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法国史学家将研究的重点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转移到了当代，以更好地观察当代、回应社会需求。这种转移体现在当代史讲席和学生数量的增加上，同时也表现在课程设置上，例如将“当下史”单列为一门课程。1978年，法国当下史研究所创立后，“当下史”获得了合法性，得以列入大学教师资格认证和中学教师合格证书的考试大纲。瑟伊、午夜出版社推行的“当下史”丛书也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专注当下的现象被法国史学理论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称为当下主义。他在《历史性体制》一书中区分了三种历史观：古代以“历史乃生活之师”为训条，强调过去是无法超越的，因此关注的是王侯将相以及过去那些值得效仿的典范；近代从18世纪末开始，以未来为导向，强调过去终将被超越，这时流行的是进步史观；20世纪70年代起兴起的是以当下为中心的历史观，从关注未来过渡到当下——专注当下的情境、信念和行动，用现在的术语解释过去。
    综观法国近几十年历史观的发展可知，当下主义的特征包括：第一，强调档案和谱系。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认为，在数码时代，遗忘是例外，记忆才是常态，因此尝试用录音机和计算机等科技手段保存一切。档案数量的增长，促进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兴建、扩建。2013年1月21日，法国国家档案馆皮埃尔菲特分馆正式对外开放，该馆存放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量档案和一些私人档案。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系列史、历史人类学在此期间盛行，是因为人们能够利用口述、图画和影像档案资料，从当下追溯到谱系的起源。第二，多元空间分析。19世纪史学职业化的动力之一就是论证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政治家及其活动成了历史写作的重心。进入20世纪，由狂热的民族主义引起的纳粹大屠杀否定了线性进步的民族国家史观，跨区域和超国家的写作得以流行。当前的边疆史、移民史、全球史关注地方、家园、区域发展及其关联，就是试图解释人群、制度、物质、技术、观念与信仰的交流和碰撞。这时，民族国家不再是历史解释的唯一空间框架。第三，遗产保护的兴起。1980年是法国的“遗产年”，随后在法国的推动下，1984年起全欧洲确立每年九月第三个周末为“欧洲文化遗产日”。将过去的成就当作遗产来展示，容易激发当下的人们想象过去的样子，甚至有利于观众通过科技例如博物馆中的3D、“互动”来感受他们没有经历的过去。受科学家的启发，他们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开展保护自然的环境运动。第四，最重要的是历史创伤对当下的持续影响，它排斥了线性史观和进步史观。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主要就是讨论大屠杀对幸存者后来一系列事件的持续作用。
    当下主义的兴起有着时代背景和法律保障。在时代背景上，1970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危机和科技进步，特别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再度崛起和计算机的普及，使得民众感到“时间在加速”，因此只能将当下作为行动的准则。在幸存者和目击证人逐渐消逝的年代里，对维希政权的反思使得知识分子开始面对那些挥之不去的过去，而非遥不可及的过去。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东西德统一、9·11事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尤其超出了知识分子的预料。法律上，2001年1月18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有关“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法案，“公开承认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2001年5月21日，法国制定法律，承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这些法律不仅仅将视野局限在民族国家范畴，还延伸到了人类史中的受难记忆。另外，在档案查阅方面，1979年颁布的《新档案法》规定，除某些特别敏感的卷宗，一般档案的查询时限降低到了30年。正如阿尔托格特别指出的，“金融资本主义、信息革命、因特网、全球化和2008年危机”为当下主义提供了背景支持。
    当下主义历史观又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几年里，法国历史学家没有过多地将精力投入到当代史，既是因为研究者偏好长时段和结构主义，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距离，对当代的观察就难保客观性。当下主义最先出现在政治史领域。197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新政治史”探讨近代民主制度的出现，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极权运动和民主道路趋向，回应了意识形态危机和1973年经济危机，又批评了年鉴学派第二代不关注政治、政治史和个体，缺乏叙事，过于看重计量分析。犹太裔法国历史学家、出版家皮埃尔·诺拉编纂的《记忆的场所》所引导的“记忆研究”是投入当下史最典型的例子。诺拉选取一些能代表法兰西特性的场所以巩固当前民族认同，满足了法国读者的怀旧情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暴力史与战争史成为一个革新的领域，展现出历史学家的公民义务和“共同责任”。法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欧芬斯塔特在《历史学，为当下而战》中，特别强调了历史学家作为公民“介入”历史的必要性。总的来说，在“建构主义”和跨学科思潮的裹挟下，阶层、性别、族群、种族和基督教之外的其他信仰成为近20年历史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削弱了历史学家曾经主张的“价值中立”，强化了历史学家提问的社会根源。雅克·勒高夫就认为，法国史学留下“对今天影响越来越大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这种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历史学家对编纂历史的信念只能来源于这一双向运动”。当下主义历史观既是回应时代的变化，又符合史学求新、求异的要求。
    一些个人的因素，尤其是创伤，解释了当下主义的兴起。当前在法国学界取得巨大成就的研究者大多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维希政权或生活在二战的阴影下。二战幸存者留下的文献之多，唯有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回忆录才可以与之等量齐观，区别只在于前者展现了生命的渺小和行刑者的罪恶，后者关注废墟和当时的失落。诺拉主编的《自我史论集》邀请了7位著名历史学家参与自传写作，“进入另一个时代，只通过别人来诉说他们自身”，最终他们都谈到了史学作品的主观性和他们在二战前后遭受的创伤。当下史研究所近两年连续召开“历史学家的自我写作”研讨会，都提到了个人创伤对历史写作的决定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艾玛尔在谈到法国人对待1944年奥拉多惨案的态度时，更是详细叙述了他在童年时期经历的这场悲剧是其近20年由全球史转向关注记忆、纪念活动和历史事件的个人因素。至于那些关注乡村和城市的法国学者，例如勒华拉杜里、勒高夫是从当下的视角来说明进步的文化精英，另一些例如菲利普·阿里耶斯、阿兰·科尔班则关注正在消逝的大众文化，从而哀叹“我们失去的世界”。写作者无法超越创伤，也就只好诉诸历史和那些失去的事物。因此，历史学家的入世态度、个性，与他们的作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当下主义还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档案过多和主观性过强。从定义上说，当下易于变动，甚至是非理性的，容易受情感的左右。情感史研究试图正面回应这种挑战，关注“六种情感：夙愿、爱、愤怒、骄傲、品味和焦虑”，谈到每个社会都有自己表达和限制情感的方式，每种情感在各个年龄、阶级、性别和宗教间又存在差异。法国书籍史专家罗杰·夏蒂埃则在《作者的手艺、印工的心声》中谈到数码时代的历史学时，认为主观性是无法避免的，“理解不同时间对当下的影响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
    总之，时代的状况、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和个人的创伤，三方面共同促成了当下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思考这三方面因素带来的焦虑感，从而使社会大众重新定位到唯一可以把握的当下时刻，记忆、纪念仪式、创伤也就成为近几十年来法国学界的热门议题。但是，这种专注当下的历史观，其实最重要的是凸显了历史的现实功用和伦理承担。
    （作者：赖国栋 单位：厦门大学历史学系）