝进行开创性研究，他最早名作是1983年在“第二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发表的《评嘉庆帝》，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1986年关先生又应邀出席了白寿彝先生主持的“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力作《试论清代嘉庆朝的对外政策》，此后又陆续刊出《关于“和坤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嘉庆嗣位考述》《嘉庆吏治评议》《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等一系列重要论文，改变了清史研究一向只关注康、雍、乾三朝的格局，打开了长时程研究清代转折时期政治史的视窗。
    1993年关先生力作《嘉庆帝传》问世，从学术性到思想性、从指导原则到具体写法都颇具特色,堪称是代表史学界评价历史人物新风气、新水平的力作。嘉庆在位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社会内部战乱频仍,外部危机四伏,呈现出衰败之象,这与乾隆全盛时期“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樱文奋武”的宏伟气象，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据此史家通常对嘉庆评价不好,以为他是清朝中衰的始作俑者，既然是中衰之主,其昏庸和腐朽也就不言而喻。该传突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为一位长期受误解的皇帝进行实事求是的辨正，指出导致清代中衰的根子不在嘉庆,而在以“十全”功业著称于世的乾隆。关先生深刻剖析了
    乾隆晚年所存在的几大严重弊端:经济上大肆铺张，仅官修史书、军费开支、南巡玩乐就耗费了大量财富，使国库迅速亏空；政治上宠信和珅,使其前后柄权达20多年,以致上下官吏贪墨成风；军事上八旗兵及绿营相继腐败,军备严重废弛。因此清室的中衰,实始于乾隆后期。乾隆交给嘉庆的,其实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疲败之局。其次,关先生指出嘉庆25年的为政是有所作为的,这主要表现在他着力对乾隆晚年的种种弊政进行弥缝匡救。在政治上力斩和珅，重典惩治贪官污吏,带头崇俭默奢，倡勤戒惰，除虚务实,整饬吏治;在经济上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宗旨出发,体恤民间疾苦,慎重开捐、议增盐粮官价和折色浮收等,对赈灾、镯免、治河、理潜等工作躬亲其事；在外交上实行谨慎的睦邻政策,严禁鸦片,坚决抗击英国对广东沿海日益加剧的侵略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危机。
    对嘉庆抄斩和珅的历史原因进行辩证分析是该著的又一大亮点，史家通常认为嘉庆抄斩和珅是经济原因，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正指此。作者以严谨的考订，着重从两方面对嘉庆帝作了重新评价。对于人们误解最深的和珅一案,关先生作了专门的辨析,抄斩和珅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钱财问题,但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诛和珅是为了严肃纲纪、整饬军备和安抚民心,这对于挽救清朝的衰危之势而言,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关键。
    关先生始终把嘉庆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大框架中来考察,指出清王朝的衰败,已成历史必然之势,嘉庆虽力图挽救,却无法根本改变。其次嘉庆为镇压民众起事，先后动拨了上亿两的巨款用于平息战事,也使国家和社会的元气大伤,使中衰之势不可逆转。最后与整个封建机制的衰败一致,嘉庆也几乎丧失了其祖先曾经有过的锐意进取的勇气,他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泥潭里越陷越深,将闭关自守的大门关得越来越紧,作为封建帝王,他个人无法为一个衰落的社会找到生机和出路。通过这种透视,对嘉庆帝的评价就在辩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完整了（见宋德华《一部颇具特色的人物传记》）。关先生对嘉庆帝及其王朝的开创性研究填补了清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打开了长时程研究清代转折时期政治史的视窗，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了清代由盛而衰的真实景象，而且可以思考由衰而亡的历史教训。这部极具学术份量的著作问世后，《新华文摘》《清史研究》《武汉大学学报》《江汉论坛》《华南师大学报》《广东社会科学》《南方日报》等众多报刊都作过专题书评，赞誉它是“清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该著不仅在国内学界深受好评，也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重视，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威廉在《乾嘉变革在清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多次提到关先生在嘉庆帝研究中的卓越贡献。
    若干重要历史专题的研究
    1982年关先生应邀出席了“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撰写了《从〈宋论〉看王船山关于“陋宋”的观点——兼论船山的政治思想》专题论文，对王船山在《宋论》中提出的关于“陋宋”的观点作了重点考察,进而探讨了其政治思想。关先生认为史论是船山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史论往往就是他的政论,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从船山对“陋宋”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想深受儒学影响。儒家的一些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基本上是他评史论政、衡量治乱得失的理论依据。其中关于注重人事的观点、求实的观点、讲求时势的观点,是船山政论中的精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关先生还指出船山的史论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感，因此船山所批判的“陋宋”,实际上藏有“陋明”的影子。船山政治思想的形成除了诸家之说的渊源外,更重要的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关先生此文对王船山政治思想的分析十分中肯，是研究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一篇很有份量的专论。
    1984年关先生应邀出席了“纪念袁崇焕诞辰40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的重要论文，获得与会学者的赞誉。袁崇焕诛毛文龙，是明代末期的军政大事，向所非议不断。从明末以来，袁崇焕“擅戮大帅”之罪名就见诸明清之际的重要史籍。关先生的这篇论文，从袁崇焕的议款目的、毛文龙的所作所为、党争对袁崇焕的影响以及袁崇焕死后的战局等方面入手，分析了袁崇焕诛毛文龙的正当性，为袁崇焕正了名，也指出了崇祯皇帝的多疑及误杀，该文拨开迷雾见本真，显示出关先生精深之思辨功力。
    1987年关先生应邀出席了傅衣凌先生和我共同主持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发表力作《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关先生首先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同时还考察了当时汉口的商业主体结构、城市性质和商人组织，指出汉口是以其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的，因而对各地商品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均极强，其覆盖面相当广。他剖析了包括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大行业，以及后来衍生的茶叶和洋广杂货等行业在清代前期的发展。关先生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汉口作为全鄂的中心大市，其省内的物质依托还是相当雄厚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要发展为商业中心也将是困难的。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的工业水平不高，是一个以商业机能为主的都会，与苏州、佛山等市镇相比较，其工业与商业之间的发展显得很不平衡。清代前期虽说繁荣，但毕竟是商业为主的消费城市，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关先生最后认为各省在汉口的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的确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关先生对汉口商业的精深研究，为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镇”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形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
    1993年关先生完成了名作《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刊于《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充分体现了关先生精于思辨的特点，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对反抗清王朝的武装集团的性质进行辨析，是思想解放的体现。通常认为，反清的武装就是进步的起义军，应该给以正面肯定。关先生通过抓住蔡牵集团性质的主轴，对其出现的成因、队伍之构成、与安南夷艇之关系及其一贯之剿劫活动作总体考察后指出：第一,蔡牵长期霸占海域，不分对象地对商舶和渔户大肆剿劫。第二，海盗集团与起义队伍性质之根本不同,关键在于两者战略目标不同。任何起义的战略目标,始终是歼灭维护旧政权的官军,进而推翻旧政权;而海盗集团的目标只在剿劫,因而劫商与避兵便成为他们的行动规律。第三,关于政治纲领与口号。蔡牵称“镇海王”,刻有“正大光明”王印并建元“光明”，但这不能改变其劫掠的本质，不能望文生义去作解释。总之,以蔡牵为代表的海上武装集团,虽曾进袭台湾,其活动又几乎是与白莲教起义、湘黔苗民起义同一时间进行,从而分散了朝廷镇压上述起义的力量,在客观上对清朝统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其海盗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该作对于明清时代海盗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及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1998年关先生又刊出一篇力作《清代前期河督考述》，该文对河督沿革、河督体制及河督选任及其治绩得失作了详实考述，关先生指出，河督的完全定制是在清代，清代河督体制,是为了适应治河、导淮、济运三者的协调与综合治理而建置的，它标志着我国治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该文不仅填补了清代制度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对今天国家大型工程的管理和反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主持编撰《中国监察制度研究》
    1998年关先生等主编的学术专著《中国监察制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7万字。该著采用以专题为主、横纵结合、中西对比的体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自先秦至今数千年来监察机构的设置与嬗变、监察立法的演化、监察思想的发展、监察职能的拓展、监察官员的选任、杰出监察官员的政绩与评价、监察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中西监察制度对比等，每个专题均围绕着特定的中心主题展开阐述，彼此对应，从而构成一个较完整和严密的体系。
    关先生指出，中国监察制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不同社会性质的时代，但作为中华监察文化体系来说，却是一脉相承的，在其不断运作的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更新，从而积淀成为世人瞩目、富有特色的优秀文化遗产。关先生又指出，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职能在于“彰善痹恶、激浊扬清”，对国家各级行政系统实施必要的制衡和监控，具有修明政治、严肃法纪、整饬吏治、纠劾官邪、矫正冤狱、荐举贤良、以及惩戒教育等功能。监察制度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成为治国安民以及反腐倡廉的锐利武器。
    该著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监察制度与西方监察制度详加比较与论证,并集中地评价了中西监察制度的异同与得失。作者认为在中西政治制度中,监察制度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西监察制度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完善，两者最大的区别则是由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监察制度是以分权制理论为基础。而中国长期以来所推行的监察制度则明显地具有集权制倾向,两者均利弊共存,优劣互见，这种根据不同国情进行分析对比是十分可取的。把对制度的研究与人物形象相结合,可称为该书颇有特色的内容之一，全书除在相关章节注意这种结合外,还特辟专章介绍了一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嫉恶如仇、铁面无私、敢于为民请命、敢于舍身维护法纪、敢于同腐朽的恶势力做坚决斗争的监察官员。该著是我国监察制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在理论上和学术上有很强的创新性，出版后受到学界同行的重视和好评，《江汉论坛》《华南师大学报》《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曾发表专题书评对其学术价值予以充分肯定，该著不仅拓宽了中国监察制度研究领域，也为今天长期开展反腐倡廉运动和监察制度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文发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特点
    在半个多世纪的的学术生涯里，关先生对读书悟道中的“博与专”关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1993年2月《羊城晚报》读书论道专栏曾刊出过一篇对关先生的专访：《读书的“博”与“专”——与关文发教授侃读书经》，关先生专门谈到读书与治学的问题。通常认为“博”就是博览群书、开卷有益；“专”就是有的放矢、立竿见影。关先生认为这两种观点都绝对化了。博与专，不是对立关系，而是递进关系。读书需要博，更需要专。关先生指出无论作何研究，都必须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这就是博。司马迁撰《史记》，之所以能传诸万世，是与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具有广博的知识分不开的。我们强调“专”决不意味着单打一，像研究中国古代史，就很需要有点古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考据学、文献学、社会学、
    民族学、哲学等基础知识，乃至数、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关先生又说：我们研究历史，经常要运用比证方法，即对事物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用以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龙去脉及其所具有的时代特点、地域特点等。我们研究明清史，就不能不懂隋唐史、宋元史、近代史、世界史。明朝制度虽“法体汉唐”，但仍有不少制度是沿袭元朝制度稍加变革而来。清朝立国制度虽说大体沿袭明朝，但仍有来自八旗制度、王公贵族共议国事制度、满汉复职制度等，都可以在辽、金王朝找到渊源，如果口径搞得很窄，不顾上下或忽视左右，这样的“专”，必然流于武断或浅陋，所以博是治学的基础。关先生又指出：“博”并非是漫无边际的、盲目的，而是受“专”所制约的，就研究历史而言，我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史料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仅二十四史即达3200多卷。而清代档案史料，据粗略统计多达960万件。此外还有数量更为巨大的私史、专史、野史、实录、起居注、圣谕诏令和相关的文集、笔记、方志、族谱、碑刻、墓志铭等等，哪怕穷毕生精力也无法遍览。故读书应该专博结合，以专为主，以博促专。在选定的专业范围内选择基本史料进行精读。研究明清史就应该选定《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等典籍进行精读，反复钻研，必有所获，其他则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读与泛读。
    精于思辨是关先生的又一治学特点。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思辨，是史家必备的素养，但在展现不同观点的过程中通过思辨的方式展开讨论，却非一般的史家所能为。关先生在这方面展示出深厚功力，他对明代内阁制形成和发展问题研究、对袁崇焕诛毛文龙之辨析、对嘉庆抄斩和珅的历史原因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考证、对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都充分体现了他精于思辨的特点，总之关先生的著作，处处体现了思辨之光和质疑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惟书有华，秀于百卉”，关先生谦逊博学、睿智高雅，对学生后进，宽厚体恤，多所栽培。一生不近世俗轻薄，却独享“一部经典，富可敌国；半杯香茗，贵比王侯”的书卷生活，宅心仁厚，自信平和。关先生落笔，平实有韵，详而不冗；审视资料，无论正史野钞，奔腾而来，尽收胸臆；发微探源，堪称典范。先生虽逝，但先生的人品、学问和贡献，将为后世铭记。
    （叶显恩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一星为广州市东方实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