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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既然“温和的穆斯林”这个术语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定义，那么，法国语境中的“温和的穆斯林”是什么？ OR：在法国的语境中，在政客、记者等人那里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是，政治的激进化——吉哈德，恐怖主义是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一个后果——人们认为人民越是信仰宗教，他们在政治上也就变得越发地激进——这是假设，这个推理的前提使当局认为，为解决问题，需要发展一种在教义学上“温和”的伊斯兰。如你所知，警察局的档案里，就有关于希望获得安全许可到机场工作的穆斯林的信息等等，他们的宗教实践情况也会被标注出来。这并不新鲜——在1905年，当时处在激进的世俗主义者控制下的法国国防部，就对法国官员建档，标注出他们的宗教实践程度——他们会不会每周带着祈祷书去教会等等，所以，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恐惧症。它与对宗教的恐惧相关，与这样一种看法，即，宗教终将导致狂信，这从定义上说，就是一种世俗的看法。 法国社会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在宗教上激进的同时，在政治上完全温和——尽管这种情况当然是存在的。以修士(moine)为例——他在宗教上是激进的，因为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宗教，但他又可以是一个非常和平主义、非常温和的人。但因为我们在公共空间里再也看不到修士了，于是，我们也就忘记了这点，对于穆斯林来说，也一样。所以，一个每天礼五番拜的穆斯林被认为可能是激进的。警察局的档案里会这么写，许多人也会这么看。因此也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有人就跑去建议政府，说国家应该培训世俗的伊玛目，也就是说，温和的伊玛目——需要在教义学的层面上改革伊斯兰，女性应该与男性平等，等等，但问题是，国家——世俗的国家——是不能干涉教义学或者说神学辩论的，否则，国家就不再世俗了。世俗的意思是，首先，政教分离，其次，为保持一致，政权要与所有宗教而不只是某个宗教分离，但并没有人去要求天主教会任命女牧师。当然这方面也有所改革。1905年的法律是拒绝承认天主教的教阶制度的。教皇有高于主教的权威，这点是直到1924年才得到承认的。法兰西共和国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传统，那就是，要求教会按共和国的要求改革——它针对的不仅仅是伊斯兰。 我想，穆斯林，在不太了解法国历史的情况下，往往会把这一切归结为种族主义，但原因比这更深刻。我的回答很简单，世俗的国家不应向教义学或神学伸手——再者，什么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是改革者，加尔文也是改革者，但他们都不温和——你只需要看看美国的福音派就知道了，他们才不温和呢。不存在什么“温和的”宗教，我们需要在政治层面上来问这个问题。因此，温和的穆斯林就是谴责暴力与吉哈德的穆斯林——没问题——但你没有必要去问他怎么看古兰，怎么看礼拜——政教应该分离——后者肯定不是政治问题。 MFC：你看起来在一方面，身为“温和的穆斯林”，要隐藏个人的信仰，另一方面，身为信徒，要公开谴责对宗教的攻击之间看到了某种矛盾。法国穆斯林所处的，是双输局面吗？ OR：的确，是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被批评搞小团体主义(communautarise)——另一方面，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一个小团体，我们又要求他们以团体的身份做出回应，集体地谴责恐怖主义。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穆斯林团体”，于是，也就没有人能够代表这个团体来谴责控制恐怖主义了，而这样，我们又说，你们竟然不谴责恐怖主义。这就是穆斯林所陷入的陷阱。出路是，以不同的声音说话。这就是在查理周刊事件后发生的事情，和二十五年前的拉什迪事件不一样，当时，穆斯林社群真是没有任何代表。今天，我们不会说，穆斯林社群没有代表了，我会说，穆斯林社群也有穆斯林的精英、知识分子、电影摄影师、律师、艺术家、宗教任务、以及像UOIF那样的组织，他们可以为这个群体说话，这和二十五年前不一样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会出来说话——这也是社交媒体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像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用刻意去找自动就能看到成千上万条推特。这种情况在二十五年前还不存在呢，所以说，言论被放开了。穆斯林的声音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他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和分歧，在穆斯林社群的问题上、或是对穆斯林社群的指责上都如此——所以我会说，进步还是有的。非常明显的进步。别在谈论“穆斯林团体”了，那个团体并不存在。现在人们也开始听到这个信息了。 MFC：一些思想家说，法兰西共和国是在与其殖民地的对立中形成自己的认同的。那么，它能不能把伊斯兰整合为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呢？ OR：我认为我们太过于强调殖民的过去了。那是一个智识上的建构，具体而言，情况早就不再是那样的了。殖民的共和国是世俗的（当然它也支持宗教秩序，1904年的反会众法[这部法律把天主教教堂的会众活动排除到了法国的教育之外]的一大矛盾之处就在于，它在国内不允许会众，在海外却允许——牧师在海外是有用的，但在法国却是敌人），但法国的殖民，也不是基督教的殖民。与土著相比，法国人是有一种优越感，文明的使命——是，但殖民的机制要更复杂得多。 让我给你举个例子。法国一个给伊斯兰以完整地位的制度，是军队。法国军队已经设立了特遣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负责组织穆斯林士兵穿制服到麦加的朝觐，就像基督教士兵穿制服到卢尔德朝圣那样。为什么军队更容易整合伊斯兰呢？确切来说，恰恰是因为，军队有殖民的过往。有穆斯林部队，清真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特遣的神职人员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殖民的遗产，比我们想的更暧昧。巴黎大清真寺也是殖民过往的结果——法国野心很大，因为一方面，它想通过殖民，成为穆斯林大国，另一方面，它又从来不想对待天主教那样对待伊斯兰——1905年的法律并不适用于阿尔及利亚。我不同意那些，比如说参加法国共和国土著运动（以前的一个政党）的人的立场，他们相信，我们仅仅是推进殖民关系而已——我认为，今天我们更多地是一个超级世俗性的国家，而不是什么殖民设定的拓展。这种超级世俗性影响到所有宗教，但对伊斯兰的影响尤其大。它更多的是拒绝在公共空间考虑宗教——是一种宗教恐惧症，而不是别的什么。 MFC：如果不展示你的宗教这个事实就是温和穆斯林的定义的话，那么许多穆斯林会认为，不“展示”他们的宗教认同是不可能的啊——无论是通过戴头巾、每天礼五番拜、封斋等等。今天法国穆斯林可以在做完整的穆斯林的同时，做完整的法国人吗？ OR：这取决于你的生态位。你在哪里生活，你就在哪里工作。这是所有宗教都要面临的问题——妥协的问题。一个宗教拿着一张写满不容商榷的内容的清单进来，是不合适的，天主教教会就曾经这么做过。比如说，它说，同性婚姻这个问题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这就引起了巨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态度引出了困境。是时候重新思考宗教与共和国的关系了。通过依靠宗教自由，世俗性已经在向意识形态的转变道路上走的太远了，它需要像一种同居的规则（而不是一种对宗教的排除）回归。如今，同居的形式，必须通过谈判来决定。我们已经在工作场所看到这个了：公司和他们的宗教劳动力谈判。显然，一个拒绝在收银机上结算酒类商品的售货员不可能胜任收银员的工作。我们不可能预期他不把酒钱算进去，它需要别的工作。类似地，有些工作，也与斋月和礼拜的实践有冲突——但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商量的——我们需要从宗教自由的基础来考虑这些事情，而不要拿多元文化的视角来说事，正是靠着宗教自由，各种宗教社群才能到一起协商着签订契约，因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也是正统犹太人的问题。天主教教会正与其价值、和主流文化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斗争，清教徒融入的最好，但随着福音派的成长，我们也有了更坚决地要求自己权利、更加批判世俗性和现代性（比如说在堕胎问题上）的清教运动。所以我认为，各种宗教需要联合起来，一起要求共和国贯彻宗教自由的原则，而不是通过世俗性，强迫它们与共和国保持一致。 MFC：您在您的书中提到作为全球化和新通讯方式的结果的文化危机，在您看来，这套东西，把宗教孤立了出来。您认为，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世俗化进程么？ OR：它是国际的。以基要主义的教士——赛莱菲派或美国的福音派，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主流文化不再宗教，文化是“西方的”、“世俗的”、“无神论的”、“异教的”，无论如何，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但宗教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隔阂是随处可见的。甚至在美国（在这里多数人的认同是宗教的），宗教权威也在抱怨，文化不是宗教的文化了——看看近来通过的关于同性婚姻的法律吧，社会的大多数人还认为自己信教呢。我认为，主流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分歧是越来越大了，但人民依然是信徒。对我来说，世俗化不是通过停止信仰的人的数量来衡量的，当主流文化不再被认为是“宗教的”，世俗化就已经发生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